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獎作家格非捧出最新長篇小說《望春風》

昨天，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得主格非捧出了最新長篇小說《望春風》。就在幾個月前他還很緊張，常常拒絕媒體記者的採訪，說自己正跟新長篇較勁。如今，他面容輕鬆，毫不掩飾自己的滿足感，“我覺得我所有的作品中，《望春風》是最好的。”當然，格非也透露道，他在一部新作完成后的兩三年內，都會覺得這是其最佳作品，這個規律從未打破過。

在寫完《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其實並未打算再寫鄉村，他想寫城市，寫玄幻、懸疑、推理。但事實是，這次寫作躲也躲不掉。

文學可以讓他們“回來”

《望春風》人物故事從1958年寫起，一直寫到2007年，是格非關於故鄉和鄉村題材的收官之作。該作以鄉村各種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的故事為切入點，描寫村庄衍變的復雜過程，通過個人命運、家庭和村庄的遭際變化，描寫江南鄉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運動，並展現它可能的未來。

格非今年52歲，他的老家在江蘇丹徒，離鎮江市大概二十多公裡。格非回憶起12年前的一幕，“我弟弟帶我去老家的時候，我發現老家沒了，隻剩一片瓦礫。”細雨中，格非在家門口的廢墟上坐了兩個小時。雖然四周空無一人，他卻好像聽到鄰居在說話。“那麼多人到哪兒去了？我正是在那個時候埋下一個種子，以后有機會一定要寫這個題材。”格非相信，村庄裡不會有其他人來寫，如果不寫，所有的這些人和事都將湮滅。

動筆寫《望春風》的前幾年，格非又有一次機會回老家。母親提出，她已在城裡住了幾年，能否把她帶回老家。母子回鄉后，格非沒想到，村庄拆了幾年以后都荒了，蘆葦長得很高，但還能見到野兔，“我當時特別感動，當年看到的廢墟，在短短的五六年時間裡，自身在恢復。”

格非說，他17歲離開家鄉，了解最多的，就是這塊土地。那個村庄裡的人說話的聲音、走路的方式、表達感情的方式，還有他們的語言，沒人想去保留，但它們卻是極其重要的。在他看來，不少人早已不在，但可通過時間機器讓其重返，“這就是文學的作用，文學可以讓他們回來。”

無法忍受做作和故作高深

在這部作品中，格非作了兩方面嘗試：其一是將有性格的人物增加到15個以上，其二是將司馬遷“本紀”和“列傳”的結構方法做些“改造”，用較短篇幅來講一個較長的故事。

格非說，按照他原有的故事架構，這本小說要50萬字才能完成，但他覺得自己剛完成《江南三部曲》，不再想寫那麼長的東西了。這個時候，他突然想到司馬遷，想到了所謂的列傳體，“事實上，我把第三章寫完了，才動筆寫第一章。我發現20萬字能承受，20個人在這部書裡也可以站起來。”

《望春風》最早的讀者是格非的兩位博士生。為了幫老師挑錯，他們各自至少看了四五遍。其中一位博士生看到三四遍的時候，依然能發現此前沒有發覺的暗藏線索。言此，格非免不了有些自得，“寫這個東西，要經得起讀，我所有線索都布置得相對縝密。”他認為，線索埋得淺，讀者一下子看出來，會很沒意思。

關於這一點， 格非否認了《望春風》是延續了《紅樓夢》《金瓶梅》的傳統。不過，他確實希望和很多前輩作家對話，書裡有些地方是對艾略特、福克納、喬伊斯等的回應，而這些前輩作家的名單其實很長，至少有二十多位。他舉例說：“《望春風》第三章看起來就是對福克納《喧嘩與騷動》的回應。”他補充道，有修養、有水平的讀者一定會找到這些東西，“但我盡量讓其不露聲色，自然而不做作，我以前有的作品寫得有些做作。”

格非很明確地說，他僅僅希望這部作品給大家帶來一些愉快，不希望讀者在讀作品時，覺得他是在追求一種微言大義，“我無法忍受做作和故作高深。”他希望能夠跟讀者建立起一種比較自然的認同關系。

作家會越來越多寫碎片化

鄉土中國話題近些年一直為作家們所關注，作家賈平凹上個月推出的長篇小說《極花》同樣也關注了鄉村——鄉村的頹敗。他說：“我這幾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沒有了人，殘垣斷壁、荒草沒膝，它們在消失。我們沒有了農村，我們失去了故鄉，中國將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而現在我心裡在痛。”

和賈平凹的憂傷表達不同，格非並不憂慮。作家梁鴻在談及《望春風》時說：“它看起來挺頹廢的，是在寫一種失落的生活，但卻充滿了極其昂揚的生命力。”有讀者也注意到，《望春風》的結尾甚至充滿了暖色調，這在格非作品中並不多見。對此，格非回應說，從嚴格意義上說，《望春風》不是反映農村社會現實的作品，他也無意把這部小說寫成批判性的東西，這類作品太多了，他自己都有點厭惡了。他覺得，重新理解那些平常人，才是他更看重的。

格非並不否認中國鄉村社會可能面臨終結，也正因如此，《望春風》讓讀者獲得了一個重新審視現代鄉村倫理和歷史變革的機會。不過，鄉村中國的真正終結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他熱切關注的是，這會對未來寫作者帶來很大的變化。他甚至預言說，二三十年后，諾獎獲得者愛麗絲·門羅這類作家的寫作風格，將會越來越多出現在中國。他們寫的都是碎片化生活——大家有自己的工作，各自都很忙，兒女長大了，自己衰老了，沒人跟你說話，如此等等。

“每一代作家都有他的人物，我們這一代作家剛好趕上了這種變革，而對我兒子那一代人來說可能會有一個新的世界。文學需要新的變化，這是不需要擔憂的。”格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