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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家訓:曾國藩不願子孫為大官

2014年03月13日09:41    來源:北京晨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中國古代的家訓:曾國藩不願子孫為大官

  【核心提示】: 如何治家,歷來是人們議論甚多的一個話題。家訓,對於今人來說,是個比較專業的說法。但在古時,卻是常用詞,因為“人必有家,家必有訓”。家訓指家庭或家族內部父祖輩對子孫后代的垂誡、訓示,更是儒家知識分子在立身、處世、為學等方面教育后輩的家庭教育讀物。古人家風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長輩與子孫的身體力行,而不是背誦“家訓”。

  曾國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國藩對后代的教育也相當重視。咸豐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寫信給九歲的兒子曾紀鴻說:“凡人多望子孫為大官,余不願為大官,但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勤儉自持,習勞習苦,可以處樂,可以處約。此君子也。”教育九歲的兒子要成為“讀書明理之君子”,這樣的期許較之一般的儉朴教育顯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兒子如何做:“爾年尚幼,切不可貪愛奢華,不可慣習懶惰……爾讀書寫字不可間斷,早晨要早起……爾宜舉止端庄,言不妄發,則入德之基也。”讀書與做人,實質是相容並包的。通觀曾國藩的一生,其言傳身教對於曾氏家族的兒孫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續發展都奠定了扎實基礎,值得今人借鑒。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

  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許多誡子文書,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誡子》、嵇康《家誡》、諸葛亮《誡子書》、羊祜《誡子書》等都是教育子孫的文書。最典型者當數諸葛亮的《誡子書》。

  諸葛亮曾經寫過兩封《誡子書》,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

  這篇《誡子書》,不但講明修身養性的途徑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與學習的關系﹔不但講明了寧靜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縱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則方面對其子嚴格要求,循循善誘,甚至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也體現出對子女的細微關懷。

  他的另篇《誡子書》說:“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余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

  這句話是說:擺設酒宴,目的在於合乎禮節和溝通感情,以適應身體和心性的需要為度,盡到禮節便可退出,這就達到和諧的極點了。當主人興致未盡,客人略有倦意的時候,可以飲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錯亂的程度。這是諸葛亮在具體事情上對子女的訓誡。

  有人認為,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在他死時才8歲,而上述兩封《誡子書》所言內容,不像是對兒童講話,因而懷疑其系后人偽造。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諸葛喬過繼給諸葛亮為嗣子這件事,就不會對上述兩封《誡子書》有懷疑。

  陶侃退腌魚

  東晉名臣陶侃出身貧寒,年輕時做過縣吏,曾利用職務之便給母親湛氏送去一罐腌魚。湛氏不肯吃,還責備陶侃說:“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謝安侄子謝玄,年輕的時候喜歡佩戴紫羅香囊,謝安怕他玩物喪志,“因戲賭取,即焚之”,用這種行為加以教育,自此謝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謝安兄子謝朗,“善言玄理,文義艷發”,小時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謝安處與僧人支遁談玄,論爭得十分激烈。

  謝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擔心兒子過度勞累傷身,兩次派人叫謝朗回去。謝安總舍不得讓謝朗走,想讓他們論出個結果。王氏隻好親自跑到謝安家,說:“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哭著把謝朗拽走。謝安對支遁說:“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晉書》卷79《謝安傳》)表示了對嫂嫂行為的理解和尊重。這兩件事反映了謝氏家族重教育、講禮節的門風。

  張緒因勢利導兒子

  南齊人張緒之子張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張緒請假回家,剛到西城郭,便看見兒子到郊外打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張充也看到父親的船駛來,便放下獵鷹和獵狗,在岸邊拜見。張緒沒有責備他,而是一語雙關地問:“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張充面有愧色,回答:“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張緒便鼓勵他說:“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張充便修身養性,刻苦攻讀,后與從叔張稷同有名望(《梁書》卷21《張充傳》)。

(來源: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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