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曾越狱失败 遭敌人烙铁烫灌汽油施电刑(图)

　　爱情、亲情与革命

　　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

　　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与任弼时是同学，他的妹妹陈琮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

　　陈达邦是黄埔五期学员，算是赵一曼的“学长”，但此前并不相识。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

　　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一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晕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悉心照顾。

　　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赵一曼的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学生证号为807。他们的课业繁重，有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当然首先要过语言关。赵一曼从没接触过俄语，也是陈达邦从旁指导。

　　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为夫妻。

　　陈掖贤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回忆起和母亲在莫斯科时的生活，曾经感慨地说，“那的确是很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结婚那年的暑期，两人一同到克里米亚海滨休假，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不久，赵一曼怀孕了，他们爱的果实即将降生，但莫斯科寒冷的天气，令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赵一曼肺病加重。她感到自己无法再继续学业，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会影响陈达邦的学业，便主动向旅莫支部书记提出：中断学业，回到中国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幸福的时光如此短暂，分别来得实在太快。

　　赵一曼回国后，曾短暂借住在好友、地下党员郑易楠的家里。据郑易楠回忆，赵一曼曾说起，陈达邦也想回国，她不同意，陈达邦想要送她回国，她也不同意，就让陈达邦在苏联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再回国。陈达邦拗不过她，只能把身上最值钱的一块怀表和一枚金戒指给了赵一曼，让她遇到难处时应急。

　　1928年11月，怀有身孕的赵一曼告别了陈达邦，与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艰难旅程。对于这段经历，赵一曼曾对郑易楠回忆，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他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他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她的脚也冻了，手也冻了，要爬着走，又怀着小孩，反应也很大，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赵一曼回国后，先在党中央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的同志。

　　在宜昌，赵一曼早产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陈掖贤。不过，陈掖贤的名字是后来堂伯给起的，赵一曼只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宁儿”，取自她本名李坤泰时的字“淑宁”。直至牺牲，赵一曼都没来得及给自己孩子起个大名，在最后的遗书中，仍称儿子为“宁儿”。

　　不久，赵一曼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到上海，开始了隐蔽的工作。她那时用的名字是李一超。“一超”是她在宜宾女中时给自己起的名字，放弃“李坤泰”的原名，表示与旧家庭决裂。当时，李一氓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赵一曼扮作他的妹妹，“李一超”和李一氓正好也像兄妹排序，这个名字就沿用了下来。

　　1929年秋天，赵一曼受党中央委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赵一曼化名姓高，与扮作教师的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成了一个家庭掩护机关工作。结果，刚到南昌不久，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三百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侥幸脱险。

　　为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赵一曼只能怀抱幼儿返回上海。而此时的她身无分文，只能用陈达邦送的怀表换了一张船票。

　　几次险象环生的经历，让赵一曼不得不考虑儿子的安置问题。带着孩子，对地下工作是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母亲也不愿这种危险降临到孩子身上。

　　孩子和革命，赵一曼只能选择一个。她选择了后者。

　　1930年，赵一曼抱着儿子，在上海拍摄了一张合影，然后，她找到陈琮英，和她一起把儿子送到了武汉陈达邦的堂兄家里，由他们代为抚养。

　　骨肉分离时，宁儿才一岁零三个月，从此，母子俩生死两茫茫。

　　红妆白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到4个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

　　和迅速成为抗联著名领导的杨靖宇、赵尚志不同，赵一曼最初并不在抗联的队伍之中。她终归是个女性，并不适合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与敌人搏杀。赵一曼从事的是城市中的地下工作。

　　1932年秋天，地下党员、《国际协报》社副刊编辑方未艾在哈尔滨新城大街(现尚志街)东侧的公园里，第一次见到了化名“李洁”的赵一曼。

　　方未艾在《与赵一曼相处的日子》一文中，回忆了他第一次见到赵一曼的情景：

　　只见假山坡下的一把长椅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穿一身古铜色毛织的上衣和裙子，脚上是双绛色高跟皮鞋。她正打开一个褐色的小手提包，望着里面的镜子，用手轻拢鬓边的短发。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位被称为李洁的大姐，就是在1937年7月壮烈牺牲的赵一曼同志。

　　此时的赵一曼，是一副贵妇人的打扮。实际上，进入东北后，她的掩护身份也多有变化。最初，她在沈阳大英烟草公司和纱厂做女工。1932年秋，赵一曼被派到哈尔滨做工会工作，她与化名老曹的满洲总工会负责人黄维新假扮夫妻以掩护工作。

　　他们租住在哈尔滨南岗区一间白俄的房子里，这里既是住所，也是满洲总工会机关。在这间屋子里，赵一曼经常彻夜刻印宣传品，第二天再分发出去。赵一曼和老曹还一起领导了哈尔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电车工人大罢工。在罢工中，赵一曼展现了突出的组织能力，很快被任命为满洲总工会组织部长，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1934年3月，中共哈尔滨地方党组织遭到破坏，老曹不幸被捕牺牲。赵一曼身份暴露，处境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

　　这时，赵一曼又面临抉择。留在哈尔滨继续工作，风险不言而喻；撤离东北，可保安全，但在东北的工作也就终止了。

　　这两条路，赵一曼都没有选。她找到党组织，要求到哈东游击区去。这位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肄业生，主动请战，要到战场上去。

　　行前，赵一曼到做地下工作时的亲密战友方未艾家告别。

　　方未艾想和“李洁”大姐喝杯酒饯行，赵一曼却说：“我不想喝你这时秘密的送别酒，你如不离开这里，等我带着队伍解放了哈尔滨，那时我再喝你公开的欢迎酒吧。”

　　分别前，赵一曼写下一首《赠友留念》送给方未艾：

　　世上多风云，人生有聚散。今朝苦别离，他日喜相见。友情和爱情，男女都看重。言行不自由，两者将何用？理论与实践，纷纷说短长。一心为社会，万古可流芳！

　　只是，那杯“公开的欢迎酒”，方未艾再也没有机会和“李洁”大姐喝了。

　　赵一曼被派往哈东地区的珠河县，任县委特派员。

　　珠河县现在改称尚志市，以纪念抗联名将赵尚志。赵尚志任抗联第三军军长时，哈东地区是主要的游击区。那时的赵尚志是抗联部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敌人对赵尚志恨之入骨，悬赏中开出了“一两肉一两银，一两骨一两金”。

　　值得一提的是，赵尚志和赵一曼一样，也是黄埔军校的肄业生，他是黄埔五期，上了一年军校后国共合作破裂，他被派往东北开展游击斗争。

　　赵一曼进入抗联的队伍，很快展现出了不凡的军事素养，被任命为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

　　当年的抗联战友韩光曾回忆，敌人扫荡得厉害了，抗联战士就躲在深山密林的地窖里。大家只谈如何打日本人，也不拉家常，不提真名实姓。赵一曼最喜欢和他谈历史上的女中豪杰，她曾说，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能做到。

　　赵一曼那时的化名仍是李洁，因为身材消瘦，战友和当地群众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瘦李”。

　　抗联中的女战士不多，像赵一曼这样能文能武、能指挥打仗的女性就更少了。她在抗联部队中的名声很响，于是就有了一个误传，说她是赵尚志的妹妹。赵一曼也不分辩，干脆给自己起了个新的化名“赵一曼”，这个名字很快传开了。

　　在哈东游击区，赵一曼甚至有了和赵尚志并列的合称“哈东二赵”。“哈东二赵”被敌人视为最大的威胁。当时日伪报纸曾刊登《女共党赵一曼红妆白马驰骋哈东攻城略地危害治安》的文章。她被捕后，一份全日文的报纸更是以头版头条浓墨重彩刊登此事，标题为《匪徒密林中溃走，赵一曼、王惠堂被俘》。

　　敌人或许无法想象，他们眼中的彪悍“赤匪”赵一曼，只是一名患有肺病、身形瘦削的四川女子。

　　1935年秋，由于敌人疯狂扫荡，珠河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军主力远征，开辟新的游击区。主力部队远征后，赵一曼继续留在珠河铁道南北，领导游击战争。

　　11月15日，赵一曼所在的部队五十余人被三百多名日伪军包围。

　　在僵持了6个多小时后，赵一曼决定突围，她左腕负伤，滚下了山崖。

　　醒来后，赵一曼发现自己被战友转移到了山沟的一间窝棚。几天后，日伪军搜山队发现了他们，再次发起攻击。

　　一颗子弹穿过了赵一曼的左大腿骨，她被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