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推新作《神圣家族》：乡土书写里的温情与陷阱

梁鸿 新一代乡土文化研究者，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曾出版非虚构纪实文学作品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前者获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十大好书等多项荣誉。

犹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之于莫言，“吴镇”之于梁鸿，也正在成为烙刻着作家个人气息和精神脉象的文学地图。
　　继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后，作家梁鸿以一种虚构与非虚构相结合的全新文体，推出新作《神圣家族》。
　　12个故事，浓缩“吴镇人”的命运：相对独立又有着内在联系，以实在的烟火气息和丰盈的诗性话语，讲述身处城乡剧烈变化下，“吴镇”这个尴尬立于城与乡之间的“县域”，在公共管理、社会结构、文化承继上的嬗变。

　　■ 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

　　写作

　　人物从背景里走出
　　走到了舞台的中央

　　读书周刊：2013年您在一次访谈中隐约提到，《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之后，您想暂停非虚构类的写作，可能会转向文学创作。今天看来，这个转向便是眼前这本《神圣家族》了。是不是那时您就已经开始构思了？
　　梁鸿：动笔没那么早，但小说中的人物其实一早就在我脑子里了，那些场景也是极熟悉的。比如小时候跟着大人去赶集，看集市上来来去去的人；还有我的亲人们，他们的故事就保存在我的“数据库”里。有时候，我也会在手机里、电脑上写下一些片段，是对某个人物瞬间产生的想法，就像画画的人先打素描底稿一样。
　　真正拿起笔写是在2014年的三四月份，当时我处在休息状态，让自己“排空”。有一次回河南老家，我一年总要回去五六次，突然感觉那些人物从背景里走出来了，走到了我的面前，走到了舞台的中央，我有了想写的冲动。
　　碰巧那时金宇澄老师也“撺掇”我写专栏，我便答应了。所以，《神圣家族》最初是以专栏形式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
　　读书周刊：但您之前是很不愿意写专栏的。
　　梁鸿：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难以用专栏的方式写作，因为一本书，只有当你把它完成后，才知道最终呈现的是怎样的逻辑和结构。我想保持作品的完整性、贯穿性，不想写完一章再去建构另一个话题。
　　但写《神圣家族》时有些不同，故事在我脑中“疯长”，所以虽然我写的是专栏，但我没当成专栏写，还是一气呵成的。
　　读书周刊：《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将其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梁鸿：想过很多名字，“神圣家族”是一个朋友建议的，他的意思是，小说描写的是普通人，但普通人也可以、也应该是神圣的。我采用了这个名字，还在书的扉页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的一句话：“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
　　但总的来说，这就是一个书名，仅此而已，不要过度解读。

　　情感

　　只有带着情感的进入
　　才能书写出真切的痛

　　读书周刊：您曾说过，当初在写作《出梁庄记》时非常谨慎，试图避免《中国在梁庄》那样的情感泛滥，但事实上，《出梁庄记》还是“有情可源”。而我读《神圣家族》，感觉到了一种凌厉。
　　梁鸿：梁庄不是李庄、周庄，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意义的村庄，而是私人史的梁庄、个人史的梁庄，看到那里的树、那里的人，我会马上想到自己的童年。《出梁庄记》　虽然不再以梁庄为背景，但所涉“梁庄人”都是我的亲人、乡人。我可以稍微推远一点、冷静一点，但不可能屏蔽情感。
　　而“吴镇”是一个虚构的存在，虽然我对县镇的环境做了很多考察，虽然“吴镇人”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但毕竟“吴镇”不是我的家乡，因而我可以推得更远一些，让自己站到了观察者的位置。
　　但即便如此，我在《神圣家族》中关注的是更个体的命运，而关注是不可能不带有情感的，更何况，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初的冲动特别重要，冲动就是情感。
　　读书周刊：也就是说，凌厉的背后是更深刻的关切：除了冲动，还有那种坚持的感知和探求。
　　梁鸿：是的。如果我们只是把现代化过程中被裹挟的乡村和乡村人看作一个符号的存在，而不是鲜活的一个人的存在，那我们就好像隔着玻璃观看，最多感叹一番，甚至流两滴眼泪，然后就走了，玻璃后面发生了什么，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带着情感的进入，你才能书写出他们真切的痛、真切的乐、真切的悲，写出最个体、最细微的感受。
　　读书周刊：唯如此才能做到真正的理解。
　　梁鸿：对我来说，这种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理解的前提也是非常重要的。书中呈现的细节可能就寥寥数十、数百、数千字，但背后是巨大的耐心和巨大的倾听，以及巨大的梳理和辨别。
　　不理解会让我们概念化它、符号化它。中国生活的分裂是非常大的，在城市里，我们也常常对面不相识，对乡村与城镇，我们更不了解了。但其实更多时候是不愿了解罢了。

　　意义

　　希望是一种探索
　　而不是一个请命

　　读书周刊：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而每逢春节，农村也总是成为话题，“返乡体”火爆，很多人发出诸如“回不去的故乡”、“无处寄放的乡愁”之类的慨叹。
　　梁鸿：我把这种现象比作出疹子，一年发作一次，是毫无意义的。虽然关注总比不关注好，但那种不是平常心的关注，那种不负责任的关注，损害了真正关注农村的人的情感。
　　这些年，对于乡土中国这个话题，我特别谨慎，虽然我可能是关注乡土中国的始作俑者之一，但当下这种异化的关注，已经不是我的关注了。既然你关注乡村，最起码，你的材料、方法和态度要有基本的准确。
　　读书周刊：一些人用文学需要虚构为自己的编造找寻借口。
　　梁鸿：文学里的乡土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象征性？这是文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乡土是多层面的乡土，文学也是多层面的文学，有它的虚构性、塑造性，作家写乡土并不完全局限在反映现实上，现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层面。比如，我的乡土是一种乡土，有些则是完全虚构的乡土，那种狂欢的、荒诞的乡土，像莫言、阎连科笔下那样的。文学是多通道的，都可以存在。
　　但反过来说，今天的乡土文学，如果完全是虚构意义上的，那它也是缺失的。缺失的原因就在于，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国生活经验的一部分，而如果你没有把你的经验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没有把经验背后的逻辑最大程度地书写出来，那么，你作为文学家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但怎么说，虚构和编造都是两码事。
　　读书周刊：或是一味暴露农村的愚昧、丑陋，带着猎奇的恶趣味，甚至不惜胡编乱造；或是臆想田园乌托邦，把农村的原始、落后当成供自己欣赏的明信片，这是当下存在的两种极端的书写。
　　梁鸿：这两个都是陷阱，乡土书写面临着非常多的陷阱，因为它有很大的现实需求，你一不小心就会被裹挟其中。
　　从来没有田园乌托邦式的村庄，尽管它作为一种理想是可以存在的。但很多人明明是以现实之名在书写，却非要“采菊东篱下”，我觉得这是虚假。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误区，那就是把乡土书写变成对现实的攻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都曾面临这样的陷阱，当然，也可能是我写作本身的问题，我相信《神圣家族》也会面临类似的陷阱。为什么我要反复强调它是文学的呢？就是不希望人们通过小说来揣度什么，我只是把事物的复杂性写出来，但人们往往选择忽略这一点，这就是时代给你的涂抹，很正常。只是自己要保持写作的初心，不被忽悠，不被诱惑。
　　读书周刊：那么，您书写的出发点，或说是终极目的是什么呢？
　　梁鸿：我们要对自我进行反省。这个自我，既包含历史的自我，也包含现在的自我。不管是像“梁庄”这样的农村人，还是像“吴镇”这样的身在“县域”里的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他们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作为你的另一面，存在于他们和我们的共同体中。
　　书写是要唤醒每个人的共在感，这种共在感可能是我们特别缺乏的。我希望《神圣家族》就是一个文本，不是一个请命，而是一种探索、一种呈现、一种挖掘。如果人们一定要把它看成直接的控诉，那我真觉得还不如不写。
　　读书周刊：三年前您说，想在学术上重点考察自晚清以来，即自现代性以来，乡土中国这个概念的内涵是怎样发生流变的，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流变，为什么到了今天，乡土中国成了前现代的、落后的、封建的、愚昧的、必须把它割掉才能走向现代化的存在，也即城乡之间为什么、什么时候变得对立了。三年过去了，研究有成果吗？
　　梁鸿：没有成果，但我不着急，这是一个长线的观察，而且，社会也在不断变化中，我需要生活和学术上的双重积淀。
　　我可能会拿我的一辈子去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