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師曾被評“遠東第一艦隊” 令日本驚懼

　　1861年1月11日，圓明園被燒之后一病不起的咸豐帝，在他所剩不多的時日裡做出了一道重要的批示，批准了恭親王奕 會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總理衙門設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由此開端。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是整個洋務運動一以貫之的最重要思想。而這個思想，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林則徐、魏源就已提出，卻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才得以實施。

　　1843年，負責鴉片戰爭媾和談判的耆英，給道光帝上呈了一支英軍使用的新式擊發槍。道光帝對槍愛不釋手，對耆英提議仿造的奏折卻做了否定的朱批：“卿之仿造一事，朕知必成望洋之嘆也。”這一“嘆”，延誤了二十年。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真正讓清王朝統治階層清醒認識到洋槍洋炮厲害的，不是兩次把清軍打得落花流水的外國侵略者，而是內亂太平天國。

　　在屈辱地與列強簽訂了《北京條約》之后，外患暫緩，清王朝可以全力解決被視為心腹大患的“長毛賊”——太平天國。發起於1851年的太平天國運動，此時已經席卷江南，大清國根基動搖。

　　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李鴻章，那時候還是兩江總督曾國藩幕僚，1862年才招募成淮軍。他向曾國藩匯報淮軍的情況時說：“敝軍槍炮最多而精，郭楊劉王四軍萬五千人，洋槍萬余支。劉鎮銘傳所部七千余人，洋槍四千支。是以所向披靡。”稍后他又向清廷闡述了自己的治軍思路：“臣軍久在江南剿賊，習見洋人火器之精，於是盡棄中國習用之抬槍、鳥槍，而變為洋槍隊。現計出省及留防陸軍五萬余人，約有洋槍三四萬杆……又有開花炮隊四營……洋炮重者千余斤，輕亦數百斤，其炮具之堅精，藥彈之繁冗，臣講求數年稍窺機要，他人多未及見，更未與知。”

　　相較之下，太平天國使用洋槍洋炮倒是先清軍一步。1858年，清廷就曾在上海截獲過向太平軍輸送“洋劍、火槍、子藥”的外籍走私輪船。在1860年的安慶之戰中，太平軍用“西洋落地開花炮”把湘軍打得“驚心動魄”。是年11月，在前線督師、久攻不下的曾國藩提出“師夷智造炮制船，尤可期永遠之利”。一年后，安慶攻陷，曾國藩立刻在此開設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由此誕生了洋務運動的第一個近代軍工廠。

　　即便是有外憂內患的形勢所迫，又有皇帝的“遺命”，洋務運動在大清國也是阻力重重。僅就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一事，洋務派和頑固派就爆發了激烈爭論。一方代表是恭親王奕 ，另一方則是文淵閣大學士、同治帝師倭仁。

　　倭仁認為“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藝”，西方技術不過“雕虫小技”甚至“奇技淫巧”，學習他們不過是“一藝之末”。何況“天下之大，不患無才，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奕 等人論述“師夷長技”的必要性不必贅言，他們對當時頑固派的指責確實一針見血：“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

　　奕 在1861年協同慈禧發動辛酉政變，是慈禧最倚重的權臣，慈禧也傾向洋務。她調和雙方矛盾，委任倭仁當總理衙門行走，讓他不得不接觸洋務。倭仁稱病堅辭，結果惹惱了慈禧，免了倭仁全部職務，隻給他保留了大學士之稱。

　　雖然有慈禧的支持，洋務運動在士大夫階層也是非議眾多。而慈禧本人，對洋務運動的支持其實也非常有限。光是修建鐵路一事，李鴻章就運作了二十多年，甚至為塞頑固派之口發明了“馬拉火車”，還給慈禧在頤和園修建了一條小鐵路。直到1889年，清政府才下詔肯定鐵路“為自強要策”。慈禧真正接受鐵路還要再過十多年，1900年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次年慈禧從西安“回鑾”，這才在保定第一次坐火車。

　　洋務運動真正的核心力量，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一批封疆大吏。他們對洋槍洋炮有著切身體會，因而最易從器物層面著眼，進行革新強國。

　　清王朝的八旗、綠營不堪一擊，湘軍、淮軍相繼誕生，東拼西殺，保住了大清江山，他們所代表的地方勢力強大起來。而這些手握實權的封疆大吏們，又在洋務運動中進一步壯大了實力，從而成為決定晚清歷史走向重要政治力量。

　　“遠東第一艦隊”

　　1886年5月21日，渤海灣的海面上響起一串悶雷般的炮聲。一艘被當做靶子的木船，在炮彈掀起的沖天水柱中被炸得粉碎。德國人來興克興奮地拍下這一畫面，在隨后的幾天裡，他還為這支艦隊的各艦管帶們都拍了照。

　　沒有人想到，這會是北洋水師最完整的遺照。洋務運動最讓大清國臉上有光的成果，不到十年之后就輸了個精光。

　　北洋水師的這次出海開炮並非開戰，而是在進行海上閱兵，以檢驗此前剛剛入列的兩艘鐵甲艦——“定遠”、“鎮遠”。這是同一級別的兩艘“姊妹艦”，排水量達7200噸，主炮口徑達305毫米。“定遠”、“鎮遠”足以躋身當時世界軍艦第一陣營，在亞洲更是當仁不讓的“亞洲第一巨艦”。

　　這次海上閱兵持續了十天，英、法、俄、日四國派人觀禮，大清國的軍隊第一次贏得了外國人的贊揚，北洋水師是“遠東第一艦隊”的說法由此傳播開來。

　　事實上，直到1888年，北洋水師都是讓日本驚懼的“遠東第一艦隊”。正是在這一年，北洋水師成軍，達到了實力的頂峰，而自此之后，中日海軍的實力對比悄然變化。

　　北洋水師聲勢最為強大之時，麾下擁有威震遠東的“八大遠”：德國造鐵甲艦“定遠”和“鎮遠”，德國造裝甲巡洋艦“經遠”、“來遠”和防護巡洋艦“濟遠”，英國造的防護巡洋艦“致遠”、“靖遠”，福建船政建造的近海防御鐵甲艦“平遠”，此外還有英國造撞擊巡洋艦“超勇”、“揚威”以及炮艇、魚雷艇等，共計二十余艘艦艇和數十艘輔助艦艇，總噸位三萬四千多噸。

　　這支海軍的各艦管帶，多數是英國歸來的海軍留學生，或是出身福建馬尾船政學堂，是大清國第一批接受了近代正規軍事教育的軍事人才，即便是普通水兵，也是招募的有一定文化、身體出眾的高素質兵源。無論是裝備水平還是將士素質，北洋水師都足以一時稱雄亞洲。

　　1888年，北洋水師“定遠”、“鎮遠”和“濟遠”三艘主力艦在日本長崎維修，補充給養，巨大的艦體震動日本。期間，中國水兵在岸上與日本人發生沖突，在北洋水師三艦的威懾下，日方賠款了事。這就是極大刺激了日本的“長崎事件”。自此之后，日本大幅擴建海軍，非常具體地以擊沉“定遠”、“鎮遠”為目標。

　　在1888至1894這六年時間裡，日本先后向法國訂購了4000噸級的大型防護巡洋艦“鬆島”和“嚴島”，並根據圖紙“山寨”了同型艦“橋立”（即“三景艦”，專為克制“定遠”、“鎮遠”而建），向英國訂購了3000噸級的小型裝甲巡洋艦“千代田”，4000噸級的防護巡洋艦“吉野”……雖然這些軍艦的噸位趕不上“定遠”、“鎮遠”，卻令北洋水師的另外“六大遠”相形見絀。日本海軍的總噸位在1894年時已達4萬噸，超過了北洋水師。

　　非但如此，日本為這些新式軍艦安裝的都是最新式的速射炮，最大口徑320毫米，超過北洋水師的305毫米﹔平均射速能達到每分鐘四到五發，遠超北洋水師主炮的四到五分鐘一發。

　　反觀大清國，以為北洋水師堪稱“遠東第一”，就可以自此高枕無憂了。1888年，清政府批准了光緒帝師、戶部尚書翁同龢提交的《請停購船械裁減勇營折》，以治理黃河經費不敷為名，宣布停止進口船炮，中國海軍原先一直緊跟著世界海軍發展潮流的步伐戛然而止。

　　19世紀末正值世界海軍發展的一個黃金時期，軍艦的設計理念和制造技術更新極快。短短幾年過去，止步不前的北洋水師被日本海軍悄然超越，“亞洲第一”的位子拱手讓人卻不自知。

　　能看到這一點的，在大清國可能隻有北洋水師的實際主事人李鴻章。甲午開戰前夕，李鴻章上奏《覆奏海軍統將折》：“查北洋海軍可用者，隻鎮遠、定遠鐵甲船二隻，為倭船所不及……”

　　即便是李鴻章，對北洋水師實力的判斷也過於樂觀：“今日海軍力量，以攻人則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事實証明，這支海軍，連自守都沒能做到。

　　清末最大的軍工廠

　　在奕 、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倡導和主持下，洋務運動開展起來。他們把富民強國的希望寄托在練兵、制器之上。

　　這種“制器”取得的效果，從官辦的江南制造局就可一目了然。

　　1865年9月20日，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這是清政府洋務派開設的規模最大的近代軍工企業。

　　按照曾國藩的設想，江南制造局生產“制器之器”，因為平定捻軍作戰的需要，制造局很快轉向了武器彈藥的生產。

　　據有關資料記載，從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間，制造局共制造輪船8艘，各類槍約5萬余支，各種炮270尊，水雷500余個，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化煉鋼廠，增強了國防力量，培養並造就了一批技術人才，促進了中國近代產業工人隊伍的成長和壯大。

　　但是，由於清政府用原有的官僚體系進行管理，造成了制造局效率低下，這座清末最大的軍工廠產出很大，成本更大。

　　1867年到1868年冬天，制造局建造船塢，購買設備，開始建造輪船。到1875年，制造局共生產了7艘大型海軍兵艦。這些兵艦在技術上取得了很大進步，建造成本卻遠遠超過了在國外的購買價格。1875年，李鴻章不得不叫停了制造局的造船項目，轉而從國外購買軍艦。

　　1875年后，制造局引進西方技術人員，生產英國阿姆斯特朗式海防重炮，取得成功。但是，與當時西方國家生產的新型大炮相比，制造局生產的重炮已經過時，火力不足，炮體笨重。

　　洋務派的制器富強的夢想，沒能通過“洋務”來實現。

　　明治維新與“岩倉使團”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繼位，開始了明治紀年。明治元年，年僅16歲的明治天皇發布了維新諸賢共同撰寫修改的《五條誓文》和《宣揚國威宸翰》，提出了“雄飛世界”、“開拓萬裡波濤”、“揚國威於海外”的目標，讓日本迅速振興的“明治維新”開始了。

　　不過，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包括明治天皇在內都是一片迷茫。“明治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回憶當時情況道：“打倒幕府，建立天皇政治，這種事業大體亦完成。但是以后，就實在為難了。”“政務上應施何種方略？外交上應以何為標准？”

　　1871年，一支近百人的日本政府使節團，從橫濱出發，前往歐美各國。使節團中包括48名明治高官——幾乎是當時明治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另有50名留學生跟隨考察。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2%。

　　時任日本右大臣外務卿的岩倉具視是特命全權大使，因而這個使節團被稱為“岩倉使團”。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有很多出現在這個使節團中，比如當時任大藏卿的大久保利通、參議木戶孝允、工部大輔伊藤博文等等。

　　岩倉使團最初的使命，本來是希望與歐美列強修改不平等條約、重訂關稅。很自然的是，這個目標被列強一致回絕。但岩倉使團並沒有枉費此次行程，對這些明治維新的核心人物來說，此行更大的意義是考察了西方的文明與制度，為日本的近代化提供參照。在一年零十個月時間裡，他們考察了歐美12個國家，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實錄。

　　岩倉使團的歐美之行，其規模之大，人員之重要，歷時之長，效果之顯著，影響之深遠，在日本歷史上史無先例，在世界歷史中也屬罕見。

　　在剛剛完成了國家統一的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接待了岩倉使團。俾斯麥在招待宴上對他們說：“當今世界各國，雖然都說要以禮儀相交，但那畢竟是表面文章，背地裡實際上是以大欺小，倚強凌弱。”這番話讓日本人感同身受。他們不僅認同俾斯麥的強權政治說，同時也醉心於德國的發展模式。大久保利通欲將德國作為日本政治體制改革的模式。木戶明確地表示，“可效法者，當以德國為最。”

　　岩倉一行把被迫開放造成的壓力化為巨大的動力，主動走出國門，學習西方，把外國經驗與本國實際相結合，依靠中央集權的力量，採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全面地推行資產階級改革，使日本在較短的時間內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梁啟超比較了中國與日本在19世紀中葉對西方學習的道路之后說道：“三十年后，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炮船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一個重學，一個重物，強弱之原，其在此乎？”

　　專家解析

　　洋務運動為何

　　未觸及制度層面

　　雷頤

　　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古老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個外來文明的挑戰。這次戰爭，迫使中國帶著深深的屈辱開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蹣跚而行。中國現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不僅因為它是外來、強迫、后發的，更是因為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這個挑戰實際是“現代化”開端的意義竟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身處與“夷人”作戰前線的林則徐當然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專門的翻譯為他譯介有關情況，編譯成《四洲志》，對五大洲三十余國的地理、歷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紹。1842至1843年間，林則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囑托，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海國圖志》，對“夷情”作了更詳細的介紹。但魏源在此書中仍堅持傳統觀點，認為中國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認識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層面尚有所長，中國可以師法，所以對其先進的制造輪船火炮之術，練兵養兵之法，更有專門介紹，並明確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鴉片戰爭使林則徐、魏源等人對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觀的了解。

　　然而像林則徐、魏源這樣僅為了解敵情而編的《四洲志》、《海國圖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認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過。他們甚至不得不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辯解，也因為這種不畏浮議、敢於面向現實的勇氣，林則徐才被后人譽為近代“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們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政策，遭到嚴厲譴責。

　　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斗中，長期受壓的漢族官吏獲取了相當大的權力，迅速崛起。這批漢族地主階級新興官僚，對中國、世界大勢有較多的了解，他們認識到洋槍洋炮、火車輪船的厲害和重要。正是在他們的發動、主持下，開始了中國的第一個現代化運動——洋務運動，但距林則徐、魏源提出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已過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國這樣險惡的環境中，二十年時光，是非常寶貴的。

　　從一開始，洋務運動就阻力重重，極不順利。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使清政府幾臨滅頂之災，但就在這樣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它對應不應該仿造洋槍洋炮洋輪等“救命之舉”竟猶豫不決。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軔之時卻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曾遇到今人難以想象、難以理解的反對。以現代大機器生產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統治階級中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常”的意識形態強烈反對。但統治者面對著接踵而來、一次比一次嚴重的內憂外患，為生存計還是不得不“辦洋務”，這就為向西方學習打開了一個難得的缺口。首先從軍事利器的引進仿制逐漸推廣深入到全面學習西方機器大工業所需的科學技術的學理的層次和階段。但“洋務運動”每前進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產生了今人難以想象的激烈爭論。

　　當以“求強”為目的並不要求體制變革的“洋務”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必然轉入“求富”階段。人們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強盛在於“國富”，而“國富”的真正基礎在於“民富”。通商口岸的勃興、大機器生產的引進，產生了一批新式工商業者。但是，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卻仍是傳統的體系，使民間工商業發展受到嚴重的歧視、阻礙和壓抑。這樣，社會、經濟和政治進行全面變革，自然就提上了歷史的日程。

　　三十年的洋務運動，在雲譎波詭的近代中國、在來自本階級內部的巨大阻力中緩緩而行。洋務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又有巨大的局限性。它的成就，當然是洋務派努力的結果，而它的局限，卻主要是堅決反對洋務的頑固派造成的。在近代中國守舊、保守的濃重氛圍中，洋務派已盡最大努力，在甲午戰爭前，把第一次現代化運動推進到了當時環境所允許的邊界。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本版文字署名外 本報記者 米艾尼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