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和杨宪益：现代中国译坛的双子星座

钱锺书和杨宪益在中国现代译坛上的耀眼光辉，光源来自他们的翻译成就和各自拥有的中西比较文化交通史的学识，来自他们学贯中西的大学问根底。

十年前，我接到台湾民俗学界的邀请，要我出席在台北召开的“庆祝娄子匡先生百岁诞辰之民俗学学术研讨会”。我在撰写那次学术会议的论文时，由在台湾被称为中国民俗学守护神的百岁老人娄子匡立刻联想起另一位被称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的百岁老人钟敬文，并想起闻一多于1928年写《杜甫传》时由杜甫而想起李白的那些文字：“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也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于是，我为台北那次学术研讨会，写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界两曜相碰的“钟敬文、娄子匡比较研究”。

十年后，继娄子匡百岁诞辰之后，又迎来杨宪益百年华诞之日。在写纪念宪益先生的文字时，我就像当年的闻一多写《杜甫传》想起李白，自己十年前写娄子匡纪念文字时想起钟敬文那样，由杨宪益而想起钱锺书——钱锺书和杨宪益是中国现代译坛上的双子星座。

一

钱锺书比杨宪益年长几岁，两位中国现代译坛巨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均留学于英伦牛津大学。当年牛津大学中国留学生中，杨宪益最年轻，中国留学生同学间多称杨宪益为小杨。杨宪益记得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有后来专攻敦煌学很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向达（向觉明）。那时，向达也是钱锺书“一见如故，做了很好的朋友”中的一位。晚年杨宪益忆起在牛津大学与钱锺书相处的往事时，还记得：“锺书当时同牛津大学的中国朋友很少往来。”但有一次，“向觉明兄曾对我说，锺书兄除了对他亲近外，只有‘小杨’（杨宪益）还可以谈谈。”

牛津大学学成后，钱锺书和杨宪益均曾在欧洲游学数年，并一同于抗日战争初期回国。他们的学识均得到吴宓极大的赏识。二十世纪之初清华大学有国学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其中的陈寅恪和赵元任就是吴宓特别向清华大学推荐的。而钱锺书也为吴宓所极为赏识。杨宪益的归国，却有沈从文和吴宓一同把他推荐给昆明西南联大。吴宓慧眼识英才，对钱锺书和杨宪益的学问的赏识，也早预见这两位牛津归来的英才当在中国文化天地大有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经常拜访新华社资深译审欧阳采薇先生，恭请她为外文社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社外英译者。在欧阳采薇寓所里，老人经常谦恭地对我说：“你们外文出版社，有钱锺书先生英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有杨宪益先生英译中国古典文学和鲁迅的著作，都是无与伦比的英译巨作，锺书和宪益均是昔年吴宓慧眼赏识的大学问家。给你们外文出版社当英译责任不轻啊，不能对不起钱锺书和杨宪益为外文出版社树立的高标准英译著作啊。”多年后，欧阳采薇逝世后，我在一部吴宓的传记里，才知道欧阳采薇先生原来还是吴宓在燕京大学得意的女弟子。欧阳采薇老人深深地推崇钱锺书和杨宪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

2009年杨宪益先生辞世后，不久即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杨宪益的鲁迅著作英译的特展。特展是由杨宪益的二妹杨苡和外甥女赵蘅策划并提供丰富的资料而成的。把杨宪益英译鲁迅著作的成就在鲁迅博物馆隆重展出，是对杨宪益最好的纪念之一。杨苡和赵蘅深知杨宪益英译鲁迅著作的特别意义。

2006年，即杨宪益辞世之前三年，《读书》杂志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学院马悦然院士与欧阳江河对谈的一席话，说“鲁迅在二十年代，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应该走进世界文学，但没有走进来，因为没有好的翻译家把他们的作品翻译过来……如果鲁迅的《呐喊》《彷徨》翻译成英文，就又会出现一个伟大的世界级作家。六十年代杨宪益和他的夫人将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译成英文，翻译得好，但太迟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马悦然高度评价杨宪益英译鲁迅著作的成就。除《呐喊》《彷徨》外，还有《故事新编》《中国小说史略》《野草》《鲁迅杂文集》（四卷本）的英译本。特别是四卷本的鲁迅杂文选，是和杨宪益合作得最好的当年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的编辑荒芜请冯雪峰出主意选编的。在英译鲁迅著作中，杨宪益对冯雪峰有极好极深的印象，直至晚年，1993年在《无题》一诗里，在“蹉跎岁月近黄昏”、“离群犹念故人恩”句有诗末附言，谓“过去所熟识的党员，如南京陈同生，杨永直；北京徐冰、冯雪峰皆一时俊杰”。对于荒芜请冯雪峰为英译鲁迅著作，特别注重鲁迅杂文一事，杨宪益一直对冯雪峰深怀敬意。在荒芜的编辑合作下，当年杨宪益还英译了冯雪峰的《雪峰寓言》。对于翻译鲁迅的工作，杨宪益特别推崇当年和他合作得最好的编辑荒芜和当年的外文出版社领导刘尊棋。他曾回忆说：后来刘尊棋被打倒，荒芜也离社并被打成右派，本来还想“如果有机会多翻译一点鲁迅我还是很乐意的，《坟》就没有翻”。在一生的英译生涯里，英译鲁迅著作是杨宪益最看重、最用心的。

同样是当代中国译坛巨擘的钱锺书，在他一生的翻译事业里最辉煌的篇章，应推他的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国家的文化领导人均很看重钱锺书和杨宪益的学问特别是英文水平，希望他们能为国家英译工作服务。但杨宪益认为自己对政治没太大兴趣，倒是对文学兴致更高，于是他到外文出版社成为《中国文学》英文版和外文出版社英文图书的高级英译者。钱锺书如杨宪益所知，平生也对仕途、政治屑于追求，但到底他还是在做学问的同时，接受了英译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的任务，这任务在新中国一直被视为极重要的政治任务。

不过，钱锺书英译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更集中精力的是用英文去诠释中国汉文字原意，说到底，在英译毛泽东原著诗词文章时，他是一个英译高手，一位翻译家，不过他英译汉文字的大手笔，却让毛泽东的著述走向世界，功不可没。毛著的多种外国文字，多以钱锺书的英译为蓝本。就像马悦然读到杨宪益英译鲁迅小说时惊叹“这是让鲁迅走进世界的绝好翻译”一样，钱锺书的毛诗、毛选英译本，也为让世界上不谙汉文字的人了解毛泽东、让毛泽东走进世界作出了当之无愧的贡献。

可是，在所有介绍钱锺书、研究钱锺书的存世著述中，在《中国文学家辞典》或《中国翻译家辞典》的钱锺书辞条里，虽都记录了钱一生的英译书目，但就是鲜录钱英译毛诗、毛选的痕迹，连杨绛在收集整理钱锺书的遗著中，也少涉及钱对毛诗、毛著的英译事实。不像杨宪益那样，对自己在荒芜、冯雪峰的合作下英译鲁迅著作存有难忘的记忆，钱锺书生前，却绝少忆及自己英译毛诗、毛选的经历。

在把钱锺书和杨宪益作比较研究中，我将他们的英译毛著和英译鲁迅，都视为现代中国译坛星空的不容忽视的亮点。他们译毛著或译鲁迅，其英文本均为现代中国译坛的不朽译作，而两人毕生都保留着独立人格，从未染上个人崇拜的恶习。这就是他们对毛泽东和鲁迅著作的英译成就永不过时之处。

三

钱锺书和杨宪益均著译等身，其著译之书有较大的可比性。如钱锺书对西方文学的引进、研究之作有《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英文版）、《感觉、观念、思想》（英文版，此书论及但丁、莎士比亚、蒙田等西方文学大师）、《谈艺录》论中西方文艺、《管锥编》和《七缀集》有深广的中西方比较文化研究。

杨宪益则有荷马的《奥德修斯》、维吉斯《牧歌》、《英国近代诗抄》、《阿里斯多芬喜剧三种》，以及法国中古史诗《卢郎之爱》、萧伯纳《凯撒和里奥帕托那》、小仲马《茶花女》等英译中文学名著，更有《诗经》《史记》《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宋明平话选》《关汉卿杂剧选》《儒林外史》《红楼梦》《长生殿》《聊斋故事选》《老残游记》……以至现代鲁迅、郭沫若、沈从文、丁玲等等，被称誉为“翻译整个中国”的中译英大量经典译作。

比较而言，杨宪益的中译英译著比钱锺书还多，但钱锺书的《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也包括了《易经》《诗经》《老子》到《史记》的十部中国古籍和西方典籍的比较研究。而杨宪益的《译余偶拾》的中西方文化研究，足以和钱同类研究媲美。有一位对《译余偶拾》深有研究的学者采诗，于2013年在《读书》上发表了纪念杨宪益的文章《杨宪益的未竟之路》，认为在《译余偶拾》里，杨的中西文化研究不仅时时和鲁迅、胡适、郭沫若、董作宾、顾颉刚、冯承钧有过认真的商榷，还对国际汉学家有广泛的接触研究，一直站在中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前沿。说“关于中西交通史的诸多重大论题，杨宪益的确是他那个时代视野最开阔的学者，他应该是抗战后期，陈寅恪患眼疾而几乎无法从事学术研究后，我国国际汉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钱锺书和杨宪益都是大诗人，有钱锺书的《槐聚诗存》和杨宪益的《银翘集》为证。至于钱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宋诗选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和杨宪益的意文版《白虎星照命》（中文删节本即《漏船载酒忆当年》），散文集《去日苦多》，都留下只有大文学家才有的文学大手笔。在现代中国译坛上，他们两位均学贯中西，对中西比较文化均堪称研究的大家。同是最早专门从事中西比较文化研究的吴宓，曾像欣赏陈寅恪、赵元任那样赏识钱锺书、杨宪益。鲁迅有言：“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钱锺书和杨宪益在中国现代译坛上的耀眼光辉，光源来自他们的翻译成就和各自拥有的中西比较文化交通史的学识，来自他们学贯中西的大学问根底。

■陈有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