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古代私家藏书：有人拒不外借 有人开放借阅 【2】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措理之术

　　古代私家藏书积累了丰富的藏书经验，宋代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明代祁承火業的《庚申整书小记》和《澹生堂藏书约》等总结藏书方法的专著比较著名。

　　收聚方法：古代人藏书尤重鉴别真伪和版本

　　郑樵的“求书八法”讲的是收集古书的便利之法。除了要善于收集典籍，鉴别书籍的真伪优劣也是收书的关键，历代藏书家无不慎之又慎。明代祁承火業 在《澹生堂藏书约》中列有“鉴书之训”，清代孙从添的《藏书纪要》则专有“鉴别”一项，对如何鉴别宋刻、元刻、明刻、清刻、抄本的技术有详细说明。清代私 家藏书积累了大量鉴别版本的经验，在许多书目和藏书题跋中都有反映。以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例，谈宋刻本鉴别，就有利用避讳、版式、书口、纸 质、字体、木记诸法；谈元刻、铜活字本、手抄本的鉴别，也都有其独到之处。

　　保存储藏：高楼藏书定时晒书防水火虫害

　　古来藏书，既有政治禁毁、兵火焚毁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又有因水、火、虫等自然因素的损害，历来藏书家十分注意对水祸、火灾和虫害的预防。

　　关于如何防水防潮，叶德辉的经验是：藏书宜在高楼，筑高墙、远宅居，要有排水措施，“引湿就下”，并经常开窗通风。至于防火，史载汉代曹曾就有“石仓藏书”的故事；明代金华藏书家虞守愚在湖中小岛筑楼藏书，宁波天一阁则以“约不携烟火”的禁令来杜绝火源。

　　至于防虫，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藏书防虫防霉的办法，即把有驱虫效力的植物汁液或矿物质染在纸上，以防止虫害蛀蚀，称之为“染潢”。 也可以直接将能驱逐虫鼠的药物放于藏书之处，孙从添说可用石灰、炭屑铺地防白蚁，叶德辉则提出在书橱内放肉桂、麝香或西洋药粉驱虫。

　　书籍破损常常要用糨糊修补，但是糨糊容易招惹虫蚁鼠害或霉变，古人便想到在治糊物料中加入驱虫药物的方法。另外，曝书也有去虫防霉的效果。唐宋 时期，公家每年在适当的节气曝书，形成制度，有“曝书会”之称。私人曝书也很讲究，北宋司马光的读书堂藏书万余卷，每年曝书，虽时长日久，“终不损动”。

　　管理流通：有人拒不外借　有人开放借阅

　　管理是收藏的延续，包括对书籍的护理、陈列编目和流通措施。从文献记载上看，古代藏书家早在魏晋时就有意识地治护书籍，后来逐渐形成一些具体措施和经验。

　　北宋司马光就告诫子辈要“宝惜”典籍，坐着看书要“几案洁净”；走路看书要“承以方板”，不能让手汗浸书或触动书脑；翻书要“轻捻翻页，不能以 指爪撮起”。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多藏书，他讲究藏书“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

　　到了明清，藏书家更多的考虑通过装潢来保护书籍。至于具体的装潢方法，则各有讲究。如孙从添提出“糊裱宜夏，折订宜春”，因夏天易干，春天无 汗。叶德辉则反对南方用书盒，主张用夹板，通风透气，不生虫，不走性。关于藏书的陈列，祁承火業主张陈列要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体现图书的分类和条理。 除了讲究排列，藏书家还注意编制藏书目录，编目不仅记载了藏书，还方便随时检索和整理。

　　至于藏书的流通，古代藏书家不外有这么两种倾向：一种是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封闭式藏书家属于多数。宁波天一阁是封闭式管理的典型，自明 代范钦时，天一阁就定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还对违反族规，将藏书外借、出卖的人处以禁入祠堂祭祖或逐出族门的惩罚。在严厉的约束下，范氏子孙 保存藏书400余年，相传十余代而不流散。封闭式管理存在图书与世隔绝、无法利用的弊病，因此也有一些藏书家提倡藏书的开放式流通。比如清末浙江藏书家徐 树兰在绍兴建立开放借阅的“古越藏书楼”，制订《古越藏书楼章程》，规定图书的借阅和管理办法，将私人藏书提供给公众阅览。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的 文化意蕴

　　明清藏书必称楼号

　　藏书加印以表情怀

　　藏书楼的出现是私家藏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魏晋南北朝开始有私家藏书楼的专门记载，到了明清两代，藏书必称楼号的习俗蔚然成风，于是书楼 林立，不胜计数。但如今明清藏书楼能完好保存下来的不多，仅有天一阁、铁琴铜剑楼、玉海楼、嘉业堂等近10座，其他大部分是翻建，或为遗址。

　　藏书章开始是书主表明图书所有权的标记，后来藏书家借印章的方寸天地，在印文中表达个人的情绪和意愿。因此各种名目的印章纷纷出现，一般藏书家 都有几方藏书印，甚者多达几十方。有的藏书家以在图书中遍盖图章为癖好而独享其乐，清代道同年间的杨继振就常在他的藏书中“钤朱累累”，他的一颗大藏书 章，印文多达190字。然而物极必反，叶德辉就把这种乱打印章的做法比作“美人黥面”、“佛头着粪”。

　　古代私人藏书印文的文化意蕴非常丰富，其内容或以印主的名号入印，或以印主的里爵入印，或以鉴赏标志如“宋本”、“元本”等入印，或以箴言警句 入印。箴言警句章常常抒发印主的处世、治学态度，或对书籍的眷恋，是藏书家心理深层的表达。比如，清代席鉴的“学然后知不足”，鲍廷博的“布衣暖菜根香诗 书滋味长”等。黄宗羲的“难不忘携，贫不忘买,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让人感受到这位学者对图书的热爱。箴言章中有不少是谆谆告诫后人珍惜书籍的 印文，祁承火業就在藏书章中说：“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清代王昶的藏书 印文则极其严厉，他训诫说：“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棰。”

　　藏书被毁心疼而卒　

　　各持珍本相约赛书

　　古代私家藏书除了书楼、藏书章等风尚，还有一些习俗、嗜好。比如，许多藏书家喜欢在得奇书、善本之际，绘图征诗，招朋吟咏，或定期相聚品茗赏 书，互相交流。藏书家因收书而绘藏书图，在清代为盛，有的藏书家多达几十幅藏书图。题诗吟咏，以记载藏书雅兴，也是藏书家的爱好。这些诗或纪事，或纪人， 或纪楼，内容很丰富。

　　除了绘画征诗，许多藏书家还定期相聚，各携珍本，品评鉴赏，或互相借抄。清代藏书家温汝遂的《剑光楼笔记》就记载了广东藏书家的“赛书会”，藏书家们在约定的日子里，会宴珠江，各出所带书籍比评，最末者承付酒宴费用。临江饮酒赛书，真是别有一番情趣。

　　古代藏书家由于对书籍的追求、爱惜和眷恋，常把自己比作“书癖”、“书痴”、“书淫”。陆游就自称“书癖”，黄丕烈自称“书魔”，孙从添自称 “老蠹鱼”。他们嗜书如命，对书籍的感情达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因此常常有惊人的表现。比如明代藏书家边贡，因藏书毁于大火，日夜思念终于大病而卒，年仅 57岁。

　　藏书家张蓉镜在宋刻本上血书“南无阿弥陀佛”，祈祷此书流传永久。黄丕烈在每年除夕，集一年所收之书，焚香祭拜，以表达对图书的敬意。这些用情于书，执著专注的感情，让人钦佩。

　　痴迷藏书因尚古爱史

　　以读书为乐品个中情趣

　　古代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历代藏书家苦心孤诣、不懈努力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甚至会舍家弃业，毕生经营乃至数代相传呢？可以说，不同的文化心态是促使他们矢志藏书的动力。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有“以古为鉴”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学者、藏书家正是基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信仰，以及弘扬民族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责任而收书、藏书、校书、刻书，把藏书事业不断推向高潮。

　　我们民族传统中历来有以读书为乐的自觉意识，《颜氏家训》说：“不读书，难为人。”读书乐，还因为爱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品味个中情趣。蕴含在文化传统中的这种读书乐的意识，是一种不含功利观念的自然“天欲”。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消极的藏书心态。比如：读书做官的心态，附庸风雅的心态等等。

　　当今所能见的古籍 绝大部分是私家藏书之功

　　当今所能见的古籍　

　　绝大部分是私家藏书之功

　　私家藏书文化的社会功能体现在它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巨大成就。一方面私家藏书作为公家藏书的补给库，每当政府向民间征书时，私家藏书都通过献 书补充了公藏，尤其是在战后，政府往往依靠私家藏书来恢复或者重建公藏。另一方面是宋代以后，许多藏书家自行刻书印书，为古书续命，为防止许多珍稀古籍的 亡佚，提供了有力保障。

　　现今我们所经常接触和使用的古籍丛书，大部分是明清藏书家依据自己的藏书编印的；如果再追溯到历史上藏书家对于公家藏书的补充和重建，我们说当今所能看到的古籍，绝大部分是历代藏书家保存传递之功，应不为过。

　　古代藏书家在保藏的过程中还对典籍进行整理和研究，从而促进了古文献学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专学的产生和发展。许多学者和藏书家还利用藏书在有关学科中进行新知识体系的创造，在学术上取得显赫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