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茅盾文学奖有"三多" 评委"偏爱"江南作家

　　金宇澄

　　《繁花》就是传统汉语小说

　　《繁花》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感到了它的扩散效应。虽然它是一部吴语风貌的小说，但我并不是想推广沪语，所以我会对《繁花》进行语言上的反复改良和沟通，一句上海话，一句普通话，这样铺陈开来。

　　我的初衷是，把《繁花》写成一部不是上海人也能看的小说，我以前在东北生活了8年，我看多了上海和外地的隔阂与误解，很多是由于语言引起的。在当下写作普遍用普通话进行的境况中，文学的个性在消失。但是对于文学来说，文本个性是尤为重要的东西，这和我做文学编辑有关，每天要看大量的小说，如果我自己写小说也按照大家写长篇的套路进行，没有什么意思。要建立文学的辨识度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义。我自己也会鼓励很多作者，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思考和对话，乃至构建文学创作，那样会形成一个鲜明的文学特征。

　　我从一个文学编辑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是写给作者看的。《繁花》其实是“旧瓶装新酒”，看起来是旧式话本的底子和框架，实际上它的内容是新的。这是和所有的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我就是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说要概括它的辨识度，我会说《繁花》就是一部传统汉语的小说，非常中国化。当下，我们接受了大量西方文学的影响和教育，在西化熏陶下我们的生活语境中，却冒出来了这样一本传统的汉语小说。汉语从“五四”到现在，发生了很多变化，毛尖说我的小说没有“的”这个普通话产生的助词，她原以为我写上海必须要用很多“的”，但最后并没有。这就是本土文字语言的特征。

　　而我所说的传统，其实是指传统话本，或者说是“话说”，就像旧式苏州说书先生，不论是宋元还是近代的小说都是话说体的，《繁花》就是有这样的底子。

　　苏童

　　水土培养作家的文学气质

　　我写长篇小说是一次朝圣之旅，路途漫长，苦痛相随。你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大昭寺，都是终极之地，把这个概念幻化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终极之地就是那一部你还未完成的完美而抽象的作品，这是我写长篇的意义。写短篇，我享受的是轻盈的过程，这些年我这么喜欢写短篇，但还是停了下来，因为我的“野心”还没有实现，即使《黄雀记》得了茅奖，我的野心还是没有实现，我不认为它是完美的，我还是觉得有一部完美的长篇在招呼我。

　　我和格非非常熟，我在苏州长大，但我父母的老家和格非的老家之间就隔着一条江，我和格非很近，血缘上几乎就是一个地方的人（笑）。以往茅奖得主确实比较多都是北方作家，但这次茅奖得主里江南作家有三位，我觉得这当然是个巧合，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水土也会培养一个作家的文学气质。

　　南方的文学气质是一种缓慢的滋养人的过程，江南文化中蔓延性的东西在塑造一个作家的文字气质。《黄雀记》就有一种忧郁的南方气质，讲述了一群“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罪与罚”，但这样的主题是我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自己概括的，并非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启发。

　　批评家言

　　偏爱南方作家？

　　过去茅奖看的都是广阔的历史画卷，现在逐渐深入生活内里，深入人的心性。

　　过去茅奖确实比较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的作品，乡村中国的雄浑表达，倾向于有这方面优势的北方作家，比如上一届的莫言、刘震云和张炜。但现在中国文学的风貌确实在转变。中国文学其实一向有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的鲜明区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就曾讨论过关于当时“先锋小说”里“忧郁的南方情调”，说的就是如格非、苏童这样的江南作家。

　　茅奖发展到今天，五个获奖作家里有三个江南作家，反映了茅奖评委的审美趣味在变化，变得越来越向艺术本身靠拢，越来越看中那些对语言精致度、对表现日常生活的细腻度都有出色发挥的作品。过去茅奖看的都是广阔的历史画卷，现在逐渐深入生活内里，深入人的心性，对于这样的变化，我是很欣喜的。

　　比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虽然也写的是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写知识分子寻找精神桃花源的求索，但这个乌托邦其实是个体的乌托邦，是这种理想在个人心中的建立和破碎；《繁花》的叙事格局都是有意个人化的，不再具有历史的空旷场景，它的故事都发生在小阁楼中、小客厅里，人的欲望在流动；苏童《黄雀记》的鲜明特色就是用“捆绑”来表现人与人之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这种个体困境的象征，是细腻的南方特色。

　　这三位江南作家的共通性，在于他们在写作上的细腻、富有语言本身的韵味和关注人物内心的暗流涌动，艺术性无疑很高。相比之下，北方作家就粗犷得多了。

　　得茅奖就能升官发财？

　　王蒙都81岁了，他连文化部长都做过，不也是现在才得奖的吗？

　　据说中国每年可以诞生5000部以上的长篇小说，这252部入围作品只是冰山一角。中国文化有一种特质——都觉得自己能写点什么，能当作家，我们有一个全民写作的现象。虽然最后就那几部作品获奖，但因为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写作群体在，所以汉语言文学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在世界文坛上都是“这边风景独好”的现状。

　　中国文坛还有一个特点——学而优则仕，远了说，凭一篇文章就能中举人，甚至中状元乃至以后出人头地，近了谈，可能一辈子就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就能扬名一生。但是，针对很多人嘲笑说“得了茅奖就能升官发财”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无稽之谈。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确存在，但在当下，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现象。金宇澄退休了，李佩甫退休了，王蒙都81岁了，他连文化部长都做过，不也是现在才得奖的吗？苏童一直都是个自由的作家，至于格非，人家安安静静在大学里教书，就更不会去在意得奖之后是否“升官”了。这些人得了茅奖，只是对他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肯定，其实并不会妨碍他们继续成为一个自由作家或者自在的人。

　　茅奖是“老人奖”？

　　60%看这是否是一个对文学有贡献的好作家，40%看他是否有优秀作品，二者必须平衡。

　　至于质疑茅奖是一个“老人奖”，我觉得有失偏颇。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国内文学的“终身成就奖”，评判标准应该是“四六开”——60%看这是否是一个对文学有贡献的好作家，40%看他是否有优秀作品，二者必须平衡。不能仅凭一部好作品，就让某个新人得奖，新人需要磨炼，如果在三十多岁就拿了茅奖，对他今后的写作生涯本身也是一种压力和困境。

　　我们说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怎么评的——马尔克斯写出《百年孤独》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奖是1982年，其间马尔克斯封笔了17年，诺奖评委会一直在等他写新书。后来写出了《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就拿了诺奖，你能说这是马尔克斯最好的作品吗？显然不是，所以说诺奖也好，茅奖也好，更看重的是某个作家的终身文学成就，这也就是为何诺奖得主普遍在七八十岁的原因。得奖的莫言，已经相当年轻。

　　口述：陈晓明（文学批评家，茅奖评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