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死不了,我還要去延川畫畫呢……”帶著一身的病痛,87歲的靳之林專程趕到《赤腳醫生往事》首發式現場,見到老友孫立哲,仍舊是緊緊的擁抱,這是兩人幾十年來的默契。“我們倆,相識40年,相知一輩子。”靳之林在這本書的序言中寫道。
《赤腳醫生往事》是著名畫家、學者,民間文化搶救者靳之林的一部攝影、速寫作品集,300幅珍貴歷史老照片及速寫、手稿,均為首次獨家出版。它真實記錄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北京知青孫立哲帶領赤腳醫生在陝北農村救死扶傷,為老百姓看病治病的那段難忘歲月,也真實見証了在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裡,靳之林與孫立哲生死與共的友誼。
靳之林和延安的緣分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59年到1961年,他連續三個春天在延安農村深入生活,完成國家博物館油畫任務《毛主席在大生產運動中》、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油畫任務《南泥灣》以及《陝北老農》的油畫肖像創作。那時候,憨厚質朴的陝北農民,渾厚廣袤的黃土高原,感人肺腑的軍民關系、干群關系,讓靳之林找到美學理念,那也是后來他一生的藝術追求。回來以后,靳之林向單位中央美術學院遞交了申請書,希望全家到聖地延安去安家落戶,后終於在1973年11月實現了落戶延安的夙願,被安排到延安地區的文化館和文管會工作。
在《赤腳醫生往事》裡,靳之林回憶了他和孫立哲的第一次見面:“1974年5月的一天,我在延安參加了歡迎奔赴延安、建設延安的志同道合的新戰友的活動。正是那天晚上,我在楊家嶺三所第一次見到了孫立哲,聽他和新知青座談,隨他帶著長著大得出奇的甲狀腺腫瘤的農村老太太到他的關家庄合作醫療站做手術。”在關家庄,靳之林第一次看到了孫立哲住的窯洞,赤腳醫生們創建的治療室、手術室,自制的擔架和手術床,被醫療隊的激情所感染,他決定留下來加入關家庄合作醫療站,和孫立哲他們在一起。
靳之林當年見証的,是一段生命的傳奇,是一群年輕人不甘沉淪、重新尋找生命價值的故事。
“一唱孫立哲,赤腳的好醫生,天天巡診在山村,土窯洞裡治大病……”上世紀70年代風行延安的一首老歌,40年后黃土地上仍有人會唱。當年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已經成了爺爺奶奶輩,可他們忘不了,40多年前,在極度缺醫少藥的條件下,在窯洞裡、在門板上做開腹開胸手術,孫立哲他們這些赤腳醫生把一個個生命從死神手裡奪回來,完成的都是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關家庄插隊的10年裡,孫立哲帶領他的知青赤腳醫生團隊相繼做過腸梗阻、闌尾、腸胃、心肺、腦病、胸骨后甲狀腺腫瘤切除等手術。
很多年之后,由於患了手術過程一聞“新潔爾滅”就休克的病症,孫立哲不得不告別了心愛的醫生職業。今天作為一名企業家、出版家、學者,孫立哲常說人生首先是一個偶然,他自己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當年出生在北京清華園的他和清華附中的同學們一起坐上了開往陝北的火車。1969年1月,第一次從延川縣關庄公社去插隊的關家庄的路上,后來成為著名輪椅作家的“插友”史鐵生半開玩笑地為17歲的孫立哲造輿論:“他是大夫。”“醫生哦,能治病了吧?”老鄉問。“當然,不能治病算什麼醫生。”沒想到進村的第二天就有人來找孫立哲看病了,同學們七手八腳地為他當幫手和參謀。第一個病人是個老太太——發燒、發冷,還有一臉的紅斑。孫立哲立刻對著那本隨身帶著的《農村醫療手冊》左翻右查,翻完了說一聲:“丹毒。”於是大伙把從北京帶去的阿司匹林、抗生素統統都拿出來,連紅糖水和肉鬆也拿出來用上了。老太太還以為那都是藥,問:“多少價?”大伙回答:“不要錢。”老太太驚詫之間已然發了一身透汗,第一輪藥服罷病已好去大半,兩天就退燒下地了。
那時候史鐵生是懂點醫的,插隊前他就在一個醫院參加過培訓班,學會了扎針灸,去關家庄時還帶了一整套針灸針、藥棉花,還有很多醫書和藥。剛到村裡那會兒,史鐵生和孫立哲、曹博、子壯一干人等走家串戶,拿著《赤腳醫生手冊》給老鄉看病。孫立哲扎針灸也是史鐵生教的,開始怎麼也扎不進去,一扎就彎,一緊張整個針都拔不出來。史鐵生手把手地教孫立哲扎針灸,從經絡穴位到擰針行針,從診病到開方。
當命運把這群年輕人從大城市帶到農村的艱苦環境中,他們不得不重新定位人生的坐標。在土窯洞裡,在缺少設備缺少器械的條件下,孫立哲他們用木刻刀、老虎鉗、銀針、草藥,想盡一切辦法解除窮苦農民病痛,而鄉親們信任的眼神,更使他們找回被壓抑的同情心,找回久違的自尊,找到了愛的榮耀。
“有人說他賊大膽,有人說他是金剛鑽,有人說他運氣好,其實他是不打無准備之仗。”靳之林眼裡的孫立哲才華智力超群,“他堅持用極其有限的業余時間自學英語,不睡覺也要背單詞,窯洞牆上貼滿了英語單詞,天天對著牆看,背會了就換下來”。不光是英語,孫立哲還學習德語、拉丁語。這些知識儲備,為他后來醫術上的突破打好了基礎。在那個年代的偏遠農村,孫立哲還訂閱了最新的醫療期刊雜志,了解用於臨床的最新信息。
由於慕名趕來關家庄看病的老鄉實在太多,1975年2月,孫立哲提出開展巡回醫療,由延川開始建立各公社的合作醫療站,然后普及到延安和陝北各縣。“這個戰略設想太震撼人心了,我決定全程參加。我能做點什麼呢?發票挂號,雙手舉手電筒當無影燈,當巡回護士,我都做過,但我時刻沒忘記自己是個畫家,我要用畫筆記錄下這個激情燃燒的歲月裡最感人的事跡,而在特定場景和光線下最感人的場面、情節和形象,都是瞬時即逝的,我必須相機不離手,迅速抓拍。”那時候,靳之林總是把一台國產海鷗120照相機挎在脖子上,手裡拿著速寫本速畫速記,照相機速拍連拍,回去在暗室沖洗放大。
在跟隨孫立哲醫療隊去各公社建立醫療站的那段日子,很多場景都讓靳之林終生難忘。那時候陝北農村的道路非常糟,孫立哲和知青們經常要在雨中的泥濘裡趕著毛驢艱難地行進,有時候開著手扶拖拉機,不等進村就因路況太差,隻好提前卸下醫療器械和藥箱,人背肩扛地步行進村。記不清多少次,一進村,等候看病的老鄉早已在隆冬的嚴寒裡擠滿了院子。老漢們在院裡架火取暖,對火點煙,像親人一樣拉著話,婆姨們抱著孩子在窯裡坐滿一炕,每個人都盼救星似地盼著他們到來。在窯裡,孫立哲常常是坐在滿炕帶著娃娃的婆姨中間,邊聽著婆姨的訴說,邊問詢、聽診……
“那麼艱苦的條件下,醫生和病人竟有著如此和諧融洽的關系,直到今天都不能不令人驚嘆,那的確是一段特殊年代寫下的不可復制的傳奇。”靳之林說。
上世紀70年代末,世界衛生組織高級官員到中國農村實地考察,把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惟一典范”。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年至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直至今天,國際視野中的中國赤腳醫生還是個被充分肯定的名詞。
自己制藥,自力更生,少花錢、不花錢也能有病治病,無病防病——那時候,赤腳醫生與患者的醫患關系更像是鄉間淳朴的親戚關系。今天,“赤腳醫生”早已成為一個歷史名詞,但是,孫立哲他們在田間地頭背著的那個深棕色的藥箱,他們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卻成了人們對於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
自從1974年第一次去延川參加孫立哲的赤腳醫生醫療隊,靳之林和延川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早年發現民間剪紙、布堆畫等,到近年來開發黃河乾坤灣、小程村、桑哇等特色文化基地,多年來,他幾乎每年都要回去,經常住在那裡進行文化研究和創作。
2014年,靳之林陪著孫立哲又一次回到關家庄,重新走了部分當年巡回醫療隊之路。一路上都是鄉親們傾村出動、夾道歡迎的感人場面。當年被醫治過的老人大部分離世了,人們不再知道當年的細節。種子死了,谷物發芽生長。故事已經融化在陝北這片神奇的土地上,愛的消息長久傳揚。(吳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