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區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學 深度介入中國當代文學

劉  俊

2016年03月24日10:22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原標題:跨區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學(文學新觀察)

來源:百度圖片

“新移民文學”主要是指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后走出國門,在海外以漢語進行創作的作家以及他們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學。以“新移民”為主體的“新移民作家”,具有這樣幾個特點:在海外主要用漢語寫作﹔他們的作品所描寫的世界,都會與中國大陸的歷史、社會和現實發生某種直接或間接的關聯﹔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們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作品主要在中國大陸發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陸獲獎,以至於有些學者干脆將他們“收編”進中國大陸當代文學,認為“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一部分。

具有較為明顯的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影響痕跡

“新移民文學”的出現,在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開的花結的果——因為“新移民文學”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嚴歌苓、陳河等,出國前在大陸就已經是頗有成就的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學創作的眾多成員,也在大陸基本完成了文學教育,有些還接受了大陸的文學訓練,並直接或間接地受過大陸文學觀念的熏染乃至灌輸,即便到了國外,他們也非常關注大陸文壇的動態,與大陸文學界保持著相當密切的聯系,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學”具有較為明顯的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影響痕跡,受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和蘇聯文學影響較深,並帶有非常強烈的中國當代文學“氣質”,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代入感,歷史感強。

然而,我們並不能就此斷定“新移民文學”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部分,因為“新移民文學”既然是由移居到海外的作家所創作,那麼他們的作品,自然就成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一部分。並且,由於他們的生活環境、文化背景、文學觀念、創作形態,與生活在中國大陸的作家有所不同,因此他們在文學訴求、情感表達、主題關注、創作自由度、藝術理念等方面,也逐漸地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特點,與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形成了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點的獨特性。

兼具“大陸文化”與海外“異質文化”的特質

“新移民文學”這種既從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中脫胎而來,又與中國大陸當代文學有所區別,既有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影響的印記,又有自己新生出來的特點的文學,事實上是個跨區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學世界。說它跨區域,是指它既寄生於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之“內”,又獨立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學之“外”﹔說它跨文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與大陸當代文學的“文化”氣質相仿佛,“新移民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國大陸的文學環境下成長起來的,與同齡的大陸當代作家有一種“同根性”,但它畢竟是“生產、生長”在異質文化環境之下,直接受到異質文化的影響和熏陶,因此,它在文學寫作的純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學寫作的超然態度和大膽突破方面,在異質文化對文學觀念的滲透和體會方面,都自有一種有別於大陸當代文學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說,“新移民文學”的文化特性,兼具了“大陸文化”與海外“異質文化”兩種文化內涵 ,並升華出一種不同於兩種文化中的任何一種文化的新文化。

“新移民文學”這種跨區域跨文化的屬性,與其說是我們的理論概括,不如說是它的“生產方式”和“生存形態”的真實寫照。當嚴歌苓、張翎、查建英、陳河、陳謙、虹影這些海外“新移民作家”在大陸頻頻獲獎,在《人民文學》《收獲》等大陸重要文學刊物上一再亮相,並在大陸的名牌出版社密集出書的時候,他們其實已經以“新移民文學”的身份,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的“版圖”中,跨入了一隻腳。

與此同時,沙石、余曦、盧新華、北島、蘇煒、曹桂林、周勵、沈寧、施雨、少君、劉荒田、陳瑞琳、王性初、冰凌、曾寧、邵丹、宣樹錚、曾曉文、阿黛、易丹、於濛、堅妮、葉念倫、戴舫、劉慧琴、馬蘭、曉魯、朱琦、程寶林、孟悟、巫一毛、力揚、秋塵、呂紅、李南央、融融、蔣濮、劉觀德、張奧列、薛海翔、劉索拉、錢寧、吳民民、王毅捷、高小剛、小草、施瑋、戴寧、劉瑛、葉周、黃宗之、章平、孫博、華純等“新移民作家”,以在大陸發表、出版作品的方式,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壇顯示自己的“存在”,更是屢見不鮮。甚至,像查建英、施雨、華純、章平、劉荒田這樣的作家,更是從“新移民作家”變成了“海歸作家”。可以說,“新移民作家”這個數量頗為可觀的群體,已在中國大陸當代文壇烙下了獨特而又堅實的腳印。

將“中”“外”文化嫁接、雜糅、重組和再造

與“新移民文學”跨區域的特性比起來,它的跨文化屬性顯得隱性得多。

“新移民文學”的跨文化屬性,主要體現為“心態文化”上的“中”“外”兼具,以及在高級文化、大眾文化和深層文化三個不同層級上,將“中國文化”和“異質文化”進行嫁接、雜糅、重組和再造。

“心態文化”上的“中”“外”兼具,在眾多的“新移民文學”中有所體現。以陳河的小說《黑白電影裡的城市》為例,當陳河在寫中國經驗中的《寧死不屈》經歷——小說主人公李鬆在中國觀看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的歷史和記憶——的時候,他的“文化心態”完全是特定時期“中國心態”的呈現:飽含難忘的英雄記憶和青春記憶﹔可是當他在寫阿爾巴尼亞經驗中的吉諾卡斯特經歷——李鬆在阿爾巴尼亞真的踏入到《寧死不屈》電影中故事發生的城市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時候,他已經不再用“中國心態”來看待這一切,而是用“在外國的中國人”心態,以一種融合了西方歷史觀念、宗教意識、經濟優越感等復雜的多元心態,來回憶、反觀、審視、重組所面對的中國歷史和阿爾巴尼亞現實。

將中外文化進行嫁接的現象在“新移民文學”中可以說十分常見。在沙石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對人性“不可理喻”一面深入挖掘的“高級文化”,已滲入沙石的那些“新移民”故事之中﹔而在呂紅筆下的中國愛情故事中,則可以看到“新移民作家”對西方流行小說、大眾文化的汲取和借用﹔至於施瑋將基督教的靈性文化代入自己的中國故事,則體現了“中國文化”和“異質文化”的深層對話。類似的例子,在“新移民作家”和他們的作品中,不勝枚舉。

因此,可以把跨區域跨文化特性,視為是“新移民文學”的“身份標識”和本質屬性。

(作者為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編:歐興榮、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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