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電影：各種視角的二戰題材

　　原標題：歐美電影：各種視角的二戰題材

《神童》海報

《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劇照

　　 世界電影關於二戰題材經歷了從控訴納粹的殘暴罪行，到還原二戰各種復雜歷史真相的過程，很多禁忌話題逐漸解禁。今年8月，正當歐洲和德國紀念二戰結束69周年之際，記者在柏林遇到並採訪了主要研究德國電影的中國電影學院教授楊慧女士。她依據近百部影片，對比1990年代前反納粹電影的敘事話語模式，梳理出近20年來世界電影中歐美二戰敘事的解禁話題，楊教授認為，解禁敘事不僅符合藝術以人為本的本性，而且建構著超越懲罰和復仇、促進寬恕與和解的大善境界。

　　 對德國納粹的暴露和批判

　　 電影作為歷史和大眾記憶的活躍載體，早在二戰前就將納粹暴政和戰爭經歷形象地反映在銀幕上，主要是對德國納粹的暴露和批判。最早的反納粹電影出自1933年。美國人考尼留斯·范德比爾特當年在德國拍攝了《希特勒的恐怖統治》。而戰時的1940年，卓別林的《大獨裁者》也明確地用漫畫形式諷刺了希特勒的獨裁暴政。二戰結束后，銀幕上出現了一批以“歷史記憶”為標志的，反映二戰的戰爭片和集中營屠猶的驚悚片，內容大致包括：納粹軍隊對歐洲各國的侵犯﹔納粹對猶太人的凌辱、迫害、大屠殺﹔盟軍反攻戰場上的血戰﹔各國民眾和抵抗組織的抵抗活動等方面。代表作有《凶手在我們中間》、《安妮日記》、《裸露在狼群》和《老槍》等。前蘇聯的一系列二戰反納粹名片，如1949的《斯大林格勒戰役》，1950年的《攻克柏林》和1972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等影片至今讓人記憶猶新。美國影片《辛德勒的名單》與德法合拍影片《鋼琴家》等用詩意的影像對人性、戰爭和歷史進行反思，以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較高的審美特性廣受觀眾歡迎。1976年美國的電視劇《大屠殺》，不僅是震驚了一代人的作品，而且在大眾傳媒中也起到了把德國納粹的具體罪惡與恐怖的“奧斯維辛”形象化關聯的作用。

　　 楊教授總結說，上述影片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電影利用了其戲劇性，並迎合乃至建構大眾意識形態的媒體特點，突出了國際反納粹意識形態的主流訴求，即聚焦暴露德國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其迫害猶太人的罪惡，再現世界反德國法西斯戰爭的斗爭。

　　 “歷史記憶”的新階段

　　 德國人對其納粹歷史的反思也存在著復雜心理。戰后的西德政府在戰爭賠償和對“納粹罪行”定義中，也曾堅持德國人也是“受害者”的態度，不少德國人強調，德國一般老百姓在納粹統治時大多處於“身不由己”的道德逆境。這些思潮在德國電影作品上也有反映，如1970-80年代銀幕上曾經出現過德國人訴苦的作品：《瑪麗婭布勞恩的婚姻》、《德國，我蒼白的母親》、《鐵皮鼓》等。但從總體上看，抨擊譴責納粹惡魔仍然是二戰影片的基本敘事原則。

　　 冷戰結束后，歐美國家對二戰的“歷史記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歐洲一些國家也開始了對自己二戰史的“負面記憶”，去深入檢討各國、各種團體在戰時、戰后的各種暴力行為和罪過。這種“負面記憶”是“自我批評式的”，“強調共同承擔罪行和責任”。在這新一輪的二戰“歷史記憶”中，隨著反思的全面化過程，二戰的很多問題也經歷著某種意義上的再次評價。隨著大量史實以及對戰時具體歷史情境下復雜經驗的敘事解禁，涉及二戰題材的電影也呈現出歷史真相趨勢。1982年英美合拍的電影《蘇菲的抉擇》突出了猶太人負罪體驗和道德糾結。荷蘭影片《戰火葬童年》揭露受害者群體內部出賣行為及其惡果。1993年，好萊塢導演斯皮爾貝格的《辛特勒的名單》，刻畫出曲線保護猶太人的“德國好人”，在世界影壇上以大片形式開啟了“歷史記憶”的新階段。

　　 反思二戰電影的視角逐漸擴大

　　 2000年以后，世界電影在高科技作用下和全球性娛樂文化語境中，政治相對寬鬆，文化與消費相融，敘事視角力求創新和差異性。反映二戰的電影也開始突破原有的模式，融入了大量新的內容：有戰爭中的苦難和畏懼，描寫德國士兵在戰場的艱難痛苦，如1993年德國人導演的《斯大林格勒》﹔有德國人被盟軍凌辱，如描寫蘇軍戰俘營虐待德軍戰俘暴行的《特蘭濟特戰俘營》（俄/英，2008）等，特別是影片《惡棍特工》（2010，美國）既再現了納粹分子的殘暴無恥，也犀利地影射了猶太人復仇的血腥，以逼真的細節描寫了納粹軍人被猶太人特工隊凌辱折磨的場面，而在影片結尾，猶太人將萬字符血淋淋地刻在納粹軍官的額頭，隱含著復仇意識中的不寬容和戰后反納粹運動對德國民族的某種壓力﹔有德國在戰時、戰末、戰敗后的苦難體驗：如描寫德兵從蘇軍戰俘營逃亡歷險的《極地重生》（德，2001），講述納粹軍官的兒子，因友愛和好奇誤入集中營毒氣室的《穿條紋囚衣的男孩》（英/美，2007），再現德國人戰末淒慘大逃亡的《大逃亡》（德，2007）和《少女洛荷》（德/奧/英，2012）等﹔有大量再現德國人反抗納粹乃至保護猶太人的事跡，如反映德軍高級將領刺殺希特勒史實的《暗殺希特勒》（德，2004），講述德國妻子群體救助她們猶太丈夫的《玫瑰大街》（德，2003）和納粹軍校學生抵制納粹的《納粹軍校學員》（德，2004），還有描寫科隆地區反納粹少年團體史實的《雪絨花海盜》（德，2001—2004）等﹔有從人情角度描寫德軍與盟軍友情、與受害國人的愛情及其不同命運的內容，如《亂世啟示錄》（德，1996）通過法國人亞伯在二戰中的坎坷命運，再現了納粹軍人人性平和的一面和德國兒童被納粹洗腦的一面，《神童》（德，2011）借助孩子和音樂的超政治意義，表現了德國人和蘇聯人戰時的復雜關系和人性圖像，《白色寒冬》（瑞典/挪威，2012）描寫了戰場上敵對軍人之間的爭執和共患難事跡。

　　 進入二十一世紀，后現代主義戲諷、娛樂消費中的反納粹題材開始佔領市場。這是因為反納粹和二戰歷史吻合了電影求新求異、娛樂消費的需求。隨著文化消費以及網絡游戲的盛行，大量恐怖片和網絡游戲中出現納粹“蓋世太保僵尸和吸血鬼”以及所謂“超人納粹克星”形象。其特點是，不再嚴肅反思法西斯主義，而是將納粹徹底妖魔化。反納粹淪為單純娛樂消費話語。這類作品，如吸血鬼片《斯通的死活人之戰》（立陶宛/美/意，2011），《地獄男孩》（美，2004），《復仇之溪》（美，2008），《吸血萊恩：第三帝國》（美/加/德，2010），以及納粹僵尸恐怖片《死亡之雪》（挪，2009）等，構成了新世紀以來，銀幕上反納粹敘事的另一道奇觀。

　　 楊教授最后認為，當前，政治、經濟、文化和信息的多元維度進入了一個空前的全球“聯網”時代，人類彼此的依賴和關聯也因此空前密切，同時摩擦和沖突也易發而敏感，協商對話，和平共處，聯手發展，共同進步，變得更加迫切，反戰輿論因此更具有空前的必要和現實性。近20年來銀幕上全面暴露二戰形形色色罪惡，充分說明了戰爭是最原始野蠻的反人類的解決問題手段，是一切政治不公和人性丑陋滋生的基床。與此同時解禁敘事傳達出的寬恕與和解信息，也標志著電影正努力在清算納粹罪惡之后，重建一種新的道德姿態，啟迪人類的徹底反戰意識。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