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汪國真逝世 曾坦言“我是一個幸運的人”

　　又見汪國真。國字臉，大眼鏡。除了歲月略有痕跡，似乎和十幾年前正當紅的他，並無多大改變。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轉折，由詩人變成了書畫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見汪國真》、舞曲專輯《幸福的名字叫永遠》、古詩詞配樂專輯《小學生必修80首古詩詞》、發表有他書畫作品的報紙及台歷，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據說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價錢。”“現在呢？”汪國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學老師在上課的時候發現，學生們不在聽講，而在傳抄著一個叫做汪國真的人寫的詩。老師回家后，與在學苑出版社任編輯室主任的愛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銳地感覺這是一次出版商機。

　　輾轉周折，學苑出版社找到汪國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裝幀”為承諾，在23天內，出版了汪國真首部詩集《年輕的潮》。汪國真一炮走紅。

　　18年后，汪國真在音樂輕柔的咖啡廳給我們講述了這樣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風亂作。他駕著一輛別克君威，闊談人生之隱忍和意氣。他重復了數次“天上掉餡餅”，相較於苦心經營、出頭無望的當代詩人，他驚喜，志得意滿，卻依然告訴人們必須“從容，淡定”。他對自己頗為自信，也不認為自己已經淡出公眾視野。十幾年來，他依然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創作部，與同事們關系良好。他大部分時間不坐班，時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時機地對領導的呵護和理解，表達了自己的謝意。

　　“《中國青年報》發你的詩了”

　　汪國真祖籍廈門，父母自廈門大學畢業后被分配至勞動部。1956年，汪國真在北京出生。機關大院長大的汪國真，在父母的影響下，八九歲時接觸《三國》、《水滸》、古詩詞，又通過大院間的互相借書，讀了《復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歲的汪國真初中畢業。“我們班40多個人，四五個能夠上高中，主要工農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隊，還有一部分進工廠。我的幸運呢，就在這裡——我被分到工廠了，開X51立式銑床。”“那不是童工嗎？”“就是童工啊！”汪國真說，“才15歲，最怕上晚班，總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學儀器廠，汪國真度過了7年“三班倒、開銑床”的工人生活，荒廢時間在打扑克與乒乓球上，“要說學習吧，也就偶爾看看小說。我以為自己要一輩子當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認為自己的領悟能力還可以，因為曾經獲得北京儀表局銑工比賽第一名。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突然傳來，他憑直覺感到“要在很短時間，改變命運”。他早知道暨南大學各方面條件比較好，“還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國真考入暨南大學中文系，時年22歲。他感到他的好日子來了。

　　“考文科有點違背我的初衷。”他說。他本來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學期間汪國真成績一般，“我做事憑興趣，對分數歷來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獨行，但並非性格古怪的。”他開始寫作，形式是詩歌。從實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學體裁中字數最少的。他自有“謀略”：“我的字差到連畢業論文都是找人謄寫，編輯要看我的字會非常費勁。我這個人比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慮。你寫得長，編輯沒人認真看，即使寫得不錯，也是白寫。詩歌字數少，可以讓他在厭煩前看完。”汪國真表示他看過朦朧詩派北島、顧城、舒婷等人的詩，但是受影響很小。他的同班同學張潤森則表示，“他寫得很多，但寫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國真在食堂吃午飯，同學陳建平說，《中國青年報》發你的詩了。他有點半信半疑。飯后他去圖書館，知道《學校的一天》發表了。幾天后，他收到了編輯寄來的鼓勵信，以及稿費2元。

　　這極大地鼓舞了汪國真。從此，他常去閱覽室，記下地市級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網一樣撒向全國各地的報刊”。90%是退稿，3個月后換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當時寫和投都很隨意，對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認為他有極強的“發表欲”，但他認為自己是“有事業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覺一事無成，他有緊迫感。

　　《熱愛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兩家報刊均未採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發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讀者》收為卷首作品。他開始收到讀者來信，詢問哪裡有他的書。

　　“汪國真年”

　　1990年是汪國真年。

　　《年輕的潮》首印15萬冊，此后數次再版，達到60多萬冊。“年輕”系列印數總計超過100萬。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盜版書，“加上盜版，我的書總數超過一兩千萬。”

　　《年輕的潮》在北京王府井書店一個月內賣出5000本。在上海，汪國真的詩集曾有一個上午賣掉4000多本的紀錄。庫存賣光了，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自己當時也沒有怎麼樣，忽然就火起來了。命不錯。”

　　他所在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為應付每天給汪國真的幾百封來信，將收發室人員由1個增至3個。“什麼樣的人都有，什麼樣的內容都有，訴苦的，要求指正的，求愛的。后者一般會很含蓄，夾朵花，疊個什麼東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軍官來信告知，她生日時，“收到8本汪國真的詩集”。

　　他受邀去全國40多所院校講學，其中北京30余所。“這個跟經濟收入沒有聯系。”由於演講后學生紛紛沖上來要求簽名，校方不得不組織人員拉成人牆護送其通過。

　　談及詩歌的“傳承”，汪國真自認為汲取了“李商隱的警策、李清照的清麗、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練”，“當然，我盡可能做到汲取百家之長，融會貫通”。雖然當時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議上的講話仍在中文系有所提及，但汪國真自認“我的詩離政治比較遠”，“根據我的創作經驗，詩歌就是從生活中來”。都是一些類似於真理的大白話。

　　36歲才結婚。當時寫詩的時候，“感情生活還是一片空白”，但他擅長於把一件事情進行概括和總結。比如他與浙江團省委的朋友游西湖，友人自然覺得景色每日看慣，惘然不覺有詩意，而汪國真則“心有所動”，寫得出詩來。他依靠“感悟”寫詩，講求“詩眼”，把“感悟”分了行，如格言體，“既然選擇了遠方，便隻顧風雨兼程”，印在明信片上，工整的龐中華字體，中學生畢業了贈送同學，勵情勵志，著實應景。

　　“生命總是美麗的”，不管汪國真是否真的這麼認為，但是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過得“很美麗”。“要是大家都去審丑，我覺得會很無聊。”對於人生，他是樂觀，自信，逍遙，不愁前程的。

　　汪國真的詩大紅后，似乎后無來者，前無古人。但是拜互聯網之賜，格言體作家層出不窮，后來者有安妮寶貝、郭敬明等。只是現代人的口味與風氣大為轉向，當時以樂觀，積極，促人深省為美，現在多為傷感，孤獨，旖旎之作。汪國真表示，他沒趕上好時候，雖然書賣了很多，但他那時是稿費制，一般人10行詩無非40元，出版社給他80元，他已經感覺是天上掉餡餅。

　　“河南18個市我隻剩下兩個沒去過了”

　　成名后，應酬眾多，不僅是簽名，還常被人索要題字。盛情難卻，字又拿不出手，1993年，汪國真開始練習書法。練了1年，每天1小時，“后來沒時間練，但已有了很大改觀了。”他用毛筆寫信，時代文藝出版社的章桂征收到，便約他出書法集。“我出什麼書都暢銷。”他還是覺得能拿得出手的不多，於是將詩、文、書法結集在一起。

　　此后一發不可收。至今，汪國真的墨跡已遍布南北，尤以河南、山西為盛，“河南18個市我隻剩下兩個沒去過了”，並深入各領域。他常舉的例子是香格裡拉酒店，主管們有人讀過他的詩歌，經過商討，一致認同請他寫一種紅酒的酒標。

　　汪國真信奉“與人為善”，為人隨和，因此人緣不錯，朋友眾多，“有新聞文化界、書畫界、音樂界的，也有很多政界的朋友。很多地方邀請我去給他們寫歌、題字，往往是政府出面。為什麼很多事情會找到我呢？因為這批人往往是我當年的讀者，雖然事過多年，他們現在在商界和政界開始掌權，但這個情結還在。”

　　河南焦作的青天河風景區，已請人題好字，卻因汪國真蒞臨，領導表示，請汪老師重新再題。“領導希望寫得更漂亮一點，找一個知名度比較高的人來寫。”也常有地方官員出書請他寫序，他概不拒絕，前陣子便接受了開封市委組織部長和駐馬店檢察院檢察長的邀請，“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機會。”他說。

　　大眾文化工業鏈上的汪國真走的是這樣一條平穩而顯赫的路，與外地官員聯系，京城詩人汪國真榮耀且矜持﹔與商界要人配合，文化名人汪國真平和而清遠。他無需炒作，只是不妨推波助瀾，因為他堅信大眾對他一如既往地支持。前幾年，四川某報爆出汪國真做火鍋店窮困潦倒，汪大為生氣，狀告該社，獲賠2萬元。

　　“我的盜版書是大陸詩人中最多的”

　　近年來，汪國真自學作曲。徐沛東還給汪國真的一首詩《擋不住的青春》譜了曲，作為電視劇《萬歲高三（2）》的主題歌，演唱者是蔡國慶。2003年10月，汪國真與山西北武當山風景區合作，舞曲專輯《幸福的名字叫永遠》發行1萬張。2006年，雙方再度合作，《名家歌頌北武當》DVD專輯推出，歌詞相當直白。

　　此后，汪國真開始給古詩詞配曲，計劃完成400首，現已完成300余首。“你看我現在在很多領域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寫詩，書法，音樂。可能以后我會花點時間，在畫畫這塊鑽研一下。”他已有了他的大眾傳媒計劃。

　　他的大學同學，有人從政，有人經商。有人是新華社廣西分社社長，有人是華夏銀行深圳分行行長，有人是暨南大學副校長，甚至有人是香港特首的特別助理。“倒是像我這樣人文藝術領域裡的少。”

　　汪國真仍舊寫一點詩，數量不多﹔天天看報紙，關注國際大事，比如前些年的“9·11”和不久前的貝·布托遇刺﹔事務繁忙，除了出席各類頒獎活動，還在籌備春季的畫展﹔與地市官員聯系密切，“1年12個月有8個月在外面”（汪的朋友張寶瑞語）﹔接受採訪頻繁，早已“觸電”﹔利益往來之間，有經紀人為他打點﹔相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並自認在這方面“雖然我有一點名氣，但跟一般普通人沒什麼太大差別”。

　　他回想不起有過什麼重大挫折，也不會像通常人們印象中的詩人那樣理想主義到了癲狂之境，他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冒傻氣”的事﹔他的很多同學在政壇上有所為，他也不排除自己從政的可能，“我做事相對來說比較嚴謹，也比較適應機關那一套”﹔五十知天命，他注重保養，“順其自然”這個詞被他無數次使用。當然，還有“幸運”。說到這些的時候，他的笑容和十幾年前印在詩集上的照片一模一樣。

　　人物周刊：你的同學張潤森曾說你是個有出版欲、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的人，你對此認可嗎？

　　汪國真：我覺得我是一個有追求有理想的人，不甘人后。我要順其自然，並非一個愛鑽營的人。鑽營太累，效果也不一定好。你想出書，你詩寫得不好，誰給你出啊？

　　人物周刊：你的詩歌曾經受到大眾的歡迎，也遭到不少批評，你如何看待？

　　汪國真：對於詩人來講，人民說你是詩人你就是詩人，不被人民承認你就什麼都不是。人民是什麼？人民是由一個一個的人組成的，它是一個整體。如果你否定了大眾，那你的人民如何談起？當然，除了人民的看法，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人物周刊：你覺得你的作品經得住時間的檢驗嗎？

　　汪國真：我這麼跟你說吧，昨天廣東旅游出版社來跟我談《汪國真詩文集》再版的問題。你也可以去新華書店，我的書還是很容易找到，從來沒有斷過檔。你可以了解一下這將近20年來，中國詩人的詩集擺在書店不斷檔的，有多少人？我的盜版書是大陸詩人中最多的， 我自己就收集了40多本。我沒有聽說大陸其他詩人有盜版，而且一直盜版到現在。

　　人物周刊：你這樣有名，給一些比較小的地方官員寫序，有沒有覺得放低了自己的身份？

　　汪國真：一方面，你不能說官員寫的詩水平就不高，蘇軾是官員，辛棄疾是官員，白居易、元稹也是官員，他們寫的詩不一定不好，甚至很多官員寫的詩很好﹔另一方面，我這個人是重感情的，就算不是官員，我也會平等地跟人交往。比如我的一個朋友，他喜歡我的詩，常常給我打電話，當時他還在看倉庫，我就請他吃飯，雖然后來他給我介紹了一個編輯，這個編輯又約了我的書稿，但是在我跟他交往的時候，沒有任何想法。一個人怎麼能那麼勢利呢？要平等地去對待別人，他是善良的，真誠的，這就夠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一個男人的成功？

　　汪國真：成功就是在他喜歡的事業中被人們承認。金錢美女？在當前這個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標志。我想一個異性她不太可能欣賞一個不成功的男人。連孩子學費都需要女人去奔波籌措的，這樣的男人能有多少女人欣賞呢？完全不考慮經濟因素的感情有嗎？肯定有，但不是非常多。

　　人物周刊：你已屆知天命之年，如何總結？

　　汪國真：總的來說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的朋友說我總是能很快到達一個境界，比如寫詩，寫成了一個現象，也寫到了課本裡﹔寫書法，居然寫成了國禮﹔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國音樂學院的教材。我相信性格決定命運，順其自然，從容面對。有人說我的詩不好，我就要証明，我不僅詩寫得好，在其他領域我也是可以的。（吳虹飛 實習記者 張瑩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