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研究专家：巴金是孤独的、不讨喜的(图)

　　巴金晚年 祖忠人 摄

　　陈思和 记者周超 摄

　　记者刘功虎

　　今天是巴金诞辰110周年纪念日。9年前，巴金在上海辞世。

　　日前，巴金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应邀来汉讲述巴金生前故事和晚年心境。今年早些时候，陈思和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重读巴金《随想录》”。

　　在汉讲学间隙，陈思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说，晚年巴金以高龄之躯持续写作《随想录》系列文章，堪称一代社会良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你

　　1982年深秋，陈思和大学毕业那年，由同班同学、巴金之子李小棠引领，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巴金的住所。

　　陈思和记得，巴老那天穿的是蓝布中山装，有点感冒发烧，谈话中有人进来注射针药。老人还起身到客厅外面的过道里去了一会儿，又进来与他们继续说话。

　　随着年岁增高，巴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有时听起来含糊不清。陈思和发现巴金是一个话很少的人，要是一时无话，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你。他可以枯坐终日。他一生相信“人可以管好自己”。

　　晚年巴金身患压缩性骨折，浑身疼痛无法站立。中国作协开会，他作为主席要参加：穿上钢丝背心、坐了轮椅出席，稿子念了开头不得不交给王蒙继续念。

　　《随想录》之后，巴金陆续写了一批文章，陈思和把它们编成小册子，请巴金命名为《再思录》。老人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序文，很短，就这么几句：“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巴金曾要求安乐死，因为病痛时刻在折磨他。可在这短文里，他暂时忘却了苦痛，心思飞到了俄罗斯原野。

　　1980年代的时评家

　　很多作家，“文革”后再也写不出东西。巴金写了《随想录》，写了《再思录》，还计划写《三思录》。

　　“《随想录》的价值没有被今天的人们充分认识。该书到现在仍然很有针对性，‘讲真话’的命题仍很迫切。”陈思和举了个例子：当时全国流窜着一个骗子，自称高干子弟，骗了全国各地各级不少官员，后来一查，他是个下放的知青，穷困潦倒，因为回不了城，就想出了冒充高干子弟的招，结果屡屡得手，各种原来无法解决的个人困难迎刃而解。巴金据此写了3篇评论文章，评点骗子行为背后的社会成因。

　　陈思和介绍，我国30多年前还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社会，电影海报上出现灰姑娘跟王子亲嘴的画面都不得了。巴金写了不少文章批评僵化落后的观念，《随想录》实际是上世纪80年代的百科全书，巴金是那个年代的见证者和引路者。那年头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纸媒电视都很少，巴金是那个时期的优秀时评家。

　　巴金考虑文章的效应，最初只选择在香港发表，对内地的直接影响很小。“有一些人表达不满，希望巴金闭嘴。巴金不为所动，继续自己的写作。”陈思和说。

　　宽容对待年轻人

　　巴金对年轻人呵护备至，这点令陈思和印象深刻。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曾引进日本影片《望乡》，一些人看过之后大惊失色，认为影片提到了“妓女”、“卖淫”等字眼，是精神污染，呼吁抵制。巴金为此写文章，回忆自己当年第一次到上海，住的楼下就有妓女走来走去，自己当年并没有坐卧不宁，更没有光顾过。他在文中说：“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50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

　　此文意义非凡——它就是《随想录》系列的开篇之作。此后巴老一发不可收拾，写了120多篇“随想”、“杂感”，都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晶。

　　另一个例子与陈思和本人有关，而且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曾经丢失过巴金的5篇手稿。当时巴金在编全集，把两部旧稿交给陈思和处理，一个中篇小说和一部散文集《炸不断的桥》。尽管陈思和小心谨慎保护手稿，还是在一次搬家中丢失了散文集中的5篇稿子。陈思和为此在荒芜的马路边仓皇奔走，欲哭无泪。

　　巴老知悉了原委，特意让女儿打电话，把陈思和请去家里，第一句话就是：“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的。不要紧。”接着老人用安慰的口气说，他还有日记，记下了《炸不断的桥》的篇目，可以把篇目保存下来。一场对陈思和来说天大的灾难，也是心灵上一道被重重撕裂的伤口，就这样被老人轻轻抚平了。

　　最后6年他很少说话

　　巴金是孤独的、不讨喜的

　　【访谈】 记者刘功虎

　　读+：巴金晚年点评时事与往事，是如何确定题目的？

　　陈思和：对于时事，上世纪80年代媒体不发达，很多时候信息交流靠口耳相传，但是巴老绝不会轻信谣言。信息到他那儿，既会有官方的渠道，也有亲戚朋友的渠道，反复影响和作用到他，到了不得不发的状态下，他才会下笔。

　　对于往事，他会选择最痛彻的题目，比如他与胡风那些“过节”。他从不避讳，而且公开悔过。但是尽管这样，很多人还是觉得不满意，怀疑他的忏悔是用一种新的姿态获得道德的制高点，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巴金不是那种布道的先知，不是先知先觉，但是遇到不平事，他会不吐不快。巴金不对他人诛心，他会深思熟虑，而不是为了显示高明才出手。他“不主动挑事”，从来不会主动告诉、指点别人该怎么做。他的这种“消极自由”最好地体现了人对自由的理解。

　　读+：他平时跟你们交流会说大道理吗？

　　陈思和：不，从来不。他朴实得很。他也许会引用浪漫的文学语言，但是不太会灌输大道理，不会讲官话。我们都知道他学养很深厚，西方很多社会思潮方面的学术理论他了然于胸，但是他不会信口卖弄。就是他晚年的文章，也是这个特色。

　　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社会一度热议“人道主义”的话题，有些人视人道主义为洪水猛兽。巴金也卷进了这个话题，他写了一篇文章，从浅显的故事入手，轻而易举肯定了“人道主义”的正面价值。实际上，很多东西一冠上“主义”一词就变得面目可憎，但一旦还原到生活场景，我们普通人就也能接受和理解。巴金的文章，支持了一种正常思想在社会上的合理存在，往大了说也就是推动了社会进步。

　　读+：巴金晚年与现实生活是不是有些脱节？

　　陈思和：那是当然的，因为他那么大年纪了嘛，行动又不方便。脱节是高龄老人的常态，我们没有必要苛责于他。他要是活到现在，可能对很多事情还是会感到很不满意，例如严重的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主义、极端自私自利主义，与他一生的信仰都是冲突的。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很孤独的，是不讨喜的。

　　读+：他为人处世，实用主义多一些，还是理想主义多一些？

　　陈思和：巴老作为一个世纪老人，一个经历了战火与和平的经历丰富的老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当然会有实用主义的一面。

　　我举个例子，有一年，国内出版界为了《围城》汇校本是否侵权的问题起了争论，《围城》的出版单位认为汇校本侵犯了原著版权，代表作者起诉出版汇校本的出版社，并且请了一些名家写文章帮腔。这本来不关我的事，我纯粹是从促进法制进步的角度写了个文章，认为“汇校本”没有被列入当时的版权法，应该没有过错，错的是法律有漏洞。打官司的一方找了巴金先生告状，不久后巴老约我谈话，劝我不要再写文章。从此可见巴老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人。但是当我把来龙去脉一讲，巴老迅速明白了这事的复杂性。不过他也老到，他跟我谈话之前已经受出版社之托写了文章，但是他嘱咐了他们不要发表，“仅供表态用”。

　　他的“碎碎念”发自灵魂深处

　　读+：你常上巴老那儿去坐，他最爱说些什么话？

　　陈思和：他的话其实不多。因为话少，国家要他去当老师他都没法当，拒绝了。他有时候就坐在那，默默地看着你。你习惯了就好了。他也有喃喃自语，经常说自己一生是一个误会，本来不想当作家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他最想做的是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他早年很得意做的“有实际意义的事”，就是跟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在西湖附近开会，准备去实践“自我管理”的主张。他到晚年常去西湖疗养，那里有一个无政府主义先驱的墓地，墓碑上用世界语写的名字和铭文，迄今保存完好。巴金常去那里走走。

　　还有就是，巴老老说自己晚上做恶梦，有很多话要倾吐，又没地儿说。

　　读+：你当时听了什么感受？

　　陈思和：我当时年轻嘛，很尊崇他，觉得他不想当作家的想法很新奇的，也有点觉得他矫情，因为他当作家都当到这个社会地位了，这么大名气了，堪称最高境界的功成名就，他如果干别的难道能比当作家更厉害？于是就觉得老人有点不知足。他说他做了很多噩梦，我起初也以为那是他的“文学手法”，作家经常托梦说事，不可当真。

　　随着跟他接触的增多，我觉得他还健在时就理解了他的。我算是少数理解了他的人。他不是矫情。他是有真痛苦、大痛苦。我最初的那些想法太幼稚、太世俗气了。我从小棠那儿也得知，老人的确晚上是做恶梦，有时会喊叫，会做出一些动作。

　　读+：他究竟为何而痛苦？你觉得自己有没有真正触摸到巴老的内心？

　　陈思和：他的痛苦有身体上的，身体上的痛苦会转化成精神上的。比如他最后又活了6年，但从巴金本心来说，他希望安乐死。

　　还有一个痛苦，他说，“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这是老人写下的自我谴责、自我质疑。这会加深他精神上的痛苦。

　　读+：有人说巴金是个很胆小的人，你怎么看？

　　陈思和：胆子是大是小，要看什么标准。人只能在局限条件下行事。那些宣扬大无畏自我牺牲的人，大多是怂恿别人去这么做。我们不能苛求任何其他人。我们现在也许有很多青年人会嘲笑巴金的提法，觉得“讲真话”有什么了不起，幼儿园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撒谎，要讲老实话，对不对？好像“讲真话”这件事在人们很小的时候就解决了。可是真正反躬自问，我们每个人都做到了吗？我们连做个老实人都做不到。相对来说，巴金比很多一般人做到的要多。

　　最后6年他很少说话

　　读+：巴金生命最后几年是什么状态？

　　陈思和：巴金生命中最后6年很少说话，几乎没再开口。我有时候故意引他说话，谈谈他早年喜欢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都不肯说。他既不否定，也不肯定。

　　实际上他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这个译法，而更喜欢那个音译词“安那其主义”。后世把很多不好的含义强加给了这个词，诸如恐怖、暴力和动乱，都认为源头跟这个主义有关。实际不是这样的。巴金在晚年想到了一个词——“理想主义”，他觉得那些信奉安那其主义的人都有点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相信人都能做到自我管理、主宰自己命运，追求最大限度的自由。

　　我们有一次说起了无政府主义，巴金先生显然不愿意深谈，有点激愤地挥手，说：“这别去管它……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现在说不清楚。”

　　读+：巴金早年推崇的“无政府主义”大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陈思和：我在青年时期研读巴金的著作，不仅读到了他早期许多相关的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巴金笔名就来源他二人）等人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相对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一切国家形式的强权，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无政府主义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翼，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

　　读+：那他晚年到底还信不信这个主义？

　　陈思和：这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讨论的问题。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也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但是我无法断定巴金晚年的心境。我总觉得从“五四”过来的人，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到处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

　　有一说一

　　记者刘功虎

　　陈思和今年60岁，白发如雪，典型上海人：待人客气谦和，说话办事严谨、清晰。记者如约在他下榻的华科大校内酒店大堂等他，由于行程安排太紧张，到晚上9点他还没有吃完晚饭。快到约定采访时间点时，他特意从饭桌发来短信，表示抱歉。

　　我们的采访就在酒店大堂的沙发上进行。他现瞄了几眼我手里拿着的采访提纲，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了起来。说实话，作为多年的文化访谈记者，我特别喜欢这种受访者：效率高，谈话内容很有“质感”。

　　陈思和的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主张打通现当代文学的分界，将20世纪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曾与学者王晓明联袂主编“重写文学史”专栏。当然，他卓有建树的领域还是“巴金研究”。早在1986年，他就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巴金论稿》（与李辉合著），对巴金早期思想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述。他对巴老思想的探求刨根问底，观察体贴入微。他利用近距离接近巴老的优势，致力于搜集巴金的真话、真诚、真情。

　　在湖北省图书馆进行的公开讲座结束后，有读者问陈思和：“巴金一生不拿政府俸禄，这事你怎么看？”陈思和回顾了巴金不同时期的收入状况，指出他在民国时期的确是中国少有的靠稿费就能养活自己的自由作家，但这种情形在新中国发生了改变。巴金的不少收入、津贴，还有常年的医疗费用，都是国家支出。因此陈思和认为：一、“巴金不拿政府俸禄”的说法在事实上站不住脚；二、一个人即使拿薪俸，也不能说明什么。

　　有一说一的风格，让陈思和在众多巴金研究者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