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除了“離婚”外 關於我還有三個謠言

　　余秋雨先生最新的長篇小說《空島》近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該書收入了《空島》和《信客》兩部作品，加上年初的《冰河》，之前從未涉獵過小說的余秋雨在今年上半年已一連出了三部小說。

　　借《空島》出版之際，余秋雨接受了北青報記者的郵件專訪，雖然工作繁忙，但余先生仍非常快地回復了郵件，對一些敏感問題，余秋雨也並無回避，關於圍繞他的是非，關於人生，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交出了自己用心書寫的答卷。

　　我一生做任何比較大的事，都沒有明確意圖，只是“心生喜歡”而已

　　北青報：您為什麼對寫小說產生了興趣，今年接連推出《冰河》、《空島》和《信客》？

　　余秋雨：一個園丁可以培植各種樹木。我以前老是在打理鬆柏，卻經常看到不遠處的銀杏和槐樹。現在鬆柏長得不錯，不用擔憂了，我就向銀杏和槐樹走去。園丁有園丁的自由，他把近旁的樹，都看成是一件事。我把這三部小說，看成是“中國人文精神三部曲”，囊括了明代、清代和現代。

　　北青報：您創作《空島》的初衷是什麼？為什麼決定要用歷史紀實的筆調，寫這樣一本懸疑推理小說？

　　余秋雨：沒有初衷。我一生做任何比較大的事，都沒有明確意圖，只是“心生喜歡”而已。說深一點，是“生命能量的自然迸發”吧。這就像站在黃土高原的某個山頂上呼嘯幾聲，並不是在具體呼喚什麼。至於靈感，那是在拿起筆之后的隨時閃亮。隻要放鬆了自由心態，它就會涌現。

　　“歷史紀實”、“懸疑推理”，是手法選擇，不必由我作太隆重的決定。對任何文學作品而言，重要的是“生命內涵”和“人格設計”。種種手法，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北青報：小說裡虛構和歷史的比例大約多少？

　　余秋雨：我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但在文學面前，歷史就不重要了。中國文化，優點很多，卻從清代開始被歷史絆住了。一切人事，都籠罩在“歷史定位”、“歷史評價”、“歷史是非”中，而事實証明，越是這麼糾纏，越是走向歷史負面。因此，中國人更應鬆脫歷史，提倡精神的自由，切身的感悟，審美的享受。

　　北青報：未來還打算嘗試什麼小說嗎？寫小說您遇到了什麼困難嗎？

　　余秋雨：我對人生沒有計劃，不肯定未來還會不會寫，可能不寫了吧。寫小說沒遇到什麼困難，比較困難的是寫劇本。因為寫劇本時時需要考慮舞台呈現、整體合成、劇場氣氛。我為妻子寫過好幾部戲，深知其中甘苦。

　　除了“離婚”外，關於我還有三個謠言

　　北青報：出版《冰河》時，您說這本書對您本人也有一點“洗冤”的作用——“可以看成我們夫妻倆在絕境中的悲劇性堅持”，您本身是位文化人，但是這麼多年來外界卻偏於把您當明星看，關心您的婚姻情況，更是屢屢傳出一些不實消息，您怎麼看？

　　余秋雨：其實“大眾”對我一直都很尊重。証據是，我的每一部著作，都出乎意料地暢銷，我的每一場演講，都一票難求。這至少可以說明，用謊言向我投污的人，只是極個別的，與“大眾”毫無關系。“離婚”之類的謊言，是幾個婚姻破產的上海文人制造出來的，借以自我安慰。算來算去，總共也隻有三個人，而且都是我以前幫助過的人。他們為什麼忘恩負義？因為他們延續了上海市井痞子的信條：“向惡人吐口水，不敢﹔向好人吐口水，有派﹔向恩人吐口水，最牛。”

　　北青報：“人紅是非多”，這些年來，圍繞您也難免陷入一些是非中，對此，您如何應對，是否后悔自己這麼“紅”？

　　余秋雨：我從來沒有“身處是非”中，因為我一直不在可以被“圍繞”的圈子裡邊。就說近十年吧，從二○○五年開始，我在美國各名校和聯合國總部巡回講學，接著到香港浸會大學擔任了好幾年的“人文奠基教授”。后來，又轉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至今。與此同時，我在上海的“大師工作室”又要主持博士后工作站，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的“秋雨書院”又要每年招收博士后，忙得不可開交。我像是一匹時時都在揚鬃飛奔的快馬，而且主要飛奔在遙遠的地方，原來棲息過的馬棚裡有一些蚊子在嗡嗡，我確實注意不到。所謂“爭議”和“是非”，其實我也只是聽朋友談笑過，從來沒上心。據說，除了“離婚”的謠言外，還有三個謠言：

　　一是說我在“文革”中似乎“寫作”過什麼，引起很多人的想入非非。我曾在很多年前發出“懸賞”：隻要有人能指出我在極左時代寫過一句極左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兩年的全部薪金。我讓一個律師事務所執行這個“懸賞”，過去已經十幾年，沒有人能指出一句。這就讓我非常佩服自己了，因為在極左年代沒有寫過極左文字的人，在全國文人中實在是太少太少。我在極左年代確實“寫作”過，那就是長達六十八萬字的《世界戲劇學》。想想看，在那個稍稍違反“革命樣板戲原則”就要入罪的年代，我居然偷偷潛入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外文書庫，寫了這麼一部著作，這要承擔多大的生命勇氣？這部著作在“文革”結束后及時出版，榮獲“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直到去年還兩度再版。其實，“揭發”我在“文革”中有過“寫作”，卻又不說寫過什麼的人，正是當年的造反派暴徒。他們當年確實沒有拿過筆，拿的是棍棒。

　　第二個謠言，有一個上海文人說我的書中有很多“文史差錯”，這事在海內外鬧了很多年。復旦大學的著名文史教授章培恆先生一再撰文指出那人是“誣陷和捏造”，全國傳媒不予理會。直到最后，一位廣州的記者要與那個人直接比對証據，那個人才承認他是“想當然”。他居然那麼輕鬆地耍弄了全國讀者那麼久。

　　第三個謠言，說我在抗震救災中捐獻二十萬元是“詐捐”。其實這二十萬元是他們自己臆想出來的數字，我的首筆捐款是五十萬元。以后，我每年都向教育事業捐獻我的稿酬收入至少六十萬元。據我所知，那些永遠在指責別人“詐捐”的文人，自己是咬定“一元也不捐”。

　　我很奇怪，這些很容易識破的謠言，為什麼那麼多媒體識不破，而且盛傳幾年？后來終於明白，謠言與媒體有關，媒體需要謠言，尤其是需要“有名無權”的人的謠言。

　　您問我會不會后悔自己“紅”？我這個人，七歲時就獨自在夜間翻越兩座虎狼之山去尋找媽媽﹔“文革”時爸爸被關押，叔叔被逼死，我不到二十歲就挑起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擔，卻從來沒有向造反派暴徒說一句話，點一下頭，求一次情﹔在農場勞動時，帶頭用身體堵住決堤洪水，最后勉強被救活﹔在新時期，作為全國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正廳級官員而毅然辭職，連續辭了二十三次才獲准……這麼一個人，還會怕您所說的那幾個謠言？還會為那一點嘰嘰喳喳而“后悔”？

　　北青報：您認為，對於所有的冤枉、不解、攻擊，最好的辦法是保持沉默，還是以牙還牙？

　　余秋雨：以牙還牙是下策，保持沉默是中策。上策是：讓自己出色的業績和由衷的愉快，讓那一些全都成為笑柄。

　　網上很多署我名的“文青腔”的文章與我無關

　　北青報：您怎麼應對情緒不好的時候呢，心情不好時您會選擇做什麼呢？

　　余秋雨：我從來沒有情緒不好的時候。我認為，一個人的情緒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說“情緒不好”、“心情不好”，是自己對自己的嬌寵。

　　北青報：您會上網關注自己的消息嗎？

　　余秋雨：我不上網。台灣大詩人余光中先生一直說，我和他，是兩條“漏網之魚（余）”。有時朋友們也會說點網上與我有關的事。例如，前不久盛傳的一篇文章，用了我的名字，說我在德國教授家遇到了什麼事。據說國內有的地區，還用這篇文章作為高考材料。其實，那文章與我無關。還有，經常有一點關於愛、人生、告別的抒情句子出現在網上，也用了我的名字。熟悉我文風的朋友都知道，我從來沒有沾染過這種發膩的“文青腔”。但是，最近也有不少朋友告訴我，網上有一些長篇大論注明“不可不讀”，其實是我在某處的演講記錄，卻用了別人的名字。

　　北青報：您認為這個世界會好嗎？

　　余秋雨：這個問題無法成立，因為對這個“好”字，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我走遍全世界，經過仔細的比較，反而對中華民族的前途，較為樂觀。它是全人類唯一不中斷地存活到今天的古文明，具有應對各種遭遇的生命韌勁。但是，世界也有可能遭遇巨大的不測，好幾位天體物理學家的朋友告訴我，地球的命運並不穩固。

　　幾年前，我在台灣大學講課，學生問我：“如果我們真的遇到了世界毀滅，您會怎麼做，怎麼想？”我的回答是：“我會指揮學生們維持最后的秩序，讓人類結束得比較有尊嚴。然后自己便心生快樂：歷代多少哲人都預想過這一天，卻沒有遇到，獨自孤獨地毀滅了﹔這一天居然讓我有幸遇到，而且不是孤獨毀滅，那是何等偉大的機緣！”

　　這不只是表達技巧。說實話，我心裡確實這麼想，因此從來不畏懼什麼。為什麼佛教的廟宇中都有一個“大雄寶殿”？無所畏懼，便是大雄。

　　以社會問題來割裂完整審美，是我們文化的一大惡習

　　北青報：《空島》中有沒有“意有所指”的地方？

　　余秋雨：《空島》隻想變成一個藝術作品，一點兒也不想“意有所指”，更不想“投射什麼”。中國媒體必須明白，一個藝術作品如果想把自己割出幾道裂口來暗諷一點什麼，這就是自我破碎和自我下墮。我既然已經寫過那麼多文化書籍來直接分析中國社會中的各種負面現象，坦坦蕩蕩，為什麼還要在藝術作品中繞個彎子、埋個釘子、纏個扣子？讀者如果在裡邊讀出一點暗藏的什麼，那一定是讀錯了。請記住，以社會問題來割裂完整審美，是我們文化的一大惡習。

　　北青報：您在《空島》中寫很多文人在文字細節間生拉硬扯，羅織別人的罪名，形成了滋生“文化鷹犬”的機制，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基因，您認為中國文化的基因以前是什麼，現在又是什麼呢？您認為現在“文化鷹犬”機制有所改善嗎？

　　余秋雨：中國的文化基因，由《周易》、《尚書》、《詩經》種下，再由諸子百家、屈原、司馬遷定局，一路簡約宏正，溫和有情，始終貫穿著君子風范。“文化鷹犬”產生在明、清兩代“文字獄”的文化恐怖主義之中，以誣陷、攻訐、殺滅為主要目標，使自古以來的文化正脈受到了血腥威脅。“文革”中死灰復燃，“文革”后八十年代隱退潛伏，九十年代又重新露頭。現在情況大有好轉，因為司法部門已經開始處置通過媒體來造謠和勒索的案件。

　　北青報：中國現在很難出現文學大家，您認為原因是什麼？

　　余秋雨：現在不少優秀作家，在成就上早已超過五四以后的那些“大家”。但是，現在很多媒體人接受的教育，用的都是六十年前根據當時政治要求匆忙編成的現代文學史教材。而且，中國人的普遍文化心理，正如幾位國際學者指出的，一直流行著一種盲目的“祖父崇拜”。

　　北青報：現在的年輕人都愛看電腦、手機，不愛看書，您對此擔憂嗎？

　　余秋雨：我不用手機，沒有微信，但對年輕人的喜愛從不擔憂，總是充滿期待地看著以他們為主角的未來世界。事實証明，他們不像他們的前輩那樣熱衷於整人、咬人。我有時也會提醒他們，手機和電腦裡的信息海嘯，不值得用自己的可貴生命去拼耗。我說：“你以為佔有了信息海嘯，其實是信息海嘯佔有了你。信息海嘯每天滾滾不息，而你的二十二歲的五月份再也不會回來。”

　　后悔之事與亡父有關 傷心之事與妻子有關

　　北青報：您認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麼？

　　余秋雨：白先勇先生三月三日在台灣新北市政府禮堂有一個演講，正好論述到我，他認為我的貢獻是：帶著對中華文化的驕傲和憂思，打通了當代華文世界的閱讀界限。

　　我自己的判斷與他有點不同。我認為自己的主要貢獻是：早在三十年前用腳步喚醒了中華文化埋藏在各個遺址中的委屈和庄嚴，又在二十年前冒著生命危險踏訪了曾經與中華文明一起存世的已故老鄰居，並且首度進行了現場比較研究。

　　北青報：您最后悔的事情是什麼？

　　余秋雨：我最后悔的事情有兩件，都與我的亡父有關。我父親在“文革”災難中被關押了整整十年，是抗擊造反派暴徒和極左勢力而終於獲得勝利的老英雄。但是多年后在他亡故之時，發現在他的床櫃上有廣州和上海兩份誣陷我的報紙，報紙上有他顫抖的紅筆。可見，是氣憤加速了他的死亡。我后悔，沒有加強防范，不讓老人接觸那些奪命的報紙。

　　第二件事情是聽媽媽說的，爸爸晚年最渴望到北京一次，親眼看看電視上天天出現的圖景。但是他怕麻煩我們，始終沒說。其實，護送他到北京看看，這對我和馬蘭來說，一點兒也不困難，但我后悔，沒有仔細詢問過他的願望。隻要抽一個星期天的下午，與他長談一次，很可能就能聽出口風，但我卻主觀地認為，老人已不願遠行。

　　對於這個后悔，不能不深感羞愧。作為兒子的我，走遍了全世界，而給予這個兒子強健身軀的老人，想去一次北京卻終身未能如願！——今天說這句話，仍然滿眼是淚。

　　北青報：讓您最受傷的事情是什麼？

　　余秋雨：我的妻子曾經長期領先全國票房，被美國林肯藝術中心和紐約市文化局、華美文化協會授予“亞洲最佳藝術家終身成就獎”。這麼一位藝術家，卻在正當盛年的三十八歲時被地方官員無理地凍結而離開舞台，觀眾居然沒有什麼反應。這事最讓我受傷，不是因為地方官員，而是因為觀眾。

　　北青報：您覺得自己是一個幸福的人嗎，對於幸福您怎麼定義？

　　余秋雨：我很幸福，但不必試圖對“幸福”作出抽象概括，一抽象，幸福就逃走了。我的幸福很具體，主要有五項：一、找到了心心相印的妻子﹔二、擁有縱橫萬裡的健康身體﹔三、由於二十多年前就徹底辭官，免除了各種麻煩﹔四、由於歷來不在乎外來虛榮，因而也不被外來的嘈雜傷害﹔五、夫妻兩人都具有對音樂、繪畫、雕塑、表演、建筑、書法的天賦敏感，因而可享受一個審美的晚年。

　　本版文/本報記者 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