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二代”这个身份 是光环也是负累

　　黄德海

　　刘震云的女儿执导　《一句顶一万句》，余华的儿子将父亲的长篇搬上银幕，朱时茂的儿子成为第一个在院线公映影片的90后导演，张艺谋女儿的导演处女作也将于本周上映。一时间，“艺二代”们集体进入了导演界。

　　毫无疑问，“艺二代”是一个光环，意味着更高的起点、更多的资源。但与此同时，父辈的影子兜头笼罩，也未必不是一种创作上的掣肘。如何真正用电影来说自己眼中的故事，也许是摆在这些“艺二代”面前的急迫课题。———编者的话

　　刘雨霖执导，根据其父刘震云小说改编的电影　《一句顶一万句》，上映之后引起了两极化评论和较低的评分，我觉得原因出在其基本态度。对刘雨霖来说，这是一部她拍的电影，却没有表达出她自己的态度。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电影和小说的比较开始。根据杰出小说改编的电影，早就有个几乎禁咒的公理，即便导演再怎样费心尽力，读过原著的人就是不容易买账。除了对原著初恋式的热情，还有阅读时对人物和情境的想象，电影一旦把这些落实，再怎么出色，也无法与此前的内心印象竞胜———谁不是觉得那个在自己生命中留下最初刻痕的人天仙也似呢？　谁见过实际的人胜过想象中的完美人物呢？

　　虽然　《一句顶一万句》　由刘震云亲自操刀改编，但兴许是因为容量的问题，电影仍然不得不大幅删减内容———人物由原著的上百人缩减到电影里的七八人，时间和空间由十几年的千里奔波收紧到一个家庭的分分合合。更重要的是，复合在原著小说里有雄浑的历史景观和复杂的文化思考，不得不在电影里落实到家庭伦理问题上。当然，缩减并不能成为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标准，删繁就简或杂花生树同样可以成就最好的艺术品。一击命中，片言可以决狱；言不及义，万语殆同空花。

　　不用说，小说的主题是含混和晦涩的。在小说里，每件事里都含着不说出来难受、却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委曲，其中的委曲或“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并不明确，而是在不停地诉说中显现出来的。或许一个人有幸终于说出或听到了那句话，但说出或听到的这句话，却早已经过了千山万水、重重误解。话有点绕，不妨这样来理解，一个人此前所有的人生经历，仿佛都是为说出或听到那一句点中内心的话做的铺垫，但这些铺垫又恰恰为说出这句话制造了足够多的障碍。人试着努力去掉随人生经历而来的障碍到达那句话，因而又不得不去经历另外的千山万水。双重的千山万水走过，终于摸索到那句话了，话却不再是此前要说的那句。这不是那句话的话，却千真万确是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就在这不停的缠绕之中，小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织体，到最后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却仍然是眼前的山山水水。

　　可以肯定的是，删繁就简的电影版　《一句顶一万句》，好好地守住了自己的局限，把问题控制在一部电影的范围之内，没有绊绊磕磕或虚情假意地去假装完全覆盖小说的内涵，而是老老实实在电影设定的范围里精雕细琢。电影把小说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委曲收束到具体之中，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因于“说得着”或“说不着”，说得着则合，说不着则离，离不了，那就接着凑合过，从而把人骨子里的孤独感清晰地显露了出来。这正是电影守住自己局限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无论哪门具体的技艺，都必须严格维持其清晰的面貌，以便拒绝所有在界限上的含混不清。只有保持清醒的界限感，创作者才能比普通观察者更殚精竭虑地对自己面对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够更好地写出现实极为深层的微妙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的限制，反而让刘雨霖更好地从原著(素材)　中汲取了能量，捆绑作品手脚的界限，反过来成了她走出小说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团，刺激她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崎岖小径。

　　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说，电影《一句顶一万句》　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刘雨霖并没有借重小说广为人知的絮絮叨叨的明显特征，也没有求助于电影技艺更为熟稔的朋友，而是用自己习得的电影技艺，不计工拙地为电影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她的技艺，她的取舍，她的生涩和稚拙。尽管偶尔某个转折、某些镜头略显生涩，有些对白过于文艺，但对卑微人物的寒酸和他们似乎总是不经意的善意的捕捉，仍然让电影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水准。这电影让很多人不满的，恐怕是对主题的表达过于直接和用力，因而让小说中蜿蜿蜒蜒、千言万语说不尽的委曲，变成了具体的委曲。委曲一旦具体，也就不再是委曲，而只是某个需要明确的原因。“说得着”或“说不着”的原因一经说明，电影内在的叙事张力立刻消散，剩下的只是观众等待人造悬念解消的惯性运行而已。

　　然而，这部属于刘雨霖的“我拍的电影”，除了百慧把父亲毁掉再买的玩具汽车丢进锅里煮，并在父亲拒绝母亲见她之后独自坐在小椅子上发呆，很难看出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或者她努力传达的内心世界图景是什么。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电影里刘雨霖观看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从刘震云也即父辈那里学来的。在一部“我拍的电影”里，讲述的竟然是父辈的故事，并且是以父辈的视角来看的他们的故事，多少有些奇怪不是吗？　不是从自心生出的故事，即便加进再多自我因素，再怎样善于体察故事中人深曲的心思，这故事也仍然是属于他者的，导演不过是某种形式上的代言人，不会是“我的电影”。

　　毫无疑问，刘雨霖足够聪明，聪明到模拟父辈们的世界和视角，仍然拍出了一部堪称出色的“我拍的电影”。可只要还不是从她自己心里流出来的故事，不是认认真真地拍“我的电影”，再多的聪明也只能让人觉得隔，人心里奇痒无比的地方，始终不会被搔到———这或许才是电影未能得到更多认可的真正原因。深夜独坐的小百慧，其实已经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孤独，不同于她的父亲牛爱国，也不同于她的母亲庞丽娜。她的孤独会长成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故事，只有她自己才讲得出来，才讲得好。而父辈们的故事，他们自己会讲。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