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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第二":1937年留日學生包圍中國駐日使館

2014年03月08日09:59    來源:廣州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西安事變第二":1937年留日學生包圍中國駐日使館

1935年8月,中國留日進步學生在千葉舉行聶耳追悼大會。

  1937年9月,從東京回來的林基路、何干之、梁未聞、李雲揚與周揚、艾思奇受黨中央之邀前往延安,圖為鄧穎超同志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歡迎一行人。

  2月22日,“廣州留東同學會”(留東是指留學東洋,包括日本、朝鮮)成立百年紀念活動在中山大學舉行。上世紀30年代中共上海文委東京支部成員、同學會會員李雲揚、伍乃茵之子李勝利向記者表示,這是我國歷史最為悠久的同學會之一,在革命年代,許多留學日本的年輕人為民族解放和祖國復興奉獻了青春、鮮血乃至生命。

  那麼,在負笈東瀛的青年學子當中,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眾多的抗日志士?他們在日本的土地上掀起了怎樣的抗日洪流?李勝利為我們揭開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文:記者 卜鬆竹

  圖:李勝利 提供

  曾是抗日的重要力量

  李勝利介紹,廣州留東同學會成立於1914年農歷正月十五,是留日歸國學生自願組成的群眾團體,早期成員在日本留學時曾大力支持、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滿清封建王朝的義舉,中華民國成立后,廣州成為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中心,因此,學成歸國者多聚於廣州。同學會最初主要是留學生之間聯誼、交流的一個組織,真正開始發揮政治作用,是從1924年開始。

  1924年3月2日,廣東留東同學會開會認為,北京、上海、廣州為中國北、中、南三大中心,因此,日本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除京滬外也應該用於廣州的文化事業。5月7日,由留東學會代表主筆,廣東省教育會、廣東大學學生經費運動會等團體共同發出一份聲明,大意是:“請查照各情,代達日政府關於廣州同學會等參與退還賠款用,請容納在廣州設立應用科學研究所及圖書館之請求。”這個活動隨即成為廣東各界的一致行動。廣東學生聯合總會、留東同學會等聯合發表《請爭廣東關餘及歐美各國退回庚子賠款為廣東大學經費宣言書》。在此情況下,南方政府向日本駐粵領事提出,將庚款中擴充廣東病院的款項,移撥給廣東大學,得到了日本駐粵總領事的同意。

  李勝利介紹,1937年全國抗戰開始后,廣東籍留日學生在中共黨員陳健的領導下由神戶集體返回廣州,並在廣州組成留東歸國學生工作團。1937年12月改組,正式成立廣東留東學生抗敵后援會,主要負責人為由日本歸來的中共黨員楊克毅、李元夫等。當時廣州學生抗敵救亡會、救亡呼聲社、留東同學抗敵后援會等八個團體聯合發表宣言,正式成立由中共統一領導的青年團體——廣東抗日青年先鋒隊(簡稱“抗先”)。1938年,“抗先”工委會先后組織32個“戰時工作隊”,分赴全省92個縣。10月21日廣州淪陷,廣州留東同學會停止了活動。

  “二一四”包圍大使館事件震驚日本

  留東同學會的活動是中國留日學生抗日活動的一個縮影。“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東京后,促進了留日學生團結抗日思潮的發展。這種思潮的標志性事件,就是被日本媒體稱為“西安事變第二”的“二一四”包圍中國駐日大使館事件。

  根據時人古子堅等的回憶,1936年秋,東京各大學的左翼學生推舉出代表,成立“中華留日學生聯合會”,並出版了一期刊物《留東學生》。右翼學生當時在各校也有“中華留日同學會”,前台人物為陳固寧,幕后支持者為留學生監督陳治溥。他們辦了一份《留東學報》,經常散播誣蔑共產黨、依附國民黨、強調親日的言論。因此,左翼學生和右翼學生之間經常有摩擦。當“中華留日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時,“中華留日同學會”提出反對。當學聯向留日學生監督處登記時,他們又企圖將它扼殺。當遭到學聯的抗議時,右翼學生又提出要聯合,成立“中華留日同學總會”,學聯當然更不能同意。於是右翼學生強行決定於1937年2月14日召開聯合大會,並事先從大阪雇了一批打手,企圖通過暴力選他們的人當主席,吞並學聯。左翼方面知道后,與有關團體商量對策,動員進步學生500多人提前到會,讓十多個同學擔任保衛工作,安排了卓如作為主席。

  右翼學生看到左翼學生人多勢眾,便一直拖延開會時間,於是卓如登上主席台宣布開會。但在他講話之時,陳固寧指揮打手沖向主席台企圖動手。早有准備的左翼學生保衛了卓如的安全。一時間雙方揮動板凳,進行武斗。由於左翼學生准備充分,打手和少數右翼學生被趕出了會場。

  此時,日本警方出面阻止繼續開會,得到消息的文委東京支部書記林基路迅速趕來,登台號召大家到中國駐日大使館請願。大家開始時列隊行進,由於日警干涉,學生們便化整為零,分乘汽車到大使館前的廣場集合,200多人圍成一圈,要求許世英大使接見。從下午三點半堅持到六點半,許世英終於被迫出來答應了三個條件:一、懲辦肇事者﹔二、明令解散“學總會”﹔三、確認“學聯會”為留日學生的唯一合法組織。第二天,《朝日新聞》以大字標題刊出了報道和照片,稱其為“西安事變第二”,可見影響之大。

  為建設新疆出力

  “二一四”事件后,日本警視廳的便衣進一步加強了對左翼留日學生團體活動的監視。幾個左翼刊物在此之前已經被迫停刊,一些學生被扣上“反日作家”或“抗日分子”的帽子,遭到拘捕、毒打,甚至被驅逐出境。日本便衣定期到一些學生的住處,檢查書架上的書籍。過去他們通常只是問問為什麼研究馬列主義,大家以“趕時髦”等理由搪塞,通常都能過關。但之后的盤問非常仔細甚至刨根問底,大有“緝拿歸案”的勢頭。

  林基路、李雲揚、伍乃茵等廣東籍留學生就是在這樣的不利局面下被迫歸國的。他們先到上海,隨即前往延安。抗日戰爭初期,中共與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了統一戰線關系。盛世才多次要求中共方面派干部去新疆工作。於是從1937年秋開始,中共方面陸續選派了100多名共產黨員分批進入新疆,包括周揚、何干之、林基路、李雲揚、伍乃茵等,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如林基路在庫車縣任縣長時修筑的大壩,不但攔截了洪水,而且使下游的耕地面積擴大了三成,這座大壩至今仍發揮作用,被命名為“林基路壩”﹔1940年初夏,時任巴楚縣長的李雲揚騎馬勘察幾天幾夜,規劃並領導建設了紅海子水庫。

  然而,后來盛世才投蔣反共,在1942年9月17日將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員軟禁,次年2月7日,又將林基路等人投入監獄。1943年9月27日,下令將中共黨員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秘密殺害於迪化第二監獄。林基路犧牲時年僅27歲。

(來源:廣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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