文物古迹错误连篇：方孝孺被“少灭一族”(图)

　　国庆长假，难得有闲逛北京、游南京，深深地被两大古都丰富厚重的文化和历史所震撼。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一些著名文物景点上不时出现的“别字”，却实在是有愧于“文化”二字，给这原本应是“长知识”的游览添了不少的“堵”。比如，在北京孔庙大门前一块介绍孔庙的牌子上，将进士题名碑错写成了 “提名碑”；在孔庙大成门内乾隆石鼓的译文中，将“銮铃”错写成了“銮玲”；在东西配殿《大哉孔子展览》中，将“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里的“僵”错写成了“疆”；在大成门西侧的《中国古代官德文化展》中，唐代名臣陆贽被错写成“陆执”……在古都南京，诸如此类的错字同样屡见不鲜。在著名古刹鸡鸣寺内的“药师佛塔简介”中，竟然把梁武帝萧衍的大名写成了“萧洐”；在明故宫遗址介绍方孝孺“血迹石”的文字中，把“灭十族”写成了“灭九族”……

　　北京孔庙——

　　题名碑

　　怎么变成了“提名碑”

　　“题名”和“提名”虽然同音，但在意义和用法上完全不同。“题名”原来的意思是古人为纪念科场及第、旅游行程等,在石碑或壁柱上题记姓名,后来泛指为留纪念所题记的姓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题名”一词的解释可谓简单明了：“为留纪念或表示表扬所题记的姓名”；对“提名”的解释则是“在评选或选举前提出有当选可能的人或事物名称”。此外，“题名”和“提名”在用法上也各不相同。“题名”是采用书写或镌刻的方式使名字保留在有纪念意义的碑石或张贴出来公布于众；“提名”则是指在评选或选举之前或当场提出评选或选举的对象。显然，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碑应是“题名”之意。孔庙作为元明清三代皇帝祭奠孔子的场所，本应是最有文化的地方，堂堂孔庙的介绍中将“题名碑”错写成“提名碑”，让被誉为“至圣先师”的孔圣人情何以堪？难道在碑上留名的5万多进士，还先要提名自己做候选人吗？

　　据考，进士题名早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长安新及第的进士，为表达春风得意之情，都要到大雁塔的塔砖上题写自己的名字，即所谓“紫毫粉壁题仙籍。”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赋诗称自己“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后世遂将“雁塔题名”作为进士及第、跃过龙门的代称。但具体到第一个以进士身份在雁塔上留下印记的是何许人？历史上一直众说纷纭，史籍上记载最多的是张莒和韦肇。北宋张礼《游城南记》引《嘉话录》云：“张莒及进士第,闲行慈恩寺,因书同年姓名于塔壁,后以为故事。”北宋钱易所撰《南部新书》又云：“韦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后进慕效之，遂成故事。”于是，有人又进一步探寻出张莒登第于唐代宗大历九年即公元774年，韦肇的登科年代在公元758年至768年之间，张莒登科的年代应在韦肇之后。明朝郎瑛在《七修类稿》卷二十《辩证类》“雁塔题名”条云：“至于题名之说，一云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遂为故事；一云张莒本寺中闲游，戏题同年之名于塔。然人虽不同，其义其时一也。”

　　北京孔庙院内现在共有进士题名碑198通，记载了元、明、清三代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最早的题名碑是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开科取士后建立的。元代开科16次，明代曾把元代的题名磨掉刻上本朝进士姓名，目前仅存的三通元代题名碑是康熙年间国子监祭酒（校长）吴苑在启圣祠（后改为崇圣祠）院中掘出的。如今，在孔庙的题名碑上，仍能找到很多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明朝保卫北京城的将领于谦、明末大将军袁崇焕、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在民间流传很广的传奇人物如刘墉、纪晓岚等，也都碑上有名。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为纪念这位古代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全国多地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北京孔庙的《大哉孔子展览》自然吸引了很多中外游客。但纵观展览的文字介绍，丢字落字别字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元封谥孔子碑”中的“谥”字少了半拉；“君臣揖让”少了“揖”字；在介绍古代筹算方法的文字中，将“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里的“僵”错写成“疆”……此外，还有在大成门西侧的《中国古代官德文化展》中，唐代名臣陆贽被错写成“陆执”；在孔庙大成门内乾隆石鼓的译文中，将“銮铃”错写成了“銮玲”……

　　南京古鸡鸣寺——

　　梁武帝萧衍

　　怎么改成了“萧洐”

　　古人常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也就是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即使“株连九族”时，也不能因为怕“连坐”而改姓以求免去一死。可见，名字在古人的心中是何等的分量？古代虽然也有更名改姓的情况，但大多都是不得已而改的，如因避西楚霸王项籍的名讳，姓籍的改为姓席；因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姓庄的改为姓严；因避晋景帝司马师的名讳，姓师的改为姓帅；为避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的名讳，姓敬的改姓“苟”……然而，“驾崩”了1000多年的梁武帝萧衍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人竟然改他这位皇帝的名。

　　萧衍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开国皇帝，在位时间长达48年，且颇有建树，晚年由于“侯景之乱”致都城陷落，被侯景囚禁，死于台城，享年86岁，谥为武帝。梁武帝萧衍与清代89岁驾崩的乾隆皇帝一样,是中国古代少有的几位高寿皇帝之一。

　　后人为何把梁武帝与南京鸡鸣寺挂上钩？这是缘于萧衍在位时曾多次到该寺“舍身”。鸡鸣寺在南北朝时期叫同泰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东麓，梁武帝萧衍崇尚佛法，于普通八年（公元527年）命人修建，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改叫鸡鸣寺。梁武帝笃信佛教，经常亲自到寺中设会讲经，甚至四次“舍身”入同泰寺，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脱掉皇冠龙袍，穿上僧衣，与寺中僧侣同吃同住同修行。但皇帝躲到寺中不理朝政，却苦了朝中的大臣，大臣们不得不前后四次将皇帝从同泰寺里“赎”出。由于皇帝“舍身”于同泰寺，这里遂有了“南朝第一寺”之称，成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佛教中心。寺内供奉着明代铜铸药师佛像的药师佛塔是1988年应佛教界知名人士倡议兴建的，塔高44.8米，七层八面，斗拱重檐，内梯外廊。登塔远眺，栖霞、钟山依稀可望，明城墙、玄武湖尽收眼底。

　　将梁武帝萧衍的大名改成萧洐的石碑位于鸡鸣寺院内，在药师佛塔前的这块石碑上云：“西元527年（梁大通元年）武帝萧洐建同泰寺并九层宝塔，崇丽一时……”若梁武帝地下有知，不知对此做何感想？

　　南京明故宫——

　　方孝孺被灭了

　　“十族”而非“九族”

　　如今提到“故宫”二字，人们大多都会立刻想到北京的紫禁城，其实南京明故宫比北京的故宫规模更大、建筑更加巍峨。目前权威部门公布的北京故宫占地面积是72万平方米，而据有关资料记载，南京明故宫的占地面积为100万平方米，如今遗址上残留的宫殿柱础就有一米多高。

　　南京故宫始建于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曾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和明成祖朱棣三代皇帝的皇宫，后来的北京紫禁城就是以其为蓝本兴建的。1421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明故宫日渐衰败。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的堂兄、福王朱由菘逃到南京，在此建立南明政权。其时由于大殿多已坍塌，朱由菘只好在武英殿称帝。太平天国时期，清军与太平军曾在这里发生激战，明故宫被彻底烧毁，只剩下残垣断壁。民国时期，由于开通中山东路，明故宫被分成了现在的明故宫遗址公园和午朝门遗址公园两个部分，方孝孺“血迹石”如今就散落在明故宫午朝门遗址公园内一大片残留的宫殿砖石堆中。

　　作为历经了半个世纪的皇宫，南京明故宫见证了明朝初年的血雨腥风，方孝孺“血迹石”正是其中之一。“血迹石”上的文字称：“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于公元1402年攻入京城（今南京），迫他草诏。孝孺拒不从命，遂被杀，灭九族。”然而据史籍记载，对建文帝忠贞不贰的方孝孺是被灭了“十族”。当年，朱棣见方孝孺拒不写诏，还且哭且骂，于是厉声问他：“即死,独不顾九族乎?”方孝孺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最后，方孝孺的父四族、母三族、妻二族这九族的亲人和第十族——他的学生总计873人全部被凌迟处死。方孝孺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