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在華劫掠大量文物 米芾書法遭偽軍哄搶撕碎(圖)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是日本侵華時期為數不多獲得有效保護的珍貴文物。(圖片來源：台北故宮博物院)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

　　中國民間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討文物

　　但戰后文物追討條件之苛刻鮮為人知

　　今日，是八年抗戰日本投降紀念日。近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致函日本天皇明仁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歸還上世紀初所劫掠的中國文物“中華唐鴻臚井刻石”。

　　這是中國民間首次向日本皇室追討文物。

　　據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介紹，選擇“中華唐鴻臚井刻石”，一是因今年是該刻石建立1300周年，二是有關研究者已掌握日本人劫掠刻石的確鑿証據。

　　有冊記載，近代日本人在華盜掘、劫掠各類文物可追溯至清代光緒九年。此后，日本人在華的盜掘、劫掠貫穿整個民國時期，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華時期，是文物損失、損壞最為嚴重的時期。

　　童增認為民間首次索賠是覺醒，也是遺憾。戰后的種種事實則表明——文物追討，常糾纏於情感與法律之間，受限於私心和狡詐，阻力重重。

　　本版文/本報記者 蟻暢、胡亞平 實習生 譚璇璇(部分資料參考陳文平著《流失海外的國寶》)

　　童增說，他在和學者偶然聊天中才得知，已有確鑿証據証明日本人在日俄戰爭結束后，將中華唐鴻臚井刻石劫走，存放於現日本東京千代田區皇宮。隨后，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為此成立文物追討部，專門負責中華唐鴻臚井刻石被劫的証據梳理和索賠工作。

　　日俄戰爭

　　“唐鴻臚井刻石”運日皇宮

　　據《舊唐書 渤海靺鞨傳》記載，公元713年，唐睿宗“遣郎將崔忻往冊拜祚榮為左驍衛員外大將軍、渤海郡王。”上海大學陳文平教授介紹，崔忻從長安出發，跋山涉水，到達靺鞨都城，就是今天吉林敦化敖東城，完成冊封使命。第二年春啟程回京，來到遼東半島的旅順，在旅順黃金山山腳下鑿開兩口井作為紀念，隨后又把本次出使冊封活動刻於巨石上，是為中華唐鴻臚井刻石。

　　陳文平認為，這塊刻石是渤海與唐王朝關系史的實物見証，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物價值。

　　1908年，日俄戰爭結束，日本海軍中將富岡定恭將包括石亭在內的刻石和井運回日本，作為日俄戰爭的戰利品呈給日本皇宮。

　　在劫走刻石之后，富岡定恭又在刻石原址豎立一塊“鴻臚井之遺跡”的石碑，並在石碑上寫道：“余蒞任於此地，親考崔公事跡，恐湮滅其遺跡，樹石刻字，以傳后世雲爾。”

　　陳文平說，富岡定恭是無恥的，“明明偷了石碑，還在上面留字，真是可笑。”

　　根據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提供的材料，戰后有學者多次提出前往日本皇宮察看此石刻，均遭到拒絕。但聯合會提供的資料，清楚顯示石刻在日本皇宮內的方位及碑體圖片。

　　童增說，日本駐華大使館方面已表示收到了函電，但暫未收到來自日本政府的回應，“我估計他們正在商量對策。”

　　“九一八”后

　　242592件故宮文物遷移

　　作為明清兩代的皇宮，故宮有大量帝王珍藏。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北平告急，故宮博物院在1932年底作出決定，在數百萬件文物中挑選出精品，向南遷移。

　　陳文平介紹，從1933年初開始進行文物的挑選和裝箱，被挑選出來的珍品，都是用棉花、皮紙裡三層外三層進行包裹，前后歷時4個月，242592件珍貴文物才完成裝箱工作。

　　為安全起見，故宮博物院決定分批運走文物。第一批文物共2118箱，主要是文獻、書畫等，其中包括著名的四庫全書。這批文物由武裝押運，輾轉運抵上海。此后三個月，另外幾批文物先運到上海，兩年后全部運往南京。

　　陳文平特別提及，1935年6月，國民政府曾組織專家，在這批文物中挑選出1000多件精品，運往英國倫敦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陳文平說，“這批展品代表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精華。”

　　1937年1月，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但不久后“七七事變”爆發，這批南遷的故宮文物為了躲避戰火，再一次裝箱向內地遷移。

　　據史料記載，由於當時日軍沿水路、陸路兩路進行侵入，文物押運人員給每輛車都配備兩名司機，兩人輪流駕駛，除了加油加水等時間，一律不得無故停車，日夜兼程到達了貴州貴陽。

　　據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原館長徐森玉回憶，押送文物的車隊在行駛過程中，多次遭遇日機轟炸，落下的炸彈有的距離車隊隻有幾十米的距離，其中驚險讓人驚出冷汗。

　　1937年11月，存放在南京的剩余故宮文物也全部西遷。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派吳玉章和牛德明等人負責押運，直至最后一批文物撤離南京不到5天，南京便被攻陷了。

　　新中國成立前夕，這批文物中多數精品被國民黨軍隊運到台灣，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據公開資料顯示，目前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許多國寶級文物珍品，如西周毛公鼎、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宋代汝瓷等。這幾乎是日本侵華時期唯一得到有效保護的文物。

　　偽滿洲國

　　米芾《笤溪詩》被哄搶撕碎

　　在被日本劫掠的文物中，跟隨溥儀而丟失損毀的同樣令人扼腕。

　　1934年3月，在日本政府和侵華日本關東軍策劃下，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成為“滿洲帝國”的“康德帝”，實際上被認為是傀儡皇帝。

　　此前，溥儀曾從北京故宮運走1200多件珍貴的字畫、古籍，存放在天津靜園。1932年，溥儀潛逃至長春，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將天津靜園的這批文物運到長春的“滿洲帝國”皇宮內。

　　據溥儀回憶，這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和米芾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稿》原稿、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閻立本和宋徽宗的作品﹔有乾清宮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書的珍本。“這批東西移到天津，后來賣了幾十件。……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落了。”

　　1945年8月，日軍迅速潰敗，偽滿洲國遂作鳥獸散，溥儀和關東軍首腦准備乘軍用飛機逃往日本。臨走時，帶上100多件字畫、古籍等。

　　沒來得及帶走的1000多件字畫古籍，遭到破門而入的偽軍官士兵哄搶，部分珍品在哄搶中被損毀，其中，北宋四大書畫家之一米芾的《笤溪詩》，被撕扯成碎片。

　　實際上，日本侵華期間，對全國各地重要古文物的盜竊、搶奪、毀壞不計其數，大量珍貴文物丟失或損壞於炮火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彼時的“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調查統計，編寫了《戰時文物損失目錄》，據各級上報數據，我國文物損失共計3607074件又1870箱，古跡741處。

　　戰后追討

　　還得報搶走文物日軍番號

　　“戰后文物追討時，要求我們給出文物丟失的時間地點，搶走文物的軍隊番號，根本就是不想歸還。”提起戰后文物追討，陳文平頗有些氣憤和無奈。

　　作為戰勝國，中國參加了1945年12月27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中、蘇、美三國外長會議，決定成立遠東委員會和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其中，遠東委員會負責戰后對日索賠即戰后有關對日政策的決策。

　　關於歸還被劫物品的政策，遠東委員會規定：被劫文物“經所有國証明確屬原物時，得向盟總申請歸還。申請時須由劫掠所在地之盟國代表團代辦申請手續，填具表格，並檢具：1.劫物詳細說明。2.產權証明文件。3.被劫情形如地點、日期之敘述。送交盟總民間物資保管組，以備審核歸還，如尚未發現原物，亦得申請轉日本政府調查具報。”

　　陳文平認為，這種條件苛刻，甚至於有些“站在日本一邊”。而事實証明，這些條件成為戰后文物追討最大的障礙。

　　1999年，陳文平見到了當年赴日本追討文物的代表團成員王世襄(1914-2009)。

　　王世襄在看到關於歸還被劫物的規定后，也十分失落，他回看國內上報的文物材料，“沒有一份夠得上材料完整的。”

　　最終，代表團從日本追回了北京周口店出土的化石一批、四庫全書等善本古籍35000冊、張學良收藏的緙絲古畫精品58軸等。但索回古物的數字和實際被劫的數字仍舊“有天壤之別”。

　　現在索回

　　有困難也有韓國成功案例

　　童增也知道戰后文物索回之難，在他看來，此次向日本索回“中華唐鴻臚井刻石”，首先是態度問題，“我挺遺憾的，我們到現在才擺出這種態度。”但童增認為韓國有成功先例，“我們証據確鑿同樣可以索回來。”

　　上世紀70年代，韓國民眾曾積極要求日本歸還“北關大捷碑”。2005年，韓國政府正式要求日本歸還此碑。同年，日本即歸還。

　　但是，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韓昇認為，雖然日本曾經歸還過韓國文物，但是現在要想討回“中華唐鴻臚井刻石”難度依然相當大。

　　“上次日本歸還韓國文物實際有政治考量，當時日韓關系良好，日本也希望通過歸還文物拉攏韓國建立戰略聯盟，但是自從日韓關系緊張后，這種文物歸還就變得可能性很低。”在韓昇看來，現在很多文物追討無從下手，源於對方根本就不跟你談，不談就沒法推動，更別說歸還，“按照日本人的性格，被他們吃進去的東西想要吐出來幾乎不可能。”

　　“大部分博物館都會用‘文物是當前所有者通過正當方式獲得’搪塞，畢竟在甲午之后，流入日本的大量文物除被掠奪外，也有一部分是重金購買，流失文物數量大，很難找到每一件文物被非法掠奪的實際証據，這給追討帶來很多困難。”

　　專家說法

　　日本搶來文物

　　多數秘而不宣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韓昇的著作《正倉院》是中國為數不多關於這座日本國寶級皇室文物倉庫的研究著作，那裡至今仍收藏了大量中國唐代傳入日本的珍稀文物。

　　相比正倉院這些可“示人”的中國文物，更多中國文物由於來路不正而很少被日本所有者拿出示人，“很多甲午之后被掠奪至日本的文物從來沒有公開展出過，多數秘而不宣，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搶走了什麼，怎麼追討呢？” 韓昇說。

　　兩年前的9月18日，首部由中國學者編成的流入日本的中國文物目錄——《中國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錄》，在編成66年后，首度公開出版，據當時唯一健在的編纂者，原國家文物局顧問、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年已92歲高齡的謝辰生先生講述，這套目錄是在抗戰勝利后，1946年由國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在北京及上海區辦事處組織編制的，目的是向日本追討自甲午(1894年)以來被劫奪的珍稀文物和要求戰爭賠償。目錄收錄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被日本劫奪的各類中國文物15245件。

　　但在上海大學教授陳文平看來，這個目錄只是日本掠奪中國文物的冰山一角。

　　韓昇擅長唐史研究，在正倉院考察期間，每當看到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文物從當年流入日本至今仍被保存得如此完整，也會對日本人尊重文物、尊重文化的態度有所欣慰。

　　但近代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滲透以及入侵，更大規模的中國文物被日本有組織、有預謀地掠奪。“一想到文物背后的強權、掠奪和非正義，根本讓人無法去欣賞文物本身的文化感和歷史感，總會讓人有很憤憤不平的感覺。”韓昇說。

　　在韓昇看來，日本各地不少博物館甚至寺院私藏中或多或少保存有從中國掠奪的文物，“具體有多少被掠奪的文物流入日本，根本就數不清楚。”

　　據不完全統計，僅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就流失了超過360萬件又1870箱文物，741處古跡被毀。這些文物上至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下至清代瓷器書畫。“隻要是淪陷區，當地的文物都會成為日軍的掠奪目標。”韓昇說。

　　據謝辰生先生當年回憶，早在甲午戰爭后，日本人就開始派遣探險隊，到處搜集中國文物。戰爭期間，日本人更是明目張膽地大肆掠奪。比如洛陽金村墓葬出土的大量銅器、古籍，宋代百善樓200個宋代版本的善本書等等。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山西趙城金藏在1942年日本侵華期間差點被日軍掠走，時任太岳區軍政領導陳賡、薄一波派出游擊大隊百余人將5000卷藏經全部移出寺廟，才使珍藏留在國內。

(來源: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