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变革时代的抒情诗人【3】

三

有评论者认为，雷抒雁的诗具有“英雄主义情结”。确实，雷抒雁的诗作中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如果细致地体会雷抒雁诗作中的诗情样式，就会发现不能作这样简单的定论。我们从他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作中所显示出来的那个深具反思批判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自我，可以看到更为深刻的方面。特别是雷抒雁的诗性写作一直从70年代末持续到现在，30多年从未中断。我本人特别喜欢他90年代及其以后的诗作所显示出来的那种高朗的智慧风貌和细致体贴的情致。而要支持其诗性心源持续活跃而且在时代巨变之下仍然有诗性的勃发，仅仅“英雄情结”是远为不够的。

雷抒雁在回顾自己创作《小草在歌唱》时曾说，当他在报纸上读到对与事件的报道后，他用通宵的时间写出了这首诗。他说：“那晚，只有我和诗醒着。”[ 雷抒雁、牛宏宝：《叩问变革年代的诗境——雷抒雁访谈》，《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这句话对我们认识198年以后的雷抒雁非常重要。什么是“我醒着”？什么又是“诗醒着”？当我们重读诗人这30多年的诗作，就会发现，所谓“我醒着”，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个充满反思批判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自我”的觉醒和形成。在这个觉醒的“自我”中，其实还夹杂着某种启蒙意识的觉醒。这种充满启蒙意识的“自我”在写于1980年的《太阳》、《探索》，以及写于1982年的《谜》、《悲哀》等诗中得到了展现。

写于1980年的《太阳》，则是对诗人的具有启蒙意识之独立“自我”的显著表达。在这首诗中，诗人对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英雄神话进行了深具启蒙意识的反思批判。诗的第一节是这样的：“我诅咒羿的金箭/一箭射落九个太阳/如果十个太阳同时存在/宇宙该是另外一个摸样。”诗的结尾则转向了对“自我”的体认：

我把头颅高高仰起，

炽烈的思想放射刺目的光芒；

草啊，花啊，树啊，

你们看看，宇宙间到底有多少太阳！[ 雷抒雁：《父母之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其启蒙智性的光芒。诗人不仅高扬着自己思想的头颅，而且把思想的头颅比作太阳。如果考虑到“太阳”一词在那个特殊年代特定的比喻性所指，那么诗人把具有思想的头颅比作太阳，就是一个深具反思批判意识的诗性表达。这里出现的这个具有“炽烈的思想”的自我，不就是那个思想解放年代所诞生的自我么！反过来说，变革和开放的历史转折，不正是需要这样的自我作为它的坚实的基石么！否则，任何变革便是不牢靠的。没有这样的源于生命的自我，个体就会陷入新的盲从，陷入新的蒙昧，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同年写的《探索》，则将作为思想者的“自我”置于宇宙的广阔之中，来写思想者的探索、创造和意义形成。“我不相信那些闪闪烁烁的眼睛后边、都是灰尘、岩石、矿物，没有思想的头颅再多也使人寂寞！我不知疲倦地挖掘着，我要认识宇宙，同时也要宇宙认识我！”在《谜》中诗人则不仅看到了人不仅是伟大的，同时也是复杂的，充满着欺诈、不敬和愚昧。在《悲哀》中，他则借用了机器人的无思想、无爱、无性、驯服等，隐喻地表达了人的某种状态：被复制的人。这些诗在我看来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反思批判阶段所包含的启蒙意识的诗性表达。雷抒雁在此期间的诗作，表达了诗人自己对自我进行探索的心路历程的基本方面，同时，也表达了变革时代许多人进行自我探索的心灵过程。我相信，他未曾言说的探索和思考，比他已经言说的要远为深刻和复杂。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会发现，1979年到80年代中期，诗人雷抒雁的那个“觉醒的我”可以说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反思批判意识、启蒙意识和生命意识。正是这个充满思考的反思批判意识、启蒙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自我，把诗人带到了后来那个充满智慧风貌的阶段，并使他对“生活世界”能够进行诗性意义的凝聚。

那么什么是“诗醒着”呢？其实就是诗作为诗在雷抒雁这里的复活，是诗人作为诗人在雷抒雁这里的复活。我们在分析《小草在歌唱》时所说的多声部合唱和对话的结构的突然达成，其实就是这种“醒着的诗”的表达和具体表现。写于1979年发表于1980年的一组小诗受到了著名诗人艾青的赞誉，艾青还亲自撰文予以评论。艾青所赞誉的是这组小诗独特的个人体验和对意象的捕捉。这种独特的诗情方式正是诗人之诗性自我的表露。这个诗性自我可以说是对过去那个“传声筒”式的表达方式的自觉的“拨乱反正”，即让诗回到诗本身。

总之，从1979年到1980年代中期雷抒雁诗性写作来分析，我们发现此间经历怀疑、反思和自我批判，一个深具反思批判意识、生命意识和启蒙意识以及诗本身的觉醒的诗人“自我”，伴随着变革和开放的历史，在诗人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诗作中铸形显现。这种“我”与“诗”的同时觉醒，铸就了雷抒雁此间诗性写作的重要特性和意义，同时也为支撑他持续30多年的诗性写作奠定了最坚实、丰富的基础。而从80年代中期以后，这个深具反思批判意识、启蒙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的诗人“自我”，转向了“生活世界”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原来那个以社会承担为主的诗人“自我”转向了对生活世界进行诗性领悟的“自我”。这个“自我”不再以单一的社会承担为己任，他显得更为单纯，因为他更加个体化，但也更为广博，因为这个作为个体的诗人更加深邃地渗入到了生活领域。这是一个真正抒情诗人的“自我”。这一变化正是伴随着这个变革和开放时代走过激情岁月的人们的共同体验。

从当代诗歌发展来说，1978年到1984年期间，由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意识形态上对“文革十年”种种恶果的暴露，诗歌曾经优先作了批判的号手，并在创作上出现了“井喷”现象。但到了1986年-1987年，改革开放走过了最初的“瓶颈”期而向纵深发展，就像黄河出了龙门，长江出了三峡。由变革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也产生了新的活动形态，社会变得开放，生活开始呈现出了多元的面貌。正是这一变化，1978年以后形成的“伤痕控诉”式和“反思批判”式的“新”文学模式，失去了制造“井喷”壮观景象的“压力”，许多诗人和作家在失去了这种“压力”的情况下，也失去了创作的“兴奋点”。也正是在这个年份，“寻根文学”和植根于活跃起来的都市生活的具有“现代派”艺术特征的文学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诗坛却出现了分裂和混乱。诗坛的分裂和混乱在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是由于现代新诗在如何进入“生活世界”这个关键点上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造成的必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抒雁在1979年的那种觉醒的“我”和觉醒的诗同时迸发以及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探索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我之所以以1986-1987为界，来划分雷抒雁三十多年的诗性写作，是因为我在这两个年份的前后，觉察到了一些变化。1987年他有一首《诗赌》的诗，隐蔽地显示了他此时对其诗性写作的一种徘徊、怀疑和坚持。而此时，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均已从诗性写作中告退和沉默。雷抒雁却在经过了一段痛苦的过程后，形成了更为宽广的音域，以特有的诗性敏感表达着多元而生动的生活世界。此后，他的诗性写作更多地进入到了生活之流中，进入到自己切身生活的际遇中，开始更多地捕捉生命意义的瞬间闪现。进入生活世界，成了他此后20多年年诗性写作的最显著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雷抒雁成了唯一一位完成了“自我”转型的诗人，并在90年代形成了他个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由此而构成了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诗坛的重要成就之一。

一般读者和评论界都因为《小草在歌唱》、《父母之河》等优秀诗篇，而把雷抒雁定位为政治抒情诗人。当然，雷抒雁是变革年代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是30年变革时代政治抒情诗的最高成就者。他在1986-1987年经过转变之后仍然写政治抒情诗，他的激情和把握重大政治事件的力量使他具有真正政治抒情诗人的条件。这是他作为诗人对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必然参与和承担，他对这种参与和承担从未怀疑。甚至在66岁以后仍写出了当时享誉全国的《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2008）、《悲回风：哀悼日》和《最初的年代》（2009）。重要的是，在他的政治抒情诗中，诗人的“自我”已不再是掏空了个体存在的“传声筒”，而是一个深具生命意识的个体思考的“自我”，一个具有自己领悟方式的“自我”。

雷抒雁之所以能够从前期以社会参与和社会承担为主调的诗性“自我’，经过痛苦的探索而转向一个对多元生活进行领悟的诗性“自我”，就在于他前期的那个以社会参与和社会承担为主调的“自我”中，就包含着一个源于生命自身觉醒的“自我”和诗的觉醒的同时迸发。也就是说，那个“自我”中深蕴着把个体自我体认为历史主体的生命感悟和诗性的本源。我这里之所以强调诗人自己的“生命感悟”，是因为我发现，雷抒雁前期的反思批判不是来自于任何理性成见的抽象概念，或者附和当时的政治的口号，而是来自他自己的生命启悟，不是来自任何书刊上的说教，而是来自于生他养他的大地；不是来自于“不平则鸣”的控诉式情感，而是来自于生命力内在生展的自由感。这正是雷抒雁与其他同期许多诗人的不同之处。正是把个体自我体认为历史主体的生命感悟本源，使得他在变革的历史形成新的生活形态时，仍然能保持器巨大的创造性活力。

以社会承担为主调的“自我”，由于其所承担的公共性，这个“自我”可以登高一呼，因此，这种“自我”的诗情样式是以激情的爆发和感召力为特征，并以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为其激情爆发点（这种模式可以郭沫若为例）。而进入具体的生活世界并对生活进行诗性领悟的“自我”，却不以感召力和对公共问题承担的激情为其诗情样式，也不以社会问题为其激情的触发点，他的诗情样式须是体验的，是对生活的亲密领悟，但是又要在这样的亲密领悟中达成诗性的普遍可沟通性。因此，这种诗性“自我”须得敏感、细腻、睿智，同时它所需求的体验须得有一种直觉的穿透力，以便突破生活的现象而进入诗性的领域，并把诗人个体“自我”的亲密体验升华为通达所以心灵的通道（这种模式可以30年代的何其芳为例）。就此而言，后一种模式的诗性“自我”是更为艰难一些的，它对诗人的内在素质的要求更高。用雷抒雁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将诗人自己“诗化”。

以此论之，我们会发现，自汉语白话新诗产生以来，这两种诗性“自我”正构成了两极，甚至是对立的两极。由于中国社会这100年来的特殊原因，“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的意识形态诉求往往扬前者抑后者。诗人们也不由自主地分成了两种类型，很少有人能够将两种统一于一身，只有极少数是例外。这极少数例外我认为是艾青、郭小川，在变革时代则是雷抒雁。

与上面这个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生活的开放和多元，政治意识形态对诗不再有强制性的压力，诗开始远离庙堂高，并有机会回归诗本身。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诗坛是否很好的完成了这一重要的转换呢？纵观这30多年的诗歌创作，我们发现，回到诗本身的转换完成得并不理想，当诗不再归属庙堂时，却走向了江湖之远。于是出现了私人写作、口水诗等。从正面来看，这是社会和生活多元化之后的必然，并产生了有益的多元尝试。但是，这些努力和尝试中是否使诗回归为诗了呢？当然，从更为深远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与汉语白话新诗如何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诗的问题相关联。由此观之，雷抒雁持续30多年的诗性写作，他对生活世界的诗性的意义凝聚，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雷抒雁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经过探索，形成了更为丰富的诗性“自我”，他把社会思考的主体承担与对生活的个体体验兼容一身，在个体体验的独立性和与大地、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之间，建立了有意义的平衡。有评论者认为，雷抒雁的诗性写作，是一只眼盯着社会，一只眼盯着自然。这恐怕就是有评论家认为雷抒雁诗旧现实主义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现实主义的第一个诗人的缘故吧。但在其后期抒情诗中，他的激情向一种凝缩的聚合力转变，从而显示出一种铅华落尽的澄明的魅力，一种对生活世界进行诗性体验的艺术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抒雁后期诗作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诗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而诗人则是明察生活之诗性意义的目击者、收集者和炼金术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