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農民》迎大結局 當代農村劇：農民去哪兒了？

　　《老農民》劇照

　　《平凡的世界》劇照

　　本報記者 楊麗娟

　　農民，一個有點遙遠又略顯陌生的字眼兒。前面綴上一個“老”字，對今天的都市人來說，更多了幾分散發著原始泥土味道的距離感。然而，明晚就要迎來大結局的熱播電視劇《老農民》，卻用扑面而來的麥浪、鐵犁、黃牛、田地，喚起了不少觀眾對農村生活的鮮活記憶。

　　這部從土地裡長出來的“稀缺劇種”，還勾起了業內人士對農村題材電視劇的感慨：現實中，八億農民面臨著太多問題﹔熒屏上，真實的農民形象卻已經“失聯”太久。人們不禁要問：我們的電視劇創作中，農民到底去哪兒了？

　　田地裡耕作的場景，久違了

　　“我是山東人，我也靠著黃河，牛大膽，相當於我哥哥這個輩兒的。”作為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年過七旬的李准參加過很多電視劇的研討會。但是，以這樣一句平實而動情的自述開頭，還是第一次。在不久前的《老農民》研討會上，他說，這部電視劇，感動、親切，“一看就想起了我小時候許多事！”

　　李准把六十集電視劇中熟悉的細節，一筆一筆記在了紙上，密密麻麻，至少有幾十個。劇中的細節從紙上到口中，變成了歷歷在目的往事，“牛三鞭子已經不能動了，臨終前還讓兒子把他背到祖墳旁拉屎，擦屁股用的是土疙瘩。我小時候在農村就是這麼過來的，那時一泡屎都要拉在自己地裡，沒有手紙，連個樹葉都沒有。早上起來撿牛糞，拿鞋底把牛糞撿回來……”

　　同樣長在山東的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副秘書長武桂林，自稱“小農民”。1962年出生的他，比劇中牛大膽的兒子狗兒稍微年輕點，1979年考上大學前，他也是個土生土長的村裡人。因為太喜歡劇中那些自己從小就說，卻在農村劇中難得一見的農民語言，一開始，武桂林甚至以為這部劇是長期生活在農村的人寫出來的，比如楊燈兒常說的歇后語——掰屁股親嘴不分香臭，“地裡仙”二爺爺形容馬仁禮的話——綿裡藏針，肚子裡長牙。武桂林說，這樣傳神又充滿智慧的語言，坐在書齋裡，怎麼可能想得出來？

　　就連對北方農村幾乎沒有體驗的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總裁薛繼軍，也被《老農民》中田地裡耕作的場景打動了。他說：“那種耕作的氛圍，像一種歌聲、一種旋律，久違了！現在的大部分戲都已經丟棄了這些東西。”中國電視藝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王丹彥，則用“多年未見”來肯定這部自家保姆都關心的電視劇。

　　無論是“久違”，還是“多年未見”，對《老農民》的一片贊嘆聲，卻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另一個事實——這些年，農村題材的電視劇確實太少，真實又好看的農村劇更少。

　　早在《老農民》開播前，編劇高滿堂就痛心疾首地指出了這樣的現實：我們有八億農民，他們是社會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多少年來，我們的電視劇忽略了這個人數眾多的群體，反而一直行走於極度娛樂的邊緣。

　　根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電視劇管理司司長李京盛在公開論壇的發言，近年來國產劇的年產量已經接近20000集，2013年產量有所回落，也有15000多集。如此龐大的產量中，農村劇佔了多少？

　　新農村電視藝術節的導演馬堅，2009年至今，每年都組織優秀農村題材電視劇的評獎活動。他拎出了這麼一組數字：評獎活動面向全國，每年收到的申請作品大約有六七十部，最多的一年也不過100多部，這其中還包括不少僅在地方電視台播出過一次的單本劇。如果按照平均每部劇20集計算，平均每年的農村劇總量大約隻有1000多集。

　　即便是這僅有的1000多集，嚴格來講也不完全是農村劇。近兩年的獲獎名單中，就出現了《溫州一家人》《我在北京挺好的》《野鴨子2》等農民已經走進城市轉變身份的“農村劇”。這些劇中，人們看到更多的是商人創業、都市情感和家庭倫理，距離農村和農民著實有點遠。“沒辦法，真要找純粹的農村劇，還得有影響力，那就沒法評了！太少了！”馬堅一肚子苦水，“一線衛視基本不播農村劇，隻有央視八套由於政策引導播得稍微多一些。現在申報的作品中，純粹寫農村劇的能有一半就不錯了。”

　　一頭扎進農村，沒那麼容易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著名編劇韓志君、韓志晨兄弟創作的《籬笆、女人和狗》《轆轤、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網》“農村三部曲”風靡全國，直至今天，這三部劇依然被視為農村劇的標杆。2008年底，同樣是韓氏兄弟聯手打造，“新農村三部曲”的第一部《八月高粱紅》在完成拍攝后，卻至今沒有下文。

　　“如何把農村題材拍得既有人文情懷又有收視率，是一門大學問。新三部曲的劇本已經全部打磨好，但現在整個電視劇市場比較詭異，我們相信會有更好的時機推出。”韓志君沒有談論太多“新農村三部曲”的曲折命運，而是聊起了當年“農村三部曲”創作時的故事。

　　1987年，曾在吉林省科爾沁草原西部的一個蒙古族小村落裡下鄉兩年的韓志君，還是個熱衷農村題材的作家，至於電視劇，他打心眼兒裡有些看不起，“不就是肥皂劇嘛”。一次偶然的機會，大連電視台的一名編輯在書店裡發現了他的長篇小說《命運四重奏》，電視台的領導大年初六找到他家裡，請他和弟弟韓志晨一起改編，這才有了《籬笆、女人和狗》的萬人空巷。

　　不過，隨著《籬笆、女人和狗》的走紅，韓志君兄弟再創作《轆轤、女人和井》時，就有了來自各方的干預。很多評論家，包括中央電視台的領導，都說第一部已經寫了棗花離婚和三兄弟分家，紛紛要求他們第二部必須把棗花寫成一個女強人，甚至還安排他們到一個女強人創辦的服裝廠去體驗生活。

　　“大家都是好心，希望表現農村改革的新面貌，可我想寫的是改革背景下主人公棗花的‘三次精神悲劇’。”韓志君兄弟頗費了一番口舌，才按照自己的構思完成了劇本。從第一部中棗花與銅鎖的“無愛的婚姻”，到第二部小庚對棗花的“愛的折磨”，再到第三部棗花的“自我精神束縛”，他們寫出了當代中國農民的“心史”。其中，《轆轤、女人和井》還為他和弟弟贏得了飛天獎歷史上第一個最佳編劇單項獎。

　　在韓志君看來，思想性和時代性對於農村劇而言就像不可缺失的維生素C。但是，創作者不能直接買維生素C片硬讓觀眾吃，而應該生產柑橘、蘋果、西紅柿，讓觀眾有滋有味地吃，不知不覺地吸收進維生素C，以達到“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妙境。隻可惜，現在僅有的少量農村劇，往往止步於生產圖解政策的維生素C片，或滿足於像雜耍一樣地逗人發笑。這樣的作品，農民的形象自然會失真甚至消逝，也不可能承受得起時間的檢驗。

　　資深文化評論人韓浩月這樣分析農民缺席影視劇的原因：“創作群體拋棄了農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家和編劇，絕大多數都有農村生活或插隊的經歷，但現在已經沒有作家和編劇生活在農村，也很少有人再去花很長時間體驗農村生活。而曾經寫農村生活非常出色的作家和編劇，后來隻能憑借著回憶寫作，觸及不到當代農村和農民的痛感。”

　　說到“創作群體拋棄了農民”，《馬向陽下鄉記》《清凌凌的水藍瑩瑩的天》等農村劇的編劇谷凱，也不得不承認現實，“圈裡的農村劇編劇確實少，估計一個巴掌就能數過來。”不過，提起創作者“觸及不到當代農村和農民的痛感”，谷凱覺得委屈，一頭扎進當代農村，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兒。

　　就拿由他編劇的《馬向陽下鄉記》來說，他歷時三個月走過40多個村庄，採訪60多位第一書記、20多個大學生村官，涉及土地流轉、留守兒童等現實問題，這部作品贏得了不少好評。但谷凱本人其實還不滿意，因為寫的是第一書記下鄉的故事，他卻沒像第一書記一樣在村子裡真正住過。他有點無奈，“說實話，我想住，但當地不願意。要知道，但凡涉及農民的問題都是很敏感的，如果真挖得太深寫得太尖銳，當地也受不了。”

　　在馬堅的印象中，電視熒屏上找不到真實的農民，除了農村劇數量少，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農村劇幾乎等同於低投資，“投資不到1000萬元很正常，有的一兩百萬元就能拍出來，品質比較好的也就兩三千萬元。”不過，就在最近，接踵而至的幾部大制作農村劇，攜帶著紛紛“進村”的偶像們，一下子顛覆了馬堅和不少電視觀眾的固有印象。

　　投資接近6000萬元的《馬向陽下鄉記》，既有“雅痞村官”吳秀波“刷臉”，又有地道的農民智慧和沖突保証內容，異軍突起，幾度沖上收視率榜首。斥資1.5億元的《老農民》，憑借陳寶國、馮遠征、牛莉、蔣欣等一線大咖的過硬演技以及山東影視一貫的精良制作，將土得掉渣的農村劇拍得賞心悅目又耐人尋味。春節期間即將開播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則耗資1.2億元，籌備歷時7年之久，將路遙筆下的陝北農村原汁原味地搬上電視，再加上王雷、佟麗婭、袁弘、李小萌等當紅偶像派演員，更讓這部劇成為最受期待的開年大戲之一。

　　面對紛紛“上山下鄉”的老戲骨和偶像派，許多從不看農村劇的觀眾也被吸引到了電視機前。《甄嬛傳》裡備受矚目的華妃娘娘蔣欣“淪落”到田間地頭扮村姑，為《老農民》吸引了不少80后90后粉絲﹔沖著吳秀波看《馬向陽下鄉記》的網友戲稱，“打死我都不承認在看農村劇”﹔就連編劇谷凱都笑說，自己寫的農村劇兒子兒媳從來不看，《馬向陽下鄉記》是唯一的例外，原因就是吳秀波。

　　對此，《平凡的世界》制作人李娜深表理解。《平凡的世界》是華視影視近年來投資規模最大的電視劇，選“費力不討好”的農村題材，多少帶著點責任和情懷，而用當紅偶像，則是為了市場生存。事實上，為了拉近與年輕觀眾的距離，開機前，制作方還特意通過網絡問卷等方式，調查了年輕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孫少平和田曉霞等主角。

　　不過，李娜很清楚，偶像明星只是農村劇吸引觀眾的第一步，最重要的還是故事和制作。為此，劇組找編劇也是煞費苦心，“合適的編劇太難找，一定得有情懷，要懂農村，年齡不能太小，至少經歷過小說中的年代，能夠理解少平、少安、田福軍的生活。”

　　幾經周折，李娜終於找到了編劇溫豪杰。小說中少平和少安被飢餓折磨的年代，溫豪杰正好被寄養在黃河邊的一個小村庄，“五六年隻見過三次葷，遭遇過發大水，也見過少平那樣人窮志不短的農民。”盡管有類似的體驗，但為了尋找靈感，他還是多次前往路遙的家鄉陝北清澗縣，看路遙生活過的村庄，跟路遙的親屬、同學聊天。溫豪杰說，這是他第一次寫農村劇，但說句實在話，“寫其他類型的戲是編，這個戲是生活。”

　　而在制作方面，該劇導演毛衛寧覺得大手筆是理所當然的。他把《平凡的世界》看作今天電視劇市場上的“另類”，“既不諜戰，也不偶像，既不戰爭，也不古裝，可恰恰是這種‘另類’劇最花錢。都市劇到處都有現成的景，年代劇、古裝劇可以直接去影視基地拍，唯有農村，尤其是30年前的農村場景，根本找不到現成的，隻能一點一點搭建。”他介紹說，為了還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農村，劇組搭建了幾十孔老式窯洞以及供銷社、政府大院，就連供銷社裡擺放的扣子、點心盒、手電筒、墨水瓶等，都有不少是從陝北農民家裡搜集來的老物件。

　　無獨有偶，《馬向陽下鄉記》的制片人靖雷也透露，僅劇中的一棵大槐樹就花了將近30萬元，“樹葉是用布做的，但上鏡之后完全看不出來。”而談及農村劇也玩大手筆開走明星路線的現象，靖雷直言：“為什麼農村劇就不能用大腕兒、大制作呢？任何劇種都需要精品意識，這種偏見恰恰說明我們的農村劇已經太久沒有出現精品。”在他看來，如果有一天，無論是創作者還是觀眾，大家最先考慮的不是農村劇還是都市劇，而是直奔故事和制作，那麼，農村劇的春天才算真正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