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陈超：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

　　早报记者 徐萧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四月的歌手，血液如此浅淡。

　　但桃花的骨骸比泥淖高一些，

　　它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

　　这是著名诗人、批评家陈超的诗歌《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开篇的几行诗句，写于1990年9月。24年后的10月30日凌晨，56岁的陈超选择从16楼跳下，似乎以身回应着“死过之后，就不会再死”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陈超的离去，他离去的方式，让他亲友们悲恸、错愕，继而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甚至文学场。

　　陈超拥有众多身份，他既是“少数几个能直接影响诗人的批评家之一”(第六届话语文学传媒大奖评论家奖授奖辞)，是诗人西川希望“偷走”诗句的诗人，也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吊唁陈超时说。

　　《红楼梦》和《柳叶刀集》

　　1958年，“大跃进”正式在全国展开，文学自然也要“跃进”。3月8日，中国作协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32条》，《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响亮号召，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报道。

　　这一年的10月，陈超出生在山西太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王朔在稍早的一两个月前也出生了，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则在同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政治原因没有领奖。政治，在1958年的中国是主导命题，甚至在之后的二十几年持续而深刻地笼罩着每一个中国知识人。文学只能在其巨大的暗影里喘息、匍匐，但也在缓慢生长，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巨大进展的主要来源就是那批匍匐的50后、60后：王小波、顾城、莫言、海子、贾平凹、王安忆、余华、苏童、西川、欧阳江河……还有陈超。

　　家庭和个人性情使然，陈超从小就爱读书。冬日的太原，常常能目击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独自一人穿过幽暗窄仄的胡同，到一个小书铺去租一本两分钱的小人书。陈超还拥有一笔隐秘的愉悦：父母在“破四旧”时偷偷藏下来的十几本书。其中的《红楼梦》，尤其是里面的诗词开启了他的文学世界，模仿着写的旧诗成为了最初的“创作经验”。后来，他把《红楼梦》带到了下放的知青农场，读了数遍。

　　1974年的春天，陈超16岁，来到了河北省获鹿县李村，做了两年的知青。在农场，他读到了《巴金文集》、《人民文学》，也开始接触到外国文学作品，包括穆旦翻译的普希金、钱春绮译的海涅、戴望舒译的洛尔迦，也包括契诃夫、《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基本上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翻译过来的浪漫主义诗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等。书不多，就反复读，然后写笔记。这些厚厚的笔记现在已经发黄，但还在，静静地封存着一个人也是一代人的精神断面。

　　这些阅读资源和陈超后来的写作发生了联系，其中普希金的诗对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普希金从来不把感情分为应该表现的和不应该表现的，对自己的绝对忠实让年轻的陈超感到震撼。比如“一切是幻影、虚妄／一切是污秽和垃圾／只有酒杯和美色——／这才是生活的乐趣”，这句诗不仅在当时，其实就现在来说，都被认为是带有某种享乐主义、颓废的东西，“但是普希金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了”。后来他写的《秋日郊外散步》等带押韵的新格律诗，和普希金关系很大。

　　两年后，陈超进入石家庄拖拉机厂，这次是作为一名学徒车工，开始进行自觉的诗歌写作，并且自制了诗集《柳叶刀集》，里面既有绝句、律诗、词等旧体诗歌，也有普希金、海涅式的浪漫主义新诗。这一时期的写作，基本是模仿，陈超觉得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当时的诗里一句“清晨一只军舰鸟飞到了我的窗前”，但实际上华北没有军舰鸟，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军舰鸟。“可是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用了，都是从看的那些浪漫主义诗歌里边来的。”尽管我们无法判断，那些拖着沉重肉身进行的阅读和写作，在塑造一个新生代诗人过程中的重要程度，但毫无疑问，它们慰藉了一个文学青年孤独的青春，用批评家霍俊明的话，“是诗歌使得陈超当年的这样一个年轻人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话语方式。”

　　成为思考者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陈超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大学的四年，陈超在河北师大图书馆里完成了接受的转向，知识系谱的调整。除了聂鲁达、波德莱尔、马雅可夫斯基，陈超开始接触到艾吕雅、阿拉贡、沃兹涅辛斯基等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也在《世界文学》、《外国文艺》等刊物上读到了瓦雷里、艾略特、马拉美。当时的陈超和同辈文人一样，对新思想、新知识有一种饥饿感，大家急切地探寻着自我和时代的褶皱。

　　很快，中国文学在翻译狂潮中迎来自己的闪耀时代。整个1980年代，对于在各自领域做出成绩的人，无论是诗人、诗歌评论家还是小说评论家，有两套译著是绕不过去的。一是三联出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里面有尼采、胡塞尔，也有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直到德里达。这套书陈超基本全部买了，而且通读了，半懂不懂地。还有一套是上海译文的“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大部分陈超也读了，还是半懂不懂。陈超熟悉的诗评界中，唐晓渡、程光炜、耿占春、陈仲义等都不同程度的受惠于这些书。在陈超看来，这使得这一代人的知识系谱往好了说是比较有活力，说难听一点就是精神资源紊乱，也让他们多少都有点想当思考者，或者说有思想家的气质。

　　两套书中有很多属于文艺学，包括诗学，如雅各布逊的《语言学与诗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以及什克洛夫斯基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刘小枫选编的《接受美学译文集》等。但对陈超影响最大的还是属于现代人本哲学的作品，比如海德格尔、尼采、萨特、本雅明、胡塞尔、伽达默尔，和“西马”诸人。此外，科学哲学里的波普尔则对陈超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作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

　　陈超相信，他们这一代人虽然各自的道路不一样，但都和这些东西有关。和耿占春一开始就接受主要来自卡西尔的神话诗学、文化诗学影响不同，陈超觉得从语言的产生开始谈人，人是符号的动物，再到艺术和诗歌，这对他来说太遥远，“我要解决最迫切的东西，想谈中国的先锋诗是怎么回事。”

　　毕业之后，陈超留在了河北师大，教当代文学。因为自己古文论方面比较薄弱，他争取到一个名额前往山东大学进修。很多人认为陈超是完全西式的，但只要细读一下他1989年出版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以下简称《探索诗》)，就会知道其实他在里面运用了很多古典的批评资源。

　　在山大的一个意外之喜是接触到了陆凡，山大美国文学研究所的前卫老太太。陆凡告诉他欧美正规大学的文学教学就是细读，是一种必要的训练。当时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和他编的《新批评文集》已经出版，对陈超影响挺大。觉得中国缺乏“新批评”和文本细读，也作为一种训练，1985年起，陈超从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开始，选了129位诗人的403篇作品，一首一首解读，就成了影响巨大的《探索诗》。

　　此后，《生命诗学论稿》(1994)、《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2002)、《打开诗的漂流瓶》(2003)、《最新先锋诗论选》(2003)、《中国先锋诗歌论》(2007)、《游荡者说——论诗与思》(2007)相继出版，“这些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臧棣与早报记者谈及陈超对当代诗歌的诸多贡献时这样评价。

　　今天市面上各种“诗歌选”琳琅满目，但很大一部分“诗人选”。诗歌选基于文本的价值，是从批评的角度出发。诗人选则不是，更看中流派、名头，甚至是“江湖”关系。基于流派、名头的诗歌选对加深诗歌理解、推动诗歌进程是无效的，而基于关系的则只是为了抢占山头、占据话语。臧棣说陈超的编选、鉴赏不是浮在表面的，并非无的放矢，而是因为陈超在这些工作时，一直坚持的是文本细读，这让他的选择是带有批评性眼光的。并且，不像新批评对于历史意识的排斥，陈超的文本细读，不满足于文本本身，同时他还关注文本与社会历史、个人历史的勾连，这又使他的批评性带有开放和欢迎的态度。

　　更为关键的是，陈超的批评是指向未来的，这一点很多诗人、诗评人都讨论过，比如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大解曾评论道，“他的关注点始终定位在前沿探索者，并对这些不断更替和前行的个体或诗群进行持久的跟踪，从他所开列的名单中基本可以看出中国诗歌近30年的大致走向。”臧棣也说，陈超特别注意诗歌整体的动向，不仅呈现好的，也揭示不好的苗头。不仅如此，他也以此要求自己的学生，“老师常说，你们搞文艺理论，要看到未来5到10年的趋势。”陈超的学生马庆云告诉早报记者。

　　但是，作为“排在最靠前的几个合格批评家之一”(敬文东语)的陈超，其作为诗人的一面却被长期遮蔽。

　　被遮蔽

　　和终究无法遮蔽的诗人

　　中国现代诗歌文库编委所编的“中国现代诗歌大全”收藏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初的519位诗人，我们看不到陈超。而在中国作家网陈超主页上，也只能看到他的文论和批评。这正是长久以来，诗歌界普遍关注和看重陈超作为诗评家的一面，而遗漏或忽略其诗人一面的缩影。

　　在陈超多重的身份中，他排出了如下顺序：诗人、诗歌批评家、大学教授。显然，陈超最看重的还是其诗人的身份。

　　进入河师大后，陈超开始了“自觉”的诗歌写作。1978年，石家庄成立了一个跨校大学生诗歌社团——新松社，编辑油印刊物《新松》、《崛起》，发起人和社长就是陈超。那个年代，各个学校的文学社风起云涌，几乎每个省都有。新松社得到了学校团委支持，不但提供油印机器，还出钱帮助印刷。陈超他们借助新松社这个平台，与全国其他文学社团交流，相互寄刊物。在这个期间，陈超完成了自制诗集《解冻》，为两个时代的转换做了一个注脚。

　　但实际上，早熟的陈超从一开始的诗歌写作就不是单纯的历史性写作。他敏锐而冷静地观察着1980年代先锋诗的发展、后朦胧诗时代的各种写作可能，但是他既没有刻意与时代进行对话，也从没想过要和某一种诗歌潮流相呼应。

　　1980年代后期，陈超写了组诗《诗歌写作》，包括《曲喻与白描》、《一个新词》、《荷尔德林，雪》、《史蒂文斯，和弯曲的时间》，实际上接近“元诗”，就是关于诗歌写作的诗。这在很大程度上受陈力川翻译的瓦雷里诗和马拉美、瓦雷里诗论的影响，他们的诗就是关于诗的诗，是在探讨诗歌写作可能性的诗。在后来陈超的很多诗歌中，我们仍然能看到元诗色彩，比如《未来的旧录像带》。

　　这种写作和当时的诗歌界是比较疏远的，和整个时代的风气也不一样，自然不利于在当时诗坛或之后的文学史书写中占位。陈超也想过这个问题，但他就是想区别于第三代的口语诗和新古典主义。当时他并不担心与整个诗歌潮流拉开的距离，会成为遮蔽他诗人身份的要素。他觉得在当时“真正的在我看中的诗人眼里，他们认为我已经是非常出色的诗人了，无论是口语诗派还是新古典主义诗人”。

　　但如果从读者的接受状态来说，陈超还是被长期遮蔽了。这在霍俊明看来，更大的原因是陈超在诗评家一面的“高拔”，造成了对他诗歌写作方面的消磁。对于这一点，陈超倒是很淡然，“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占了”。他说杨炼、于坚、西川、欧阳江河作为诗歌理论家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们这方面也被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作为一个具有象征资本的人出现，你只能占一个象征资本”，但是真正内行的少数诗人能够知道他诗歌的分量。

　　正是在这些少数诗人的揭示下，陈超诗歌的分量缓慢地渗透出来。2000年，陈超以组诗《诗艺与交谈》获得《作家》诗歌奖。人们逐渐看到，那个在黑暗冰冷的雨夜擦亮语言灯盏的模糊身影，在寒冷冬日中，努力撬动冰层和土壤、不懈挖掘语言鲜活的春天照面的诗人。

　　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

　　因为鲁迅文学奖评委和河北省作协副主席两个“官方”背景的身份，陈超的自杀，在一片哀悼和叹息声中，网络上也夹杂了种种猜测和指责。但作家任晓雯也指出，这些指责多是把体制内的人等同该死，是骂贪官式的，而不是基于了解和阅读基础上的。

　　陈超的为人，臧棣对早报记者的说法是，生活中的温厚长者，批评上敏锐但不尖刻的诚实学者。臧棣在陈超死后发表微博简短评论：“陈超，一个真正懂当代诗，又宽厚善待诗人的批评家。当代诗受益于他的智慧，敏锐，精准，宽厚，而对他的回报却如此之少。”诗人、批评家唐晓渡也曾说，陈超是一个不事张扬，甚至有点羞涩的人。在学生马庆云眼中，陈超豁达、坦诚。

　　陈超生前有个好友写一部评价当代小说家的批评著作，里面涉及对王朔的批评，找他写序。这种友情序言，在当代中国文坛中司空见惯，赞美是题中之意。但陈超在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对王朔的批评，还进行了自己的解读。这件事对马庆云影响很大，感受到陈超批评不可避亲的学品。但这种行事风格，也让陈超感到疲惫。2011年8月，陈超在诗生活网站专栏上发表声明：近年来，诗人个人出版诗集日益频繁，毫不夸张地说，今年几乎每月都有相识或未识的诗人找本人作序、作评。虽然我知道这是诸位对我的信任，但实在没有时间，不胜其累。自今日起，本人声明不再接受任何人作序、作评的约请。多年来，本人抹不开面子，今立字为证。

　　对于陈超的死，《中国艺术报》副总编辑康伟说“暴烈之死，必有暴烈之痛”，媒体纷纷猜测可能和对诗坛的失望或者家庭的重负有关。但陈超在《打开诗的漂流瓶》中回答“为什么诗歌读者如此之少”这个当下诗歌争论时说，“返观新诗八十年的历史，现在的诗可以傲视过去任何巅峰时期的诗……就数量而言，当下能数得上的优秀诗人，比之过去八十年还要多得多。”显然，他认为这个时代，诗歌的状态是不错的，对诗歌写作和诗人没有那么大的失望。而在2014年完稿的《诗野游牧》(尚未出版)中，霍俊明看到陈超的言说方式充满轻松、舒朗、清逸，用陈超自己的话是“‘现代诗话’(陈超的诗歌批评方式之一)像哈根达斯一样教我欣喜，感到甜”。

　　同样让陈超感到欣喜和甜的，还有西西，他美丽的妻子。西西是一个诗歌爱好者，早前也参与诗歌讨论和写作。大学毕业前夕，陈超完成了诗集《给西西》。两人走到一起，曾是石家庄文人圈的一段佳话。尽管后来，西西早就不再写诗，“但是没有她在并不平坦岁月里给陈超的强力支撑，陈超的诗歌和评论的写作可能会是另一番状况。”再后来，他们的儿子陈扬降生后不久，身患重病，让三个人都饱受折磨。但阳光并未抛弃不幸的生命，他们同样照耀在陈超身上。陈超曾写过一首名为《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的诗，“金红头发童子军在风中集合/绿领带系得潦草而飘逸/腰身一齐弯向东方/金子的心，无辜闪亮//这时，我们正骑车逆风冲上斜坡/我突然想加入这单纯的集体！/谢谢天，一切最终都会如愿/拜托你那时将我撒入这片绿吸墨纸的大地”，这首诗，霍俊明将之视为他们在不平坦岁月中的心灵履历的呈现，秋风向晚，逆风，上坡，都显示了当时生活的艰难与辛酸。也如另外一首《秋日郊外散步》中写的那样，“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那道光芒是西西，也是诗歌。

　　所有的揣测都是无端的和虚妄的。陈超的生命诗学，“关心的不是‘我’在场，恰恰是‘我’的消失。”他努力“隐去诗人的面目，将生命的活力让给诗歌本身”。曾经，陈超见证了“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或许，他自己也已经找到了那丛草径，走在还乡的路上。

　　【本文参考《陈超访谈录》(《新诗评论》2009年第一辑)、《打开诗歌漂流瓶的人》(河北师大学报)，霍俊明、大解、敬文东诸人评论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