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仍有巨大謎團:張之洞曾贊同變法

　　張之洞差點改變“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仍有巨大謎團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茅海建是鴉片戰爭史、戊戌變法史領域的專家，分別於20年前和10年前出版過產生很大影響的相關著作。近年，他埋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館藏的“張之洞檔案”，史料的新發現總讓他覺得驚心動魄。

　　長期以來，研究戊戌變法，人們多以康有為、梁啟超留下的史料為基礎。而今人們漸漸發現，康有為語多自夸自揚，梁啟超早期對老師又傾向於盲從盲信，很多重大而復雜的事件過早給出了結論。這些結論所依托的史實在匆忙中搭建，根基不深。年輕一點的學者碰到茅海建常說，很多看似已有定評的“史實”，一考(証)即錯。

　　茅海建的新作《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以留檔至今的大量電報為基礎，考索張之洞與朝廷、同僚、友朋之間的奏折函電，許多屬於當時的高層秘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戊戌變法玄機的幽深側面。

　　近日，茅海建接受本報《讀+》專訪表示，早於1907年張之洞獲授軍機大臣之前近10年，他有過一次進京輔政的機會，那次恰在“戊戌變法”前夕。

　　天分極高，脫穎而出

　　張之洞是晚清政界的特例，茅海建說。張有極高的天分，這種天分使他在狹窄的科舉之途上脫穎而出，又在人才雲集的翰林院大顯才華，成為光緒初年風頭十足的清流干將。他與曾國藩、李鴻章以軍功封疆不同，純以文章而發達封疆。他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青睞，從殿試名次的提前，到地方大員的出任，以及人生數次關鍵時刻，“慈恩”總是或顯或隱。

　　張之洞的歷史舞台主要在湖北。1889年至1907年他擔任湖廣總督。他創辦漢陽鐵廠，首設警察，多項“洋務”創下全國第一。張之洞雖是地方官，卻心憂天下，時刻注視天下學術與思潮。他廣致人才，梁啟超、章太炎、辜鴻銘、黃遵憲等時代俊杰莫不或慕名或受邀前來武昌，與他深談淺晤。

　　他門生故吏半天下，幕中多有新派人士，為眾多有志於社會與政治變革的士子官員所矚目。他擅長處理涉外事務，就連京中守舊派人士也贊他“在湖北晴川閣上宴俄太子，禮儀不卑不亢”。

　　辜鴻銘曾有英文著作狀寫張之洞在武昌思考中國時局的生動寫照：

　　“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張之洞要扮演一個非常困難的角色。我曾經出席過張之洞總督召開的一次幕僚議事會，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的雅各賓主義問題。這個議事會在武昌棉紡廠的頂樓召開。我至今記得老總督在月光下來回踱步的情景……”

　　光緒十九年(1893年)正月，朝廷有大理寺卿彈劾張之洞，羅列四大罪狀：怠慢政務、重用惡吏、濫耗錢財、總督衙門被毀不報。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用語大體屬實，張之洞起居無時，常常下午入睡，晚上10時起來辦公。他個人好惡重，花錢如泥沙。

　　但是茅海建認為，張之洞的事業大多是傳統社會沒有先例的，先行者自然會多走彎路，多付學費。

　　贊同變法，但反對康有為

　　張之洞短暫署理兩江總督期間結識康有為，與康有過數度深夜長談。那時，他的一個兒子因賞月覓詩不慎落水淹死，家人朋友勸他多找人聊天緩解悲痛。最初他很賞識康有為的才華見地，籌款1500兩白銀支持康有為創辦《強學報》，其中500兩是自己解囊。

　　但在《強學報》創刊號中，康有為的做法引起了張之洞極大不快：康刊發不能公開的光緒帝“上諭”，並用旁注文字自詡自重。更“令人駭異”的是，刊物首頁以“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方式紀年，擅自“奉正朔”。這在現代國家也不合規程。《強學報》隻辦了3期即被張之洞叫停，兩人漸行漸遠。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為進京，政治上就要一展身手。張之洞對他們由警惕轉向擔憂。他認為康所主張的“平等、民權”，“一萬年做不到，一味囈語”(他們兩個所理解的平等、民權，均與現代政治概念相去甚遠)。

　　但張之洞畢竟是新派人物，從未向康有為“公發難端”。他不反對變法，只是希望來一場沒有康有為的變法。為闡明自己的政治與學術思想，張之洞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年)春主持撰寫《勸學篇》，一是針對康有為的“邪說”，二是針對保守官員的“迂說”。書多變法主張，經光緒帝推廣產生了巨大影響。

　　茅海建指出，這部寫於變法前夕的《勸學篇》，因間有“非康”言論，清廷清算維新派時反助張之洞“免議”。

　　一把火讓他進京擱淺

　　就在“百日維新”前夕，清朝中樞有過一項重大政治舉動，召湖廣總督張之洞入京輔政。這一動議差點成為現實。

　　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后重新起用恭親王奕 ，重領軍機處和總理衙門。然而奕 壽日無多。在慈禧太后及一班老臣眼中，一旦恭親王去世，將無人制約翁同龢。翁同龢時任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衙門大臣，是光緒帝的師傅。

　　在此背景下，戊戌年三月二十九日，大學士徐桐出奏“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慈禧足足思考了3天。這是一個重大決定。張之洞接旨后一頭霧水，四處打聽“兩宮”真實意圖，知道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卻高興不起來，推諉遷延，光緒帝則嚴詞催促。

　　張在惴惴不安中上了路。人在途中，沙市招商局更夫與湖南船幫發生械斗，船幫放火點著了海關，延燒到日本領事住宅。光緒帝下旨，著張之洞回歸本任處理。有跡象表明，翁同龢對此旨出台施展了手段。此后北京政情大變，奕 去世，慈禧起用王文韶、榮祿、剛毅等取代翁同龢，電告張“勿庸來京陛見”。

　　茅海建感嘆，如果不是沙市事件突發，翁同龢不從中阻撓，張之洞應於戊戌年四月初(月底變法開始)到達北京。如果他輔政，必不會聽命於翁同龢。翁、張兩人只是政策分歧，並無不可解的恩怨，也許會互為推重，形成政治平衡。張將阻止康有為一派的冒進和保守派的反動，清末新政或提前實施。

　　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戊戌變法匆忙展開，100多天后，政變到來，血腥跟進。

　　戊戌變法仍有巨大謎團

　　讀+：對戊戌變法的研究很多，你此前也寫過這方面著作，為什麼再次聚焦戊戌變法？

　　茅海建：對於戊戌變法，我們也許該追問的是，我們已知的史實有多少是靠得住的，雙方當事人對於“改革”的態度有多少交集，那些“改良”的標簽有多少是值得推敲的。把史實弄清楚是當務之急。

　　我們研究歷史，是希望找到問題出在哪。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我認為在於找到失敗的教訓。

　　對於歷史不能簡單化，不能史實一抹黑、史觀粗暴化。一個民族對歷史的自我批判，是它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堅實保証。

　　讀+：為什麼想到從張之洞檔案入手？

　　茅海建：我研究戊戌變法多年，上窮碧落下黃泉，可以說四處奔突。現在我重點研究張之洞的檔案，就是希望從這個“兼具兩面性”的代表人物身上，找到對於復雜歷史謎團有所幫助的解答。我在那些檔案材料中穿行，經常能夠體悟百年前人們的喜怒憂樂，長處短處。

　　讀+：你治戊戌變法史，覺得哪些史實搞清楚了，哪些還有很大疑問？

　　茅海建：首先，我認為戊戌政變是一個動態而非預謀的過程，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的政治權力關系經歷了緊張、對立、決裂，最后發展到慈禧企圖廢帝。其中若要明確一個具體的時間，仍是八月初六日。

　　其次，我認為政變初起於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未依當時的政治游戲規則，即未先請示慈禧太后，而是獨立地決定罷免禮部六堂官。

　　我們還注意到，光緒帝召見和提升袁世凱，似未引起后黨激烈反應。戊戌政變並不是因為袁世凱告密而引發，但袁世凱告密的消息傳到北京，大大加劇了政變的激烈程度。

　　我這些觀點，都是前輩已經作過的結論。我的貢獻在於從細部上清晰了戊戌政變的整個過程，做了一些確認、補証和修正。

　　我要強調的是，慈禧太后為什麼在八月初五決定將回頤和園的日期推遲到初十日、為什麼初六日親政，這其中還缺少扎實的証據鏈，很多專家考証在我看來還站不住腳。對於我來說，這些依然像謎一樣纏繞著我的心。這個謎底很可能藏在兩位身居要職、知悉內情且有寫日記習慣的大臣的日記裡，他們一位是張蔭桓，一位是王文韶。他們的日記迄今都還沒被發現。

　　張之洞曾以最高禮待梁啟超

　　讀+：張之洞與康有為，為什麼從交誼竟至決裂？

　　茅海建：以前的歷史觀念，在談到戊戌變法失敗原因時，往往把責任歸咎在改良上，認為改良太過溫和。戊戌變法真相卻恰恰相反。政變之所以在變法短短103天后爆發，問題就在於康、梁、譚等人太過激進，甚至是冒進。康有為等人明知光緒權力有限，急忙忙在權力中心安插自己人，排擠異己，刺激慈禧。

　　戊戌變法是在慈禧太后全程監控下進行的，沒有她的支持，新法一天也推行不了。政變發生后，康有為在境外接受記者採訪，出示經他篡改的光緒“密詔”，將帝后矛盾公之於眾。這種做法陷光緒於危險境地。

　　不僅僅是極端保守派，很多主張改革的人都對康有為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張之洞只是其中一個。

　　讀+：張之洞對康有為和梁啟超二人的看法有區別嗎？

　　茅海建：有很大區別。梁啟超第一次去武昌拜訪張之洞，還隻有24歲。那天張恰好娶侄媳婦，賀客盈門。張撇開賓客，專門與梁相見，拉了最親的親信陪同，宴至二更，許以優厚職務和年薪。我看了那麼多“張之洞檔案”，感覺這是他待人的最高優禮。但是梁啟超仍以要辦《時務報》辭之。張之洞不以為忤，一遇到機會，還提醒別人要對梁優禮有加。

　　后來張之洞越來越反感康有為的思想，對梁啟超遵奉其師的做法不以為然，但仍有意做梁的工作，等待他改變態度。

　　最重要的思想家，最具遠見的政治家

　　讀+：你怎麼看待張之洞在戊戌變法前后的表現？

　　茅海建：首先我們要看到他是一個普通人，你看他被召入京輔政時，那種畏首畏尾、拖延抗拒，那種害怕攬事、害怕進入政治漩渦的心態。他深知京城政治生態復雜，不像我們覺得入京輔政是天降大任，他首先想到的是自身安全。

　　戊戌政變發生后，張在悲痛之余(他的得意門生楊銳被殺)，私下指責昔日的朋友黃遵憲是“康黨”。“康黨”在當時氣氛下是很嚴重的罪名。黃遵憲很早就與張有過從，張曾經為黃的仕途鋪過路。后來黃遵憲在奉旨處理《時務報》糾紛時，表現出心向康梁的一面，張之洞就此不能再原諒他。政變后有人想推舉再用黃遵憲，征求他的意見，他用“鑽營嗜利，險狠鄙偽，毫無可取”這樣刻薄的詞語形容黃遵憲。當然，人是復雜的，我們不能因為哪一句話哪一件事就給人下定論。

　　讀+：我們今天該如何看待張之洞的成就？

　　茅海建：張之洞是中國近代的轉型人物，其在《勸學篇》中表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觀，恰是那個轉型時代最有實踐意義的理念。

　　思想家可以超越他的時代而指引后來者，政治家則必須堅實地站在時代給他搭建的舞台上。對政治家來說，任何一種輕率的超越都有非常大的危險。

　　張之洞毫無疑問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不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思想家。他不是那個時代最具實力的政治家，但又是最有遠見的政治家。

(來源:長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