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变革时代的抒情诗人

内容摘要：诗人雷抒雁的诗性创作以1986-198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人以反思批判的“自我”承担着思想解放年代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这个反思批判的“自我”，深刻显示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觉醒，从而将中国过去的“传声筒”式的政治抒情诗转向了以反思批判的“自我”为根基的政治抒情诗。后期诗人将反思批判的“自我”转变成了一个以个体体认为主的“自我”，他不再仅以公共性话题的承担为诗情的触发点，而是发掘个体生活体验的诗性根源。这使他把那些个体生活体验的震颤时刻，把握为生命的意义生成事件，并据此创作出了深具人本现实主义的抒情诗。无论是前期、后期，还是前后期的转变本身，都表明了雷抒雁的诗性写作深深植根于变革时代的心灵探索。

关键词：雷抒雁 变革时代 反思批判的自我 个体体验的自我

1999年，著名诗人雷抒雁将自己自1979到1999年的诗作结集出版，命名为《激情编年：1979-1999》，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作为自己伴随改革开放20年的诗性写作的总结。2008年，作家出版社将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歌创作结集出版，命名为《激情编年：雷抒雁诗选·从1979年到2008年，从〈小草在歌唱〉到〈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以与改革开放30周年相呼应。2008年12月和2009年春，山西长治市、陕西西安市和咸阳市，先后举办雷抒雁诗歌专场朗诵会，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雷抒雁在这些朗诵会上被称作“人民诗人”。无论是从诗人本人的结集行为，还是从出版社的出版行为，抑或从专场诗歌朗诵会的行为来看，这其中都存在着一种将雷抒雁持续的诗性写作，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关联起来的意义凝聚过程。“激情编年”这个命名，不仅意味着结集出版行为对雷抒雁诗歌写作的编年体例，也意味着雷抒雁持续30年的诗性写作，承载了一个诗人用词语的雕刀雕刻激情波动三十年潮起潮落的个人经验以及时代在心灵上的印记。

从1978到2008这三十年，对于中国，对诗人本人，对于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非同凡响的。“这三十年”不是时间的累加计算，不是翻去的一页页日历，而是一个民族、每一个个人去成为什么的活生生的延展。对于中国，我们把它命名为改革和开放的三十年！这是我们共同的经验。但对于每一个个体，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三十年。这其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是无法穷尽的。雷抒雁曾在一次访谈中说：“诗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我的创作来看，《小草在歌唱》、《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悲回风：哀悼日》,以及1991年我到前苏联访问所写的《泥泞》等，都与时代重大事件有关。但写得更多的一类则是个人心灵在时代的际遇中的兴会、感发和情感。过去的30年，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的每个普通的公民来说，都是最重要和最了不起的年代。历史学家会以他们凝重的文字将它镌刻在纪念碑上；普通人也会以自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那么，对于一颗敏感而活跃的诗心来说，则会有激情的篇章写下情感的记录。所以，我在《激情编年》的序言中说：‘这些诗不是对历史的追忆。它是历史的情感见证。即便不是对一个个伟大事件的述说，也是由那些事件的波动，在心灵里留下的擦痕。’”[ 雷抒雁、牛宏宝：《雷抒雁访谈：叩问变革年代的诗境》，《西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雷抒雁持续30多年的诗性写作，由于下面这一事实而尤显独特：当我们环顾这三十年的诗坛时，国内又有哪一个人以写诗的方式，与这个非凡的时代相终始呢？聚变的时代，并非有利于诗，聚变恰恰可能使某些人的诗性方式失效而折翅沉寂。但是雷抒雁作为诗人，却一直在用他那独特的词语雕刀，雕刻着灵魂深处的波纹，镌刻着显明的自我。雷抒雁持续三十年的诗性写作，使我深深地怀疑一个被当作常识的论断：诗是年轻人的事情。追溯起来，这个常识其实主要来自浪漫派。古代的诗人，像杜甫、李白、白居易和苏轼，都不是吃青春饭的。看来，诗与年龄无关，而是与一个人是否能对生活进行持续的诗性思考有关。

雷抒雁这三十年的诗性写作，以1986-87年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雷抒雁以反思批判、生命意识和启蒙意识三个方面形成的“自我”，承担着思想解放年代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批判，并雕刻出深刻觉醒的自我。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在这第一个阶段，雷抒雁对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贡献，是把中国1949年以后的政治抒情诗推到了新的阶段，即改变了过去那个“传声筒”式的政治抒情诗的“我”，建立起了以反思批判、生命意识为背景的觉醒了的“自我”为根基的政治抒情诗。在第二个阶段，雷抒雁前期那种以社会承担为主调的反思批判和生命意识的“自我”，转向了以个体生活体认为主调的“自我”，这个“自我”进入了更为宽广的“生活世界”。在对这个“生活世界”的体认中，雷抒雁写出了非常饱满、非常独异的抒情诗，获得了他个人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并构成了中国当代抒情诗的极为重要的创获。雷抒雁前后期诗歌创作的变化，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个变化中，深刻体现了身处变革时代的艺术家从封闭的时代走向广阔而开放的生活世界的自我探索，这其中蕴涵着诗性写作方式的根本变化，而很少有作家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转变。许多作家在反思的井喷压力消失之后，也就失去了创作的活力。仿佛河流在狭窄处易于激荡，在宽阔平缓处却趋于平静一样。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在后期的诗性写作中，雷抒雁仍然写出了《泥泞》（1991）、《十月，祖国！不只是十月》（1999），《冰雪之劫：战歌与颂歌》（2008），《悲回风：哀悼日》（2008），以及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作的《最初的年代》（2009）等情感和意象都非常饱满的政治抒情诗。这表明了雷抒雁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抒情诗人特有的诗性思考的宽阔的音域，情感投射疆域的广度。在变革年代走向多元化开阔地带时，写诗的方式转向了个人体验。这使得许多人误以为诗就是个人的悄声细语，甚至成为私人化的写作。这就使得过去30年中，诗歌自动地将自己从积极的社会化承担放逐到了无关宏旨的边缘。在雷抒雁看来，这是一种自甘堕落。他强调，一个诗人不仅要会写情诗，也还要会写国歌。从如上诸种角度看，雷抒雁持续三十年的诗性写作，构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绝无仅有的现象，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诗人，雷抒雁的诗在进行诗性表达时，既探索个体“自我”的抒情本源，又保持这个“自我”与大地的密切关系。在对个体“自我”之抒情本源的探索中，雷抒雁从未陷入纯粹个人的一己世界；在与大地保持密切关系上，他又不是固步自封地重复旧现实主义，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意义的平衡关系；他在探索诗的意象表达和意境创作上，大胆表现生命体验的诗性起源和感性经验中的生命意义，但却没有陷入非理性的或无意识的晦暗不明的领域，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具人本现实主义的诗风。而在这一切中，都有他作为一个变革时代抒情诗人的意义和价值。

一

诗人把1979年作为这“激情编年”的起始，许多读者会以为因为这一年是诗人鹤鸣九霄的作品《小草在歌唱》问世的年份。但如果读同一年的其他诗作就会发现，诗人的觉醒远不是从《小草在歌唱》一下子爆发出来的。如果说这一年的《路旁的胡桃树》有着当时“伤痕”的记忆印记的话，那么《空气》、《骆驼》、《种子啊，醒醒》等已激荡着崭新的时代颤音。“快把窗户打开，快把窗户打开/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海上的风，请进来/高原的风，请进来/吹我们的草让草绿/吹我们的花，让花开/窒息的空气，对健康有害/快把窗户打开，快把窗户打开！”[ 雷抒雁：《激情编年——雷抒雁诗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诗句是简单和明朗的，却恰贴地表达出萌动中的颤动和呼吁。而在《种子啊，醒醒》中，诗人选择了那能够自主萌芽、生长的种子这个意象，说种子是“地球的良心/泥土的思想/世界的生命”，可是那“僵化”的“土地”就像僵化的头脑一样，使这世界陷入荒芜。于是，诗人说：“我嘲笑你/坚硬的土层/看见了吗/那是谁，已经顶开了一道裂缝/那是谁，已经在你脚下蠕动/黄黄的，嫩嫩的脑袋/白白的，瘦瘦的身子”，生命之源已经觉醒，有谁能够阻挡呢？“呼啸的风/简直就是春天的命令”，“那小小的两片叶子，挣脱了种子的坚壳/那片叶子上有不卷刃的刀锋/才如此勇敢地顶起僵硬的板层”。诗人发出了呼吁：“啊，我如此痛苦地、兴奋地呼喊：/醒来吧，种子”。[ 同上书，第4-8页。]在这种“痛苦”与“兴奋”的矛盾交织中，显示了那个开启变革时代的特有感觉。整首诗围绕着“种子”这个意象，把现实历史从严寒季节到变革开放时期之间的过渡铸形显现了出来。这里面加缠着痛苦、焦灼、希望、抗争和生命破土而出的震颤。诗中的“种子”当然绝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而是能够自主萌发、自主领会、自主地向其本己之可能性筹划的人的心灵，浸染着那个从解冻年代的内在解放感和对摆脱阴霾的渴望。

当我们今天重读这些往日的诗作时，会明显感受到，对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雷抒雁的诗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诗性领会，这就是他的诗不仅仅变革时代到来时心灵的波动，更为深刻的是，它们显示了这个变革的内在起源，即这场巨大的变革是滋生于大地的，是滋生于生命的内部的，是从每个人的生命的内在生命萌芽的，而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外部的被动的过程。在同年所写的《希望之歌》中，诗人把自我与“希望”这个看似抽象的东西叠化在一起，从而使得那特殊年代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变的萌动获得了异常坚实、生动的表现。“不要以为我是荒诞的/变幻不定的孩子的梦”，“不要以为我是虚妄的/月亮里桂枝一样飘渺的影”，“我是实实在在的，像镰刀/握在农民强壮有力的手中”，“我是实实在在的，像重锤击打/在钟上，能发出嗡嗡的叫声”。“我是神奇的巧妙的手指/要推开每个花朵昏昏欲睡的眼睛”，“我是闪电的目光/要照彻一切痴呆的心灵”。[ 同上书，第9页。]读这首诗时，我想起了那“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这个与“希望”叠化的“我”，不就是这寻找光明的“黑色的眼睛”吗？但这个“我”却要比那“黑色的眼睛”包含了更多、更丰富的内蕴。这个与“希望”叠化的“我”也具有明显的怀疑意识，但却并不只是一味的怀疑：他有更多的滋生于田野的憧憬，有更多蕴藏于土地的深厚的力量，有任何严寒都泯灭不了的源于大地的生命力。这个与“希望”叠化的“我”，使我想起了“天行键，君子当自强不息”的“道”，想起黑格尔所说的一个健全的人“应该对现实起意志，应该掌握现实”，而不该处于“牧歌式”的宁静中的主体精神。雷抒雁的诗性领悟就是爆发于他自身生命中的这些精神，从而揭示出那些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的内在根基，那种深植于土地和每个生命血液中的解冻和自由创造的渴望。

即使在思想解放运动20年之后重读这首诗，我们仍然会感到惊讶，惊讶于诗中的“我”是那么鲜明，那么大胆，因为在1979年，“十年”的阴霾并未散尽，恐怖的余悸仍然在每个心灵的窗户警惕地窥测着，而诗人竟敢大声说：“我是……”当别的艺术家在诉说着自己的“伤痕”时，雷抒雁却在肯定地说着“我”：“我是春天的有力的步履/要踏碎禁锢激流的每一块坚冰”。“我”与“希望”叠化，是这首诗最独特之处。这个叠化不是说诗人之“我”代表着“希望”，而是意味着诗人之“我”承担着“希望”，“我”就是“希望”的诞生之地。是什么样的力量启示着诗人将“我”与“希望”叠化在一起呢？答案是：诗人之“我”内心中萌芽着解冻的波涛，是对作为所有“希望”诞生之地的启示性领会。它向人们显示，“希望”并不在别处，而是就在“我”之中，在诗人的“我”之中，也在每个人的“我”之中。

如果把这首诗中将“我”与“希望”叠化的处理方式，与《种子啊，醒醒》中对“种子”之自主萌发、自主地向其本己可能性筹划的揭示结合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发生于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是怎样被雷抒雁诗性地领会到的。在诗人的诗性领悟中，这场巨变被领悟为一个内在觉醒的过程，那个既是“种子”，又是“希望”的“我”，是这场巨变的诞生和滋生之地。也就是说，在诗人的诗性领悟中，这场从封闭、恐怖走向民族改革开放历史的演变，有其内在于每个人心灵的起源。而雷抒雁诗中的“我”，就是每个人心灵中的那种自主萌动、生长的生命力的诗性表达。这正是雷抒雁作为诗人的深刻和独特之处。

雷抒雁对这个“我”的本源性的开启，在《小草在歌唱》一诗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