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在世界的傳播與影響

　　《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

　　《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

　　世界影響最大的毛澤東詩詞譯本

　　毛澤東書《七律·長征》

　　毛澤東書《清平樂·六盤山》

　　2015年底，我隨中國出版促進會代表團訪問斯裡蘭卡，受到現任總統西裡塞納先生的接見。會見中，西裡塞納總統提出可否將《毛澤東詩詞》翻譯成為僧伽羅文版，並向代表團要一幅毛澤東畫像，挂在他的臥室。這個要求出乎所有代表團成員的意料。后來才得知，西裡塞納先生是個典型的“毛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老一代領導人的故事在斯裡蘭卡廣為人知。

　　對於一個長期關注中國文化在海外傳播的學者而言，我對於《毛澤東詩詞》獲得世界影響的過程更感興趣，梳理其對外傳播的歷程，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七律·長征》是譯成外文的第一首

　　毛澤東詩詞最早為各國讀者所見的一首，應該是1936年由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翻譯成為英文的《七律·長征》。由此算起至今，毛澤東詩詞在海外傳播已有80年的歷史。1936年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第五篇“長征”一章的結尾處，斯諾引用了毛澤東的這首詩，用來說明中國革命逆境中共產黨人的精神。《紅星照耀中國》作為第一部向世界介紹中國革命歷程的圖書，在英語世界獲得了轟動性影響，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領袖兼詩人形象，也通過該書第一次被西方世界所知曉，《七律·長征》也成為毛澤東詩詞中最為著名的一篇。

　　新中國成立不久，由於中國與蘇聯建立了良好的政治關系，1957年蘇聯出版了俄文版《毛澤東詩詞18首》，由漢學家費德林和艾德林翻譯，印數高達15萬冊，這是毛澤東詩詞的第一個外文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法國等國家也先后出版了毛澤東詩詞。如匈牙利版本是由著名漢學家山多爾等翻譯，書名為《毛澤東詩詞21首》，1958年出版。法國在1965年出版了著名漢學家戴密微翻譯的法文版《毛澤東的十首詩》。1969年，法國又出版了《毛澤東詩詞大全》，翻譯了38首毛澤東詩詞，由著名學者伊·布羅索萊翻譯。日文版《毛澤東：他的詩與人生》由日本著名漢學家竹內實翻譯，出版前刊發了預訂廣告，1965年5月出版后，日本所有的報紙都刊登了書評。

　　在80年的傳播過程中，毛澤東詩詞的翻譯語種有英語、俄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荷蘭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希臘語、阿拉伯語、朝鮮語、越南語、泰語、日語、印尼語、馬來語等近40種。其中按照館藏量統計，影響最大的還是英譯本。筆者依據世界圖書館書目數據庫，2016年6月檢索了全世界收藏圖書館數量超過100家以上的版本，發現影響較大的毛澤東詩詞譯本有12種，均為英譯本（見表格）。

　　通過表中的12個譯本可以發現，館藏量最大的是陳志讓和邁克爾·布洛克的《毛澤東和中國革命》，1965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在倫敦和紐約同時出版。該著作為陳志讓獨立撰寫，但附錄37首毛澤東詩詞則是由陳志讓與邁克爾·布洛克合作完成。由於陳志讓熟悉中國革命歷史，毛澤東詩詞的翻譯理解較為全面深刻，因此該書影響最大。

　　毛澤東詩詞藝術價值受到充分關注

　　對於毛澤東詩詞藝術的評價，很長時間受到毛澤東作為中國領袖的政治地位的影響，其藝術價值沒有得到充分關注，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有所改變。表中館藏量位列第二位的是1975年，由印第安納大學柳無忌、羅郁正二位教授共同編撰的《葵曄集：中國詩歌三千年》。該書收錄了50多位譯者翻譯的近1000首中國歷史上歷代著名作家的詩、詞、曲作品，書中收錄了毛澤東8首詩詞的譯文。該書從1976年面世開始，就被美國多家大學作為講授中國文學的教材，因此毛澤東詩詞被很多西方年輕人所知曉。而最早關注毛澤東詩詞藝術超過其革命領袖身份的，是美國詩人、教授威利斯· 巴恩斯通，1972年他和郭清波合譯的《毛澤東詩詞》分別在紐約、埃文斯通、舊金山、倫敦、多倫多五地同時出版。該譯本有37首毛澤東詩詞英譯，還有毛澤東詩詞書法手跡《清平樂·六盤山》。

　　中國主動對外傳播《毛澤東詩詞》始於1958年。1958年《中國文學》雜志英文版第3期刊發了英譯毛澤東詩詞18首，出版時沒有署名譯者，但據后世回憶文章考証，這些譯者是翻譯家葉君健、錢鍾書和外文出版社英文組負責人於寶?等人，外文社英文專家安德魯· 波義德為譯詩做了潤色。該雜志合訂本全世界館藏數量是421家。1958年9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在《中國文學》雜志18首外，增加了《蝶戀花·答李淑一》，這首詩譯者是英籍專家戴乃迭女士。1964年，國家成立了毛澤東詩詞英譯小組，39首譯詩翻譯得精雕細琢、規范准確，成為其他語種譯本的參考范本。但該譯本直到1976才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發行。此外，毛澤東詩詞國內英譯本還有許淵沖、辜正坤、黃龍、趙恆元等人的譯本等10多種，出版時間均在1992年之后。

　　政治外交與文化傳播的雙重效果

　　詩言志。毛澤東詩詞獲得世界影響的主要原因，在於其凝聚了中華民族精神。正如日本著名漢學家竹內實在《毛澤東的詩詞與人生》一書所說：“毛澤東的一生與中國革命的發展相重疊，他吐露的詩情既是個人內心世界對於革命的憧憬，同時也是中國革命在精神層面的反映。”毛澤東詩詞作為一位世界偉人的心靈軌跡的真情袒露，同時又可以看作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擺脫列強侵略獲得民族獨立、建設新中國各個歷程的精神寫照。因此《毛澤東詩詞》的對外傳播，具有集政治外交與文化傳播於一身的雙重意義。

　　最為知名的案例就是美國總統尼克鬆1972年訪華。根據吳壽鬆的“為贈送尼克鬆總統而出版的《毛澤東詩詞》”記載，1972年2月21日，尼克鬆在周總理主持的歡迎晚宴上致祝酒辭時，竟然引用了一段毛澤東詩詞：“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尼克鬆成為第一位在公開場合講話中引用毛澤東詩詞的外國首腦。第二天，尼克鬆游覽八達嶺長城時，又吟誦毛澤東的詩詞《沁園春·雪》，並向我國外交部人員索要《毛澤東詩詞》英譯版。通過毛澤東詩詞，尼克鬆傳達了美國希望與中國隻爭朝夕、建立良好國際關系的願望。這個事件一時間傳為對外文化傳播領域裡的佳話。

　　《毛澤東詩詞》贏得了不少國外領導人的關注和贊許，在很長時間成為當時來華政治家爭相索取的厚禮和談資，為中國的外交活動贏得了共通的話語空間。時至21世紀，斯裡蘭卡西裡塞納總統提議翻譯《毛澤東詩詞》，表明這種影響依然存在，隻不過這種影響更多地來自於毛澤東詩詞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美學意蘊，詩人毛澤東的形象越來越清晰。

　　（本文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