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公司不再死磕音樂不放 當起多面手

柯有倫、黃雅莉、品冠（從左至右）。

　　從專注於出唱片，到唱片、商演、代言、文學、影視劇全都涉及

　　企業家馬雲有句名言：主宰非洲草原的不是獅子而是土壤裡的微生物。

　　“種子音樂”公司宣布，正式簽約品冠、黃雅莉、柯有倫三位歌手。

　　這兩者之間本無直接聯系，不過細細琢磨，馬雲的“互聯網生態哲學”似乎也能套用上。就像種子音樂方面的戰略描述：不去砸錢追逐“Super Star”(巨星)，而是花錢助推“Star”(星星)，搭建造星平台，“星星越多，星空越美麗。”

　　隨著受眾市場的細分，內地流行音樂公司的生態也愈加多樣化。不過，無論是何招數，有一點是相同的——在傳統唱片公司模式走入末路之際，公司必須得有眼光，音樂必須得有新玩法。

　　簽“星星”，喜歡跨界的

　　種子音樂集團總裁吳鋒是台灣人，來北京10年了。見面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很直接的反問：“你是不是想說，現在音樂公司生存這麼難，干嗎還一下子簽那麼多歌手？其實，我可以告訴你，開公司不是做慈善事業。”

　　近年來，隨著唱片業凋零，原創力暗淡，音樂版權收益舉步維艱，不少唱片公司、音樂公司紛紛關門，逃離音樂行業。不過，吳鋒還是覺得，大陸音樂市場渴求度很強烈，尤其是對“好藝人”的渴求。他的一個例証是，“搖滾樂不再那麼小眾了”。

　　在吳鋒的定義中，“好藝人”有一個很重要的標准，那就是風格化、類型化。以剛剛簽約的三位歌手為例，他們便是各有特點，各有“賣點”。品冠因其“暖嗓”受到歌迷喜愛，眼下在《我是歌手》上的表現也成功拓展了一批年輕受眾。黃雅莉不僅能唱也會創作，對裝置等現代藝術還有涉獵。柯有倫是年青一代搖滾歌手，除了音樂，還出演過很多影視劇。

　　種子音樂的“幕后靠山”盛大集團，對種子音樂的謀篇布局則有著更深的解讀。

　　“音樂是普及率、滲透率、影響力最強的一種娛樂形式，幾乎所有的娛樂公司在戰略上都涵蓋這一領域。但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戰術的問題，打法要差異化。”盛大互動娛樂有限公司總裁邱文友說，在他看來，種子音樂應該更多挖掘有潛力的藝人，“他們是績優股，尤其是在互聯網、新媒體環境中，藝人的跨界發展，會產生不同的排列組合效應。”

　　這一點其實正是吳鋒的想法，也是他用“藝人”替代“歌手”的原因，“我們與品冠、黃雅莉、柯有倫簽的是全約，包括唱片、商演、代言、文學、影視劇等。坦白說，如果單靠純音樂收入，我們對市場沒信心。”

　　扔掉舊模式，當起多面手

　　從某種意義上說，種子音樂代表了一些流行音樂公司在當下環境中的一種轉型——從版權模式到經紀模式。如果說得淺顯通俗一點，似乎也可以理解為“不在一棵樹上吊死”。

　　早前，音樂公司多是版權模式，簽歌手、發唱片、走商演，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積累版權。不過，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這種模式已經行不通，舊賬本也該扔掉了。一個最好的例証是，2011年太麥音樂公司老總宋柯宣布不再簽約歌手，轉而成為一個版權管理公司，他本人也開起了烤鴨店……

　　拋棄舊模式，創造新機遇。2012年，宋柯出任恆大音樂公司董事總經理，開啟了對流行音樂產業運營的新模式。據恆大音樂宣傳負責人介紹，公司目前的主營業務板塊包括版權、演出、商務、藝人經紀，而其中商務收益佔比不小。此外，戶外音樂節對公司品牌影響力的塑造也愈加凸顯，場次從去年的二十幾場，一下子升級至今年的60場，便是一個注腳。

　　還有一個典型代表是成立近10年的“華誼音樂”，是現今內地規模最大的一家主流音樂廠牌。掌舵人袁濤曾經算過一筆賬——版權收益僅佔公司年總利潤6%，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此前也有媒體發布過一些數據：每年全國的各大唱片公司，在卡拉OK版稅收益上約有2000萬元，其中環球、華納等海外大公司，因為版權多，分走了2000萬元的絕大部分，而像華誼、太麥這些內地的本土音樂公司，最終“喝到的湯”極少。

　　在這種情況下，華誼音樂選擇並堅守著“多種經營”。在公司的各項業務中，主要支撐起公司收益的是藝人經紀、商務活動、無線業務三大塊。用袁濤的話說，“除了影視不做，別的隻要我們能涉及到的，能賺錢的，都會去嘗試。”

　　改拍電影，曲線救音樂

　　和袁濤一樣，“識時務”者還有鳥人藝術公司董事長周亞平。

　　他簽過的最有名的歌手龐龍，曾為公司帶來豐厚利潤，比如2004年、2005年、2006年那會兒，《兩隻蝴蝶》無線下載量過億，平均每年給公司賺的錢在3000萬元以上，“但是現在這塊業務極度萎縮，因為通訊行業的傳統業務也在萎縮，比如，被微信搶去了不少生意。現在誰用短信而不用微信，都有點兒‘OUT’了。”

　　在無線下載版權收益斷流，無線音樂下載版權收費模式尚未建立起來的情況下，鳥人藝術選擇了轉變思路，拍起了電影。“形勢變了，不能死咬著音樂不放，更不能跟版權較勁，得換一種打法，東方不亮西方亮！”周亞平說。

　　今年，鳥人藝術將推出兩部影片，全部由公司簽約的新人擔綱，“我用自己的人拍，話語權在我手裡，而且能給他們造一個平台。”在周亞平看來，簽約的不管是大星星、小星星，還是“素人”，關鍵是看雙方談的條件。“打個比方說，如果你簽一個大星星，一年賺回來2000萬元，但1500萬元要給他(她)。減去投入成本，結果公司還虧了，那還有什麼簽的必要？”

　　自己拍電影，周亞平還有一個如意算盤，那就是把做藝人、做音樂的成本算進電影拍攝成本，“電影配樂我們自己做，所以說拍電影既是對藝人的宣傳，也是對音樂作品的推廣，省了宣傳費，還能回收票房。以前我花20萬元做一首歌，如果賣不出這個錢，那我就賠了，現在這種方式，相當於音樂是白得的，版權費即使賺一分也是利啊。其實，我根本沒有離開音樂行業，只是打了一套組合拳而已。”

　　周亞平信奉一句話：隻有死掉的企業，沒有死掉的行業。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