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藝術中的馬:希臘神話中馬有了神性象征

　　馬優美的身材、優雅的步態，以及它所具有的能量與精神，一直是藝術家熱衷表現的對象，在中外藝術史上都有大量表現馬的優秀作品存世。

　　早在距今1萬多年前的法國拉斯科洞窟壁畫裡就有生動的馬的形象。那時馬還是人類狩獵的對象，而非朋友。在大英博物館，收藏有公元前9世紀亞述王宮的浮雕，其中最著名的是亞述國王阿舒爾納西帕爾二世獵殺獅子的場面，浮雕中表現獵殺野馬的場面卻鮮為人知。畫面中野馬或驚惶奔逃，或中箭仆倒，或正被獵狗撕咬，其中一匹母馬在奔跑中回頭張望自己被獵狗追趕的孩子，讓作品充滿了悲情色彩。亞述人以殘暴著稱，獵獅、獵馬在亞述都是儀式性的，對這些無辜動物的獵殺只是為了襯托國王的英武。

　　在此后的西方藝術中，馬很少被如此殘忍地對待，它們成了人類最親密的伙伴。希臘神話裡，出現了很多與馬有關的神祇，如額頭長著長角的獨角獸、長有雙翼的飛馬珀伽索斯以及半人半馬的堪陀兒，馬有了神性象征。雅典衛城中巴特農神廟的中楣浮雕飾帶表現了古希臘“泛雅典娜節”的游行場面，歡騰的戰馬突出了節日氣氛。威尼斯的聖馬可大教堂立面的平台上有四匹青銅戰馬，原本是希臘古典時期的作品，一直陳列在君士坦丁堡的競技場中，應該是為紀念馬拉戰車比賽的勝利而鑄造的。1204年，威尼斯人借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機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將這四匹戰馬運回威尼斯並安放在聖馬可大教堂。1797年，拿破侖將它們掠往巴黎，直到1815年才歸還給威尼斯。如此命運多舛，正說明它們有著迷人的魅力，才會引來這麼多人垂涎。

　　在古羅馬，自凱撒時期始，有為帝王制作騎馬像的傳統。盡管幾乎所有騎馬像在中世紀都遭到損毀，但是從幸存下來的奧利留斯騎馬像上可以看出當年塑造的騎馬像的壯觀與雄偉。奧利留斯胯下的戰馬昂首闊步，十分矯健。這種大型青銅騎馬像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在多納泰羅和韋羅基奧手中得以恢復，創作出毫不遜色於古羅馬騎馬像的作品。

　　中世紀以神學為主導，這一時期的西方藝術更傾向於表現上帝的庄嚴和神性，而非客觀世界的豐富多彩。馬是中世紀騎士的忠實伙伴，卻很少成為藝術家表現對象。文藝復興時期，人從神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藝術家開始注重觀察和研究自然，代表就是達·芬奇。為了給米蘭大公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創作紀念其先祖的大型騎馬雕像，達·芬奇認真研究馬的動態和解剖結構。可惜他僅完成了馬的模型，而且最終毀於入侵米蘭的法國士兵之手。但是，達·芬奇留下了大量表現馬動態和結構的素描，讓我們得以領略其藝術風採。

　　正如中國古代有曹霸、韓干、李公麟，近代有徐悲鴻以畫馬聞名，在西方美術史上也有很多藝術家對畫馬情有獨鐘，英國的喬治·斯塔布斯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更好地表現馬的結構和動態，斯塔布斯曾於1756年在林肯郡的鄉村，在妻子的協助下解剖馬匹，並於1766年出版了《馬的解剖學》。事實上，在該書出版之前，他已經得到了大量來自英國貴族的委托，為他們飼養的駿馬畫像。斯塔布斯最著名的作品要數油畫《口哨外套》——口哨外套是馬的名字，這匹體態優美的棗紅馬，兩條前腿高高抬起，油亮的毛色像緞子般光滑。相比之下，中國藝術家更注重表現馬的神韻，並不過分關注馬的解剖結構。

　　法國浪漫主義畫家熱裡科一樣喜歡畫馬。凡爾賽的皇家馬廄向他開放，讓他獲得了大量關於馬的解剖和運動方面的知識。不幸的是，熱裡科因為一次騎馬事故，再加上長期罹患結核病，33歲便撒手人寰。他的名作《艾普鬆賽馬》表現了幾位騎手正催動著賽馬激烈競賽。照相機發明后，有人曾質疑熱裡科畫面中馬跑步的姿態，這顯然是對藝術的誤解。無論中西，再現對象從來也不是藝術的唯一目的，藝術家更多是借畫中的形象來比喻和象征深刻而豐富的內涵，同時傳達對美的理解。

　　印象派畫家德加也是同樣愛馬。他不僅在繪畫中表現賽馬，在他去世后，人們還在他工作室裡發現了大量用蠟塑造的馬的小稿。后來，小稿中保存比較完好的被翻制成青銅像，德加創作的馬的雕塑才為更多人所知。《小跑的馬》造型洗練概括，把馬匹輕盈的步態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進入20世紀，很多現代主義藝術家選擇了簡化的形式語言，繪畫、雕塑逐漸走向抽象。但是，並非所有藝術家都拋棄了形象，比如德國表現主義畫家弗蘭茲·馬爾克、意大利雕塑家馬裡諾·馬裡尼都把馬作為表現的對象，馬也在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藝術家手中呈現出豐富多彩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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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報 》（ 2014年01月26日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