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廣州為全國最大港口 設市舶司進行管理（圖）

圖為閩商所建天后宮“眾商捐題碑”。

　　海口市社科聯課題組

　　廣州的課題組研究表明，“宋代廣州依然是全國最大的港口。為了征收‘舶稅’和管理海外貿易，仍在廣州設立市舶司。宋代市舶司的職能更加詳備和完善。”其實，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廣州市舶司曾為此專門奏請在瓊州設市舶機構，負責從南洋返回船舶的檢查，防止商船偷漏稅。對當時的泉州、廣州兩大貿易中心港而言，海南島四周的港口特別是海口神應港(白沙津)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中轉作用，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如果不是這樣，廣州市舶司為什麼要專門奏請上司批准在瓊州設市舶機構。

　　《宋史·職官志》：“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海口中轉站就是讓“遠人”“遠物”短暫停留的港口。難怪當年的宋高宗這樣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爾”(《宋會要輯稿》)。宋朝為了增加舶稅收入，鼓勵、招引舶舟來華，為此專門設置巡海水師營壘，派遣水師巡察附近海域，在東起香港附近，西至海南島的南海廣大區域加強海域巡邏，其目的是保証越來越多到海口港中轉、補給、避風貨船的安全。

　　南宋進士周去非《嶺外代答》對南海西南、印度洋航線及諸國有較詳述記：當時南海蕃舶來廣州貿易，途經海南島時必須停泊休息。樓鑰《玫瑰集·“送萬耕道帥‘瓊管’詩”》雲：“曉行不計幾多裡，彼岸往往夕陽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經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所謂“瓊管”，即“瓊管安撫司”，亦稱“海南安撫司”，是宋代海南最高軍政機構。這首詩反映了航行海口“勢須至此少(稍)休息”，然后才返回番禺東(廣州)的史實。樓鑰斷言：“不然舶政不可為”，因為“兩地雖遠休戚同”。樓鑰詩充分說明了兩地休戚相關的互補關系。

　　早在宋代，海口神應港已成為南海航運的必經口岸，海南名賢丘濬有過“帆檣之聚，森如立竹”的描述。海南島四周港口商船森立如竹，成為來往南洋各商船的寄泊港。史料記載：北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到熙寧十年(1077)，瓊州商稅增長近4倍。“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對外貿易的空前發展，促進了稅收的倍增。2009年3月∼5月，西沙水下宋代沉船搶救性發掘和考古出水近萬件文物，也証明了遠在宋代已有航船中轉海口的歷史事實。到了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置“粵海關”，在“海口關部”前設“常關總局”，辦理關稅與出入境的相關手續，各地商人紛至沓來，海口商貿盛況空前。

　　據現存的乾隆二十年(1755)重修的“興潮天后宮(會館)”和乾隆四十三年(1778)重修的“漳泉天后宮(會館)”碑文記載，僅這兩個會館當年就擁有商號395家。由於時代變遷，1842年鴉片戰爭開始后，“海上絲綢之路”走到了歷史盡頭，遠洋航行的風帆已被外輪所取代，以東南沿海為通道的商貿以新的形式進行，但海口作為中轉、補給、避風的交通樞紐地位並沒有改變。據海關記載：光緒二十三年(1897)，往來海口港的外輪多達428艘，幾乎囊括了當年香港、新加坡等地之間的航運。所有這些都在說明一個歷史事實，海口是“海上絲綢之路”從東南沿海到東南亞的“商貿樞紐”。

　　始建於元代的兩處天后宮和當年的石碑仍在，那不僅是作為海口歷史文化名城非常珍貴的文化遺產，而且也是海口以及東南沿海城市對外開放、對外貿易、對外交往的歷史見証。因此，對海上交通樞紐進行深入研究，打響“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的文化品牌，使外界了解海口在漫長歷史時期作為“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擴大對外交往的航運歷史，有利於確立海口作為商貿中樞的歷史地位，有利於推動濱海城市商貿發展，有利於促進城市知名度的提高。

　　二、“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的形成，拓寬了海口與東南沿海和東南亞各國交往的渠道，促進海口與世界各國華人華僑的聯誼。

　　海南有300多萬海外華人華僑，他們的祖輩大多是從東南沿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移民海口，幾世幾代之后又從海口渡海出洋，僑居世界各地。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濱海城市敞開大海般的胸懷，和善包容地接納來自各地的移民，使他們融入當地社區繁衍后代，成了新的島民，並在商貿活動中逐漸向外拓展。

　　遷瓊始祖各姓族譜記載，海南移民大多從福建莆田、漳州、泉州等地輾轉遷徙而來。早在元代，這些移民已在遷居地興建天后宮，那是始於湄州而遷居瓊州的“天后行宮”。所謂天后行宮，就是“天后分靈”遷居的廟宇。天后分身伴隨閩南鄉親來到海南，逐漸成為海南移民敬奉的海上女神。遷瓊之初，親攜親，鄰幫鄰，同姓或鄉鄰之間，因遠途遷徙人地生疏而結成或大或小的聯誼組織或利益共同體。這種聯誼組織或利益共同體需要一種載體，那就是天后宮。海上女神“天后”，也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而來的“移民”。

　　這是一種精神信仰，也是一種文化認同。再后來，聚居海口的移民逐漸增加，更由於信仰相同，事業有成，財富增多，眾商集腋成裘，共同捐資興建較大規模的天后宮並作為會館會址。清乾隆二十年(1755)，先是興化、潮州商人在白沙門上村興建“興潮會館天后宮”。這是設立在海口年代較早、建筑規模較大的會館，但並非最早的會館，幸存的《興潮天后宮碑記》留下了這段歷史。由於更早的資料沒有找到，隻能以此為例。繼而，漳州、泉州商人也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近旁興建“漳泉會館天后宮”，且規模比前者更大。

　　文獻記載：“潮行”先設“興潮會館”於白沙門上村，后遷至解放西路，並易名“潮州會館”。所謂“潮行”，是福建興化、廣東潮州、汕頭等地商人開設的商號，“興潮會館”是他們洽談商務、敦睦鄉誼的行業館所。《興潮天后宮碑記》這樣說：“福之興化、廣之潮州，其來瓊也歷重洋之千裡、涉煙波之萬頃而裝載匪輕……又值經商之所八廟思敬，棟宇之不輪奐，我眾責也。於是各虔心解囊，其廟貌而更新之……”落款是“大清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季夏吉旦興潮眾商同勒石”。碑文說得非常清楚，因“棟宇之不輪奐”，故使“其廟貌而更新之”。原來的廟宇和會館到底建於何年，不得而知。但知維修至今已有256年，這段歷史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的歷史。

　　從“漳泉會館天后宮”舊址來看，其規模、格局比“興潮會館天后宮”要大得多。最引人矚目的是那四塊大石碑，那是筆者在海南沿海調研時所見到的石碑中碑身最高、碑面最大、碑體最厚的四塊。石碑寬1米，從基座平面算起至少有2.3米高。四塊石碑二二相對，並排而立，氣勢雄偉。那石碑用魚鱗狀白色花崗岩雕成，海南本土罕見，應該是從福建莆田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運輸過來的。從這也可以看出“漳泉會館天后宮”建造者的決心和毅力。

　　那些石碑客觀地記錄了當年會館活動和祭祀天后的真實歷史。盡管時間已過去233年，碑文已經模糊，但頂部“眾商抽分牌”“眾商抽分銘”“眾商捐題碑”和“重修天后宮碑”幾個大字依然隱約可辨。“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及其遺留石碑，這些歷史文物是聯結海外鄉親情誼的文化紐帶，應該引起職能部門的足夠重視。

　　從2006年開始，筆者廣泛搜集“海上絲綢之路”中轉站的歷史資料和探訪中轉站殘留的文化遺跡，得到不少珍貴史料。《明史實錄卷二百十七》載：明成化十七年(1418)，遣禮部給事中林榮赴滿剌加(今馬六甲)充正使。海南名賢丘浚《瓊台會稿·送林黃門使滿剌加國序》也有“上命禮部給事中林榮仲仁為正使……謂予鄉先達，不可以不言”的記載，這是記錄海南人最早前往馬來半島的歷史資料。

　　清朝初期，“從1695年冬開始，兩艘200擔的帆船隊，從瓊山演海鄉開往泰國，到1735年，這支船隊發展到73艘，常年川走於東南亞各國之間，這便是瓊山縣最早的帆船隊”———這是潘干《瓊山最早出洋帆船的興衰史》中所記載的海口人造船出洋的情景，時為康熙三十三年。《瓊州府志·卷四十二》記載：“康熙五十六年(1717)，嚴禁洋商船。不許私造船往南洋貿易，有偷往潛留外國之人，督撫大全通知外國，令解回正法。再奉旨五十六年以前出洋之人，准其載回原籍。”由此可知，康熙五十六年之前，東南沿海地區和海南居民出洋者為數不少，已引起當局關注並為此頒發皇朝“禁令”。

　　(主講人：蒙樂生)

(來源:海口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