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物理系"大咖"：婚姻多是科學加文藝組合(圖)

楊振寧的第一任妻子是 杜聿明將軍的女兒杜致禮

　　就像楊振寧能寫一手清麗的散文，上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初整整一批物理學家，他們的婚姻都是科學加文藝的組合。這是民國知識界一個有趣卻普遍的現象，值得今人好好地回味與思索。

　　大咖，這是網絡上流行的一個詞語。“咖”是方言諧音而來，在閩南語中是“角”的意思，“大咖”即引申為某一方面的達人、高手。眾所周知，物理學是一門分量極重的基礎學科。或許在當今高等學府的招生排行榜上，它已不再是最熱門的專業，但物理系師生向來是驕傲的，因為在世人心中他們永遠是高山仰止的大咖。遑論在20世紀那些長長久久的時代，這些大咖的存在，就等同於神話一般！

　　葉企孫(1898—1977)先生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物理系大咖。他1918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0年獲芝加哥大學理學學士學位，1923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4年回國后，歷任國立東南大學副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學院院長，堪稱中國物理學界的一代宗師，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我曾留意過上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初整整20年間葉先生與諸年清華物理系學生的數張合影。影像的力量的確是震撼人心。葉先生身邊環繞的青春面孔，張張稱得上韶秀不俗，那一道道奕奕的目光竟能穿透大半個世紀發黃的光陰照亮今人的心靈。或許隻有四字才能概括他們所表現出的精神氣質：俊採星馳。葉企孫先生終生未婚無子女，他把這些出類拔萃的青年學生看做自己的孩子，教育他們，關懷他們。一些學生被他邀請到清華西院他的住宅與他同住，既可讓他們在飲食上得到些滋養，還可以隨時隨地討論物理問題。后來這些成為中國物理界風雲人物的昔日學生都寫下了滿含深情的回憶文字。

　　這樣出類拔萃的男孩子，對於半個世紀前的花季少女而言，自然是一份花團錦簇的人生理想。那時的女子，追求得更多的是一份純粹的榮光，而不是金錢的魔光。有一個詼諧的段子。1949年聖誕節，正在芝加哥大學物理系深造的楊振寧到普林斯頓唯一的一家中餐館“茶園餐廳”吃飯，忽然聽到有人在叫他。原來是一位美麗的小姐。她就是杜聿明將軍的女兒杜致禮。五年前，正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楊振寧在西南聯大附中兼職當數學老師，這個班的學生裡就有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后來以一部小說《紅岩》感動了數代讀者的羅廣斌以及杜致禮。他鄉邂逅，二人很快陷入熱戀。1950年，二人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行了婚禮。爾后，楊振寧攜新婚嬌妻去拜訪胡適先生。一見面胡先生就幽默地說，你父親總為你的婚事著急，囑托我們想想法子，

　　我就說不用急，果然你自己找到了這樣漂亮能干的太太！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當時的情景：年輕的楊振寧一定笑得很歡快，而胡先生在欣慰之余，話裡話外似乎還帶著一點酸楚的滋味。眼前站著的是前途大好的同鄉之子，定會令他不由得想起留在大陸，不知死生的兒子。更為重要的是，在這狹窄的民國高級知識分子圈內，有哪位先生不羨慕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啊！

　　此前兩三年，正在美國講學的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就曾在家信裡大贊楊振寧是“現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國成績最好的”，諄諄叮囑長子要好好學著點！

　　幾乎在楊振寧陷入熱戀的那個時期，同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同為物理系才子的李政道也收獲了自己的愛情。與楊振寧不同的是，除了后來成為他夫人的秦惠君，還有一個叫南希的中國姑娘暗戀著他。當時，在男多女少的美國華人留學生界，怕也隻有物理系才子方能享此榮光了。南希是李政道好友凌寧的妹妹。但是既然物理系青年才俊們擁有無形的選擇權，李政道最終還是選擇了琴棋書畫俱通，容貌也更美麗的秦惠君。

　　差不多同在那個時代，上海。已是著名物理學家的錢學森回國探親，引起了有適齡女兒的中產階級圈子巨大的轟動。在眼睛發著亮光的父執親友舉辦的相親宴上，錢學森的目光卻隻追隨著幼年曾被過繼給錢家的軍事家蔣百裡之女蔣英。晚年的蔣英甜蜜地回憶說，她告訴他，她有男朋友了，錢學森卻回答：“隻要還沒結婚，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對你進行追求。”最終錢學森攜蔣英踏上了赴美的郵輪。

　　還是在那個時代——1947年。宗璞發表於十年后的短篇小說《紅豆》這樣描寫那一年清華園的春天：“有一天天氣暖洋洋的，微風吹來，絲毫不覺得冷。確實是春天來了。”外文系女生江玫在琴房裡遇到了麻煩，她練習貝多芬的《月光曲》，總彈也彈不會，老要出錯，心裡煩躁起來。這時好像上演言情電影一樣，一個既高富帥又極有才的男生大步走進來，打開琴蓋，“冰冷的琴鍵在他的彈奏下發出了那樣柔軟熱情的聲音”。“神採飛揚，目光清澈，仿佛現實這時才在他眼前打開似的”。要考察一個作家，不能脫離她所生長的環境。宗璞的藝術風格是永遠寫實的。對於那個精神貴族的圈子，恐怕沒人能比一生行跡皆囿於高等學府和學術研究機構的她描畫得更原汁原味。《紅豆》應該就取材於宗璞周圍一些朋友在那個新舊交替大時代真實的愛情經歷。小說宛如一幅黑白照片，烘托出彼時的校園月色。重讀《紅豆》，對我們這些心靈粗糙的現代人而言，窺見的是拉洋片的匣子裡裝著的精致世界，一個漸行漸遠，已經式微的小社會。就如楊振寧能寫一手清麗的散文，錢學森對夫人的西洋音樂也造詣頗深，這個在小說裡名“齊虹”的男生擺弄的雖是女主角完全不懂的公式，卻不但彈得一手好琴，而且一張口就是莎士比亞和蘇東坡。這種抒情方式顯然是與不懂數學公式的戀人進行精神交流的主要渠道。

　　可在解放的炮聲中，眼神迷惘的“齊虹”最終離開了祖國和戀人。這是一段失落的，無法完成的愛情。所以小說中，在多年后“成長為黨的好工作者”的女主角江玫重新看見那兩粒紅豆時，淚水竟把它們打濕。這裡有一個為人忽視的細節：小說中寫，在1947年前后，熱戀中的二人曾經多次討論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並幻想十年的時間會在他們身上留下怎樣的痕跡。而《紅豆》恰恰發表於1956年——正好是十年。這時，生活中的“齊虹”已在大洋彼岸，承受著游離於父母之邦、精神家園之外的巨大苦痛。而女主角“江玫”想必也在用對那段琴聲的懷念來支撐自己努力擺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身份的束縛，在掙扎、決絕乃至自我分裂中重新熔裁柔弱的靈魂。那是整整一代人在政治風雲中驚人相同的個體經驗。

　　這些舊時月色裡風光無限的物理系大咖們啊！或許是要找到在事業上志同道合的女性知己實在是太難了，或許他們內心裡也並不希望把人生的全部都沉浸在公式和數字裡，故而在對另一半的選擇問題上，我們看到他們大都自然而然又不約而同地採納了“科學+文藝”的人生方案。這個方案的收獲又是什麼呢？是雙倍的科學與文藝的結果，還是科學與文藝的平方？這是民國知識界一個有趣卻普遍的現象，值得今人好好地回味與思索。

　　侯宇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