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品往來

海上絲綢之路（陶瓷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隋朝時期，繁榮於唐宋時期，轉變於明清時期。傳統意義上的海上絲綢之路主要指從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寧波等港口出發前往南海和印度洋的貿易航線﹔二十世紀后半期，國際學術界也常常把中國到東北亞的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琉球群島的貿易航線，也稱之為海上絲綢之路。

作為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重要通道，海上絲綢之路至遲在中國秦漢時代就已經出現，到唐宋元明時期發展到高峰，其具體路線是：由廣東、福建沿海港口出發，經中國南海、波斯灣、紅海，將中國生產的絲綢、陶瓷、茶葉等物產運往歐洲和亞非其他國家，而從海外市場輸入象牙、香料、寶石、金銀等。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使中國對外貿易興盛一時，同時加強了古代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元朝時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就是由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又由“海上絲路”返回本國的。從貿易品的角度，海上絲綢之路又有“陶瓷之路”、 “茶葉之路”、“香料之路”、 “白銀之路”、“寶石之路”等不同的稱呼﹔從航線的角度，又有南洋航線、西洋航線、東洋航線等不同的說法。

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航線和貿易規模的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品也有不同。戰國秦漢時期，地處華南的南越國就有十分繁盛的海外貿易，這在南越王墓等考古發掘中得到實証。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到了漢代，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據《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黃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在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后，規模有進一步的擴大。東漢（特別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志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隨著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而乳香（薰爐）和家內奴仆（托燈俑）乃以往輸入品中所未見。

孫吳政權黃武五年（226年）置廣州（郡治今廣州市），加強了南方海上貿易。到東晉時期，對外貿易涉及十五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包括東南亞諸國，而且西到印度和歐洲的大秦。絲綢是主要的輸出品。輸入品有珍珠、香藥、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翡翠、孔雀、金銀寶器、犀象、吉貝（棉布）、斑布、金剛石、琉璃、珠璣、檳榔、兜鑾等。

唐宋時期以迄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進一步發展，總體而言，當時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往外輸出的商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和銅鐵器（含銅錢）四大宗，往國內運的主要是香料、寶石、象牙、犀牛角、玻璃器、金銀器（包括白銀）、珍禽異獸等。中國官方海外貿易在明初鄭和下西洋時，發展到巔峰。鄭和之后的明清兩代，由於實施海禁政策，我國的航海業有一定衰落，進入西方的大航海時代以后，西方殖民者進入東亞貿易圈，中國海外貿易航線逐步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所蠶食，這條曾為東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貢獻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漸消亡了。

中日之間的海上貿易，由於文獻檔案翔實，考古實物証據豐富，可以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品往來提供借鑒：

中日兩國之間通過朝鮮半島或經由日本海環流水路，交往十分方便。據日本古史記載，西漢哀帝年間（公元前6年），中國的羅織物和羅織技術已傳到日本。公元三世紀，中國絲織提花技術和刻版印花技術傳入日本。

隋代，中國的鏤空版印花技術再次傳到了日本。隋唐時期，日本使節和僧侶往來中國頻繁，他們在浙江台州獲得青色綾，帶回日本作樣板，仿制彩色錦、綾、夾纈等，日本至今仍沿用中國唐代的名稱，如：絞纈、臘纈、羅、綢、綾、羽等。

唐代，江浙出產的絲綢直接從海上運往日本，絲織品已開始由禮物轉為正式的商品。奈良是當時日本的首都，可以說是中國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倉院則是貯藏官府文物的場所。今日的正倉院已成了日本保存中國唐代絲織品的寶庫，其中的很多絲織品即使在大陸也很難見到，諸如彩色印花錦緞、獅子唐草奏樂紋錦、蓮花大紋錦、狩獵紋錦、鹿唐草紋錦、蓮花紋錦等，還有不少中國工匠當時在日本制作的、兼具唐代風格與日本民族特色的絲織品。

宋代也有很多的中國絲綢被運往日本。元代，政府在寧波、泉州、廣州、上海、澉浦、溫州、杭州設置市舶司，多口岸向日本出口龍緞、蘇杭五色緞、花宣緞、雜色絹、丹山錦、水綾絲布等。明代則是日本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時期，這一時期，日本從中國輸入的生絲、絹、緞、金錦等不計其數。清初採取海禁政策，后由於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而陸續開放。此時，日本仍繼續大量進口中國生絲。1633-1672年間，日本每年進口的中國絲仍在20萬斤以上。當時甚至還有山東、陝西、安徽、浙江等地的商人直接從事海上貿易活動，遠航至日本等國，以中國的綢綾等換取椒、檀、銅、藤等貨物。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國政府為了換取日本出產的銅，允許中日官方往來，進行絲綢貿易。此后，中國的絲綢更源源不斷地被運往日本。 日本在大量進口中國絲綢的同時，積極引進中國的桑種、蠶種和先進技術，並於1868年前后確立了振興蠶絲業的基本國策，積極學習歐洲的蠶絲實驗科學，訂立獎勵專利政策，興辦科教機構，蠶絲業從此欣欣向榮。1909年，日本出口的生絲已達到8372噸，超過了中國（7480噸），位居國際首位，其后並一直處於領先地位。中國直到1977年產絲量才重又超過了日本。 

【作者簡介】

姜波：博士，現為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德國慕尼黑大學古代文化研究中心（ Munich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ultures）兼職教授、烏茲別克斯坦中亞國際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個人研究領域為漢唐考古與中西交通史（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著有《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盛世風採──唐三彩》、《漢唐都城禮制建筑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