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海國圖志》：仍沒擺脫"天朝上國"的論調

　　對於國人而言，“甲午”不是一個簡單的干支紀年，而是心中的痛。120年前，中國在與日本的大戰中一敗涂地、割地賠款。在此前的半個世紀中，清政府雖已無數次失敗，但老大帝國余威殘存，仍傲視東亞。在西方列強眼中，中國還是一個東方大國。甲午一役，中國竟然敗給了島夷——日本，現實給醉裡夢裡的中國人重重一擊，人們開始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睜開眼。人們發現，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早已不可以道裡計，歷時30年，被朝野寄予無限希望的洋務運動，被証明徹底失敗。

　　甲午的失敗不自甲午年始，它對后世中國走向的影響既深且遠。今天當我們再回首甲午之戰時，不得不把目光放開去，才能看清“甲午”因何而敗，又留給我們什麼遺產。

　　一直以來，史家以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屈辱史的起點。然而，事實上，那場大戰帶給國人的觸動遠沒有我們想象得那麼強烈。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所思所想是如何將洋人擋在國門之外。然而，閉關鎖國擋不住列強的堅船利炮。二十年后，更猛烈的進攻又來了。這一次，戰火燒到京城。皇帝逃走，精美的皇家園林付之一炬。猶如遭遇當頭棒喝的中國士大夫階層意識到，再不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便有亡國之虞。然而，這些自幼苦讀聖賢書的儒生們，仍自信中國的禮法制度是最好的，所缺僅是堅船利炮而已。

　　與此同時，在海之東，一直不被中國人重視的島國日本，也開始了艱難的現代化轉型。地方勢力割據，等級森嚴，更嚴苛的鎖國政策……看上去，日本現代化之路比中國要艱難百倍。然而，正因國事糜爛，人心思變，再加上日本早已習慣對外學習，讓日本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變得毫無負擔。當中國的洋務派們把目光集中在對堅船利炮的追求時，明治維新一代已經開始從社會制度的層面對日本動大手術。

　　甲午戰爭，猶如一場對中日兩國維新的大檢驗。洋務派們淺嘗輒止的變革，“同光中興”的虛假繁榮，被戰爭擊得粉碎。

　　梁啟超曾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誠如此言。甲午之后，中國人開始了尋找國家出路的一次次嘗試。戊戌變法，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清末新政，皇族內閣擊碎了人們對清政府最后一點幻想。最終，革命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腐朽的清王朝，以及伴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壽終正寢。

　　兩個甲子以來，中國人念茲在茲的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兩個甲子以來，無數仁人志士為之拋頭顱洒熱血。站在今天這個距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近的時刻，回望“甲午”，回望一路走來的路，讓我們更加看得清楚，我們從哪裡走來，又要去往何處。

　　圓明園大火燒痛老大帝國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郊。27歲的恭親王奕 站在一座廟宇的台階上，抬眼眺望西北“煙焰忽熾”——圓明園正在燃燒。

　　萬園之園被英法聯軍點燃了，中國的近代史也被點燃了。

　　1840年鴉片戰爭歷來被當做劃分中國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界線，但放眼中國歷史演進的腳步，1860年之后的中國，才真正開始了近代化進程。正是圓明園的那場大火，燒痛了中國，觸動了中國。

　　變革，是此后中國百年的主題。

　　在戰爭的刺痛下，沉睡的中國睜開了眼睛，然而，“天朝上國”的迷夢卻沒有醒來。林則徐被稱為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是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先進之士。即便是他，“開眼看世界”的眼界也十分有限。他眼中的英國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可以用長杆捅倒。林則徐認為夷人“無中國大黃、茶葉即腸塞不通”，因而可以禁止茶葉、大黃出口作為制敵手段……

　　林則徐委托好友魏源編撰《海國圖志》，《南京條約》簽訂不久，書成出版。《海國圖志》把全新的近代世界觀念引入了封閉蒙昧的中國，是中國近代思想的第一部啟蒙巨著。而它在國內引起的反響只是批判、指責：“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結果大受冷遇，敢談者甚寡。

　　即便是《海國圖志》，也沒有擺脫“天朝上國”的論調，在介紹了世界真實面貌、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同時，仍牽強附會地論証“中國中心”。

　　鴉片戰爭雖敗，但在清廷看來，這場戰爭遠未上升到國家層面，而是一場“夷狄邊患”。“五口通商”，在侵略者看來是中國打開了國門，在清廷看來卻是限定夷人活動區域，禁止夷人進京。非但統治者如此，中國民眾對西方也是一片抵制。被迫開放的廣州、福州等五個口岸，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抵制夷人入城運動。

　　侵略者當然不能滿足這樣的“開放”，1856年，為進一步打開中國大門，英、法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結果，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一把大火燒了圓明園。數日后，奕 報告圓明園被燒的奏折送到承德，已在病中的咸豐，朱批六個哆哆嗦嗦的大字：“覽奏曷勝憤怒！”

　　圓明園大火一周后，奕 與列強簽訂《北京條約》。次年，奕 上奏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變了中國從來隻有“理藩”而無外交的傳統，中國總算邁出了與近代國際體系接軌的重要一步。

　　奕 提出的總理衙門只是個與列強打交道的臨時機構，但這個臨時機構不但常設下來，而且權力越來越大，幾乎管理著所有與“洋”相關的事務，從外交、通商到鐵路、電報、學校、工廠等等，漸漸形成了凌駕於傳統六部之上的“洋務內閣”。在此后數十年的晚清歷史中，總理衙門成了至關重要的國家行政機關。

　　大清國的外交、通商事務，則實際由南、北洋大臣負責。南洋大臣，即鴉片戰爭后設立的“五口通商大臣”。北洋大臣則是《北京條約》之后的“辦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大臣”演變而來。隨著清政府外交事務重心的北移，北洋大臣漸漸成了晚清政局的核心人物。先后有兩個北洋大臣，扮演了晚清歷史的重要角色，其一是大清國的修補匠李鴻章，其二是清廷最主要的掘墓人袁世凱。

　　虛胖的大清

　　近年來，一個說法經常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被引用：清朝時中國的GDP長期是世界第一，在1820年左右達到最高峰，佔世界的33%，哪怕到了晚清末年，清朝的經濟總量仍高居世界前列。這組數據出自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因而很有幾分權威性。對照之下，晚清的沒落和幾乎人盡可欺的屈辱，讓人更生慨嘆。

　　需要指出的是，麥迪森在《世界經濟千年史》估測近代以前的各地區經濟總量時，為了方便起見使用了“GDP”的概念，但此“GDP”與現在使用的GDP絕不能等量齊觀。在全球以自然經濟為主的經濟形態下，擁有廣大領土和眾多人口的清朝，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位置當之無愧。但是，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很快把仍處於自然經濟狀態的老大帝國踹翻在地。

　　在這一點上，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肯尼迪所作《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的論斷，更有現實意義：“數億農民的物質產量可以使500萬工人的產量相形失色，但由於他們生產的大部分都被消費了，所以遠遠不可能形成剩余財富或決定性的軍事打擊力量。”

　　即便按麥迪森的換算方法，也能為清朝龐大經濟總量的徒有其表作出注腳：在1820年的時候，中國和英國各佔世界經濟的33%和5.2%，但同期，清朝的年財政收入在4000萬兩白銀上下，而英國則有5000萬英鎊以上，英國反超中國近4倍。自然經濟與工業化商品經濟，實在是毫無可比性。

　　根據《大國的興衰》一書的計算，1870年中國的GDP是英國的1.8倍，而且大於英法的總和，卻沒能阻止英法聯軍在1860年火燒圓明園。19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擁有龐大經濟總量的虛胖的中國，一座將傾的大廈。

　　《海國圖志》的遭遇

　　1841年6月，承擔鴉片戰爭失敗責任的林則徐被流放新疆，把自己編寫的《四洲志》交給魏源，希望魏源在此基礎上編寫一部合乎中國人需求的世界概覽。

　　在此后一年時間裡，魏源以《四洲志》為基礎，成《海國圖志》五十卷，1843年初版於揚州。1856年，魏源去世，一百卷本遂成為《海國圖志》定本。

　　《海國圖志》根據那個時代所能獲得的資料，詳細記述了世界各國歷史、地理、制度、文化習俗，而且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看到了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提出了契合時代特點的主張，卻並沒有在中國獲得應有回響。那時的中國人並不認為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東來的西洋文明與中國文明的本質區別。一個古老、精致的農業文明怎樣面對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那時中國人似乎根本沒有想過。

　　晚清名臣左宗棠是為數不多的魏源同道，他為《海國圖志》作序寫道：“書成，魏子歿，廿余載，事局如故”。

　　然而，牆內開花的《海國圖志》，卻香到了牆外。

　　1851年的一天，一艘中國商船在日本長崎港接受入港檢查時，被查到了三部《海國圖志》，隨即被當作違禁品克扣下來。這樣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海國圖志》傳入了日本。三年后，日本翻刻了《海國圖志》60卷本，日本人爭相購讀。

　　也正是在這前后，美國“黑船”叩關江戶灣。日本通過談判達成了妥協，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打開了國門。這之后的日本，既沒有像中國那樣長時期沉浸在失敗陰影中，也沒有單純地成為西方工業品的傾銷地，而是很快“師夷長技”，建立了自己的工業、商業基礎，用不太長的時間在遠東建立起一個西方式國家。日本學者井上靖說，幕府晚期之所以能發生“開國主義”思想，其契機主要是因為那時的日本知識群體普遍閱讀過傳來不久的《海國圖志》。

　　而在中國，這本書卻一直被束之高閣到洋務運動時。洋務派上台后，發現了這本書，總理衙門要求印刷2000冊。

　　中國精英階層的覺醒，晚了整整20年。

　　“黑船來航”強迫日本打開國門

　　名茶上喜選，隻消喝四碗。

　　驚醒太平夢，徹夜不能眠。

　　這首日本民間歌謠中，首句的“上喜選”與日文中的“蒸汽船”剛好諧音。描述的是1853年美國海軍將領馬休·佩裡率領4艘蒸汽船闖進日本的江戶灣時，日本上下驚慌失措的情景。

　　美國的軍艦船體涂成黑色，因而被日本人稱為“黑船”。“黑船來航”之時，日本正處在極其黑暗的“江戶時代”。天皇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但實權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閉關鎖國”政策，外國人中僅有中國和荷蘭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開放口岸——長崎從事商業活動。

　　佩裡此行就是以武力脅迫日本打開國門，與美國簽訂“親善條約”。美國的4艘“黑船”就足以讓當時弱小的日本震驚。在“不開國就開火”的威嚇下，幕府不敢拒絕開國的要求，但又不甘心接受——“親善條約”雖然沒有像列強對中國那樣的割地賠款要求，同樣是個強加於日本的不平等條約，於是幕府藉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條約，推脫下一年春天給予答復。

　　1854年，佩裡如期而來，這一次他帶來了7艘軍艦，並一直開到了江戶灣內，抵近橫濱才停船。幕府沒有退路，隻能和美國簽訂了“親善條約”，不久，英、俄、荷等國援例而至，也和日本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

　　“黑船”停泊在江戶灣、炮口直指橫濱的時候，兩名日本青年悄悄爬上了美國軍艦。他們被帶到佩裡面前，稍顯年長的那一位通過翻譯闡述了自己的理由：“我們想到美國去看一看，看看你們的國家為何如此強大。”

　　在當時閉關鎖國的日本，僅私自登上外國船一條就是要砍頭的重罪。不想惹麻煩的佩裡拒絕了兩人的請求，將他們送回陸地。之后，佩裡在日記中寫道：“這個國家的青年如果都和這兩個人一樣有求知欲的話，日本也許會成為對我們產生威脅的強國。”

　　佩裡的論斷沒有錯。這兩名青年中的主事者叫吉田鬆陰，一個精通漢學、熱衷《孟子》的日本青年知識分子。偷渡事件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從這一刻開始，這個本來激烈主張“鎖國攘夷”的年輕人，開始轉向主張學習西方，增強日本國力，並提出“失之於西方，補之於東洋”，謀劃侵略朝鮮、中國。此后，吉田鬆陰開壇辦學，傳播其思想主張。日本明治維新的一代能臣伊藤博文、木戶孝允、山縣有朋、井上馨等等，皆出自吉田鬆陰門下。

　　“黑船來航”打開日本國門，被后代日本人看做日本崛起的契機。他們在神奈川縣橫須賀市建立了一座佩裡公園，在當年美國黑船登陸的地方，豎立了一座紀念碑，上面有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親筆手書：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裡上陸紀念碑。

　　專家解析

　　為何中日

　　在相似情況下

　　走上不同道路

　　王曉秋

　　19世紀，中國和日本都處於封建社會末期，都遭到西方勢力沖擊，都出現嚴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兩國統治者又都進行了學習西方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但是以甲午戰爭為標志，兩國道路命運大不相同，當然其原因是很復雜的，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簡要說來，有以下幾點。

　　中國近代化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1、中國是西方列強向東方擴張的主要對象。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英國用武力打開門戶，但由於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對世界形勢愚昧無知，缺乏危機意識和變革意識，迷信和議，苟且偷安，喪失了20年改革機遇。以后列強在中國爭奪愈演愈烈，阻礙了中國走獨立發展道路。

　　2、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開始洋務運動，學習西方軍事技術，辦工廠、建海軍、設學校，但指導思想是“中體西用”，用西方技術維護封建體制，拒絕政治改革，嚴重制約了近代化改革的深入和成效。

　　3、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王朝統治集團的封建君主專制體制與腐敗是近代化改革和對外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為了保全統治權力或個人及集團的私利，不惜損害和出賣國家與民族利益。

　　4、當時中國新舊勢力力量對比過於懸殊。舊勢力以慈禧太后為首，包括掌握國家政權、軍權、財權的大貴族、大官僚，還有思想保守的地方士紳、八股士人和旗人等等。當改革觸及其既得利益時就拼命反對。因此，洋務運動的每項改革都遭到阻撓和破壞，而戊戌維新要改革政治制度更被頑固派發動政變鎮壓，從此中國更失去了選擇道路的自主權。

　　日本近代化改革成功也有許多因素和條件：

　　1、日本在江戶時代發展的基礎。中國的兩次鴉片戰爭給日本提供了“前車之鑒”，使日本統治者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感和變革意識，幕末已開始進行幕藩改革。

　　2、日本維新勢力強大。幕末幕府舊勢力統治已經內外交困、搖搖欲墜。而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抬出天皇，以地方強藩為后盾，並得到商人、市民、農民的支持。維新派及時抓住機遇，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新政權，推行明治維新。

　　3、明治政權逐步全面地推進資產階級改革。明治政府成立后就派出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並制定文明開化、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三大政策，逐步實行政治、經濟、文教、社會的各項改革，完成向資本主義近代國家的轉型。

　　4、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掠奪亞洲鄰國分不開。特別是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掠奪賠款2億3千萬兩白銀，成了亞洲的暴發戶。這筆賠款大部分用來擴軍備戰，發展海陸軍、軍事工業和重工業，還用來開發殖民地台灣以及發展教育和作皇室經費。另外使貨幣從銀本位改為金本位，納入世界金融體系，完成向帝國主義的過渡。因此，日本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也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本報記者 黃加佳（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報記者米艾尼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