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文革”時曾打掃女廁所 83歲提起時大哭

　　1923年秋，一個土得掉渣的年輕人從前門站走下火車，望著偌大的一座城市，他說：“北京，我是來征服你的！”這個土得掉渣的年輕人叫沈岳煥，后改名沈從文。

　　1929年，在胡適的關照下，沈從文謀到一份差事——在中國公學做講師。第一次從法租界的住所去學校時，沈從文特意花了八塊錢，租了一輛包車，為的是第一次以教師身份跨進校門時不至於顯得太寒磣。登上講台時，沈從文緊張得連自己的名字都記不起來了。為了上好第一堂課，他准備了好久，可是走上講台后，他竟足足站了十幾分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良久，才拿起粉筆在黑板上寫道：“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課，人很多，我害怕了。”

　　1930年，沈從文在武漢大學做助教。他很不滿，寫信給大哥說：“我還是要堅持創作，我的文章是誰也打不倒的，在任何情況下，一定還可以望它價值提起來。”“將來是希望一本書拿五千版稅的。”

　　1933年，沈從文和張兆和喜結連理。沈從文說：“我一輩子走過許多地方的路，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隻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許多年后，沈從文的內心深處卻萌生了一種隱隱的遺憾：自己結婚太早，為家庭所累，以致沒能充分實現自己的文學抱負。而她，好像也不曾用心地對他說過那個“愛”字。

　　1938年，沈從文南下昆明。一次，一位學生問他寫作的經驗，他說：“最要緊的，就是趁著二十來歲有寫的沖動時盡可能多寫。”幾十年后，又有人問他小說怎麼寫得那樣好？他答曰：“一輩子都寫小說，寫得好是應該的，寫不好，那才奇怪了。”他告訴施蟄存：“新作家聯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幾個好的。有個汪曾祺，將來必有大成就。”

　　1948年，天玄地黃。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沈從文寫道：“就時代發展看工作，我已成為過時人，與現實不甚配合得來也。我工作自視還停滯在學習階段上，要再摸十年八年，才望有點結果。可是時代變化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因為性格內向，埋頭努力易，活動應變難，所以近年在此教書用筆實有和全面發展脫節之勢。一個湘西鄉巴佬的長處和弱點，由此可以充分見出。”他對大哥說：“既不想做官，也不擬教書，所以很希望一個人能回來住住。”當然，這隻能是希望。

　　1949年，有學生來探望沈從文。他送給對方五本書，其中一書的題字為：“與瑞蕻重逢，恍如夢中，贈此書，可作永遠紀念。”在《邊城》后題寫：“什麼都不寫，一定活的合理得多。”爾后，他寫信給丁玲說自己“因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來”。但最后他又決絕地表示“文字寫作即完全放棄，並不怎麼惋惜”。

　　1956年，時在湘參觀的沈從文寫信給妻子：“我每晚除看《三裡灣》，也看看《湘行散記》，覺得《湘行散記》作者究竟還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作者。這麼一支好手筆，聽他隱姓埋名，真不是個辦法。”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出沈從文選集。他在信中感嘆道：“我實在是個過了時的人。目下三十多歲的中學教員，或四十歲以上的大學教授，還略略知道沈從文是個什麼人，做過些什麼東西，至於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為我寫的都是大家一時用不著的，等到大家需要時，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后，沈從文重新被人提起。有人調侃：“沈先生行情正在看漲。”對此，沈從文波瀾不驚。對所有的恭維，他總是輕輕地擺手說：“那都是些過時了的東西，不必再提它……我隻不過是個出土文物。”

　　1985年，有人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打掃女廁所的事，一位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的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抱著她的肩膀，號啕大哭起來，哭得像個飽受委屈的孩子。什麼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涕淚俱下滿頭滿臉地哭。所有人都驚呆了！

　　1988年，沈從文長眠了。臨終前，家人問還有什麼要說。他回答：“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好說的。”他什麼都不想說了。他已無言。 □史飛翔

(來源:西安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