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一结束,我顾不上送奥尔布赖特出门,立刻跑回办公室向国内汇报。奥尔布赖特在回忆录中称,她同我告别后,一群中国记者挡住了她的去路,“严厉责问美国为何杀害他们的同事”。她见状退回会客室,后来通过手下告诉中国记者,她将发表一个简短声明,但不回答提问,记者可以摄像和拍照。
奥尔布赖特在声明中说:“我今天来这里,是要重申美国政府早些时候对中国人员在贝尔格莱德的死难所表达的深深歉意。我们并没有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意图。今天早些时候,我已经向唐外长发出一封道歉信,信中说我理解这一事件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的强烈情绪。我也与李大使讨论了我国外交官在中国使领馆的安全问题。”
这是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在“炸馆事件”后第一次公开表示道歉,是我们迫使美方在公开道歉问题上走出的第一步。
最后,奥尔布赖特在保镖的护卫下离开使馆,她始终没开口。
“炸馆事件”初期,美国政府不仅错过了道歉的最好时机,更是在国际社会纷纷谴责美国这一行径后,轻描淡写地将事件称为“误炸”,并用“惋惜”和“遗憾”等说辞来搪塞。中国人民在整个过程中感觉到的,不是美方的真诚歉意,而是趾高气扬的傲气。美国人自己都说,克林顿政府在事件发生后起初所作的道歉不认真、不真诚,更错误地把“炸馆事件”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政策联系在一起,没法让人理解。
也许美国政府感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压力,态度慢慢发生变化。5月9日,克林顿就“炸馆事件”给江主席写信,表示“对发生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悲惨场面和人员伤亡表示道歉和诚挚的哀悼”。克林顿还希望在江主席方便的情况下通电话。
克林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决定在白宫会见中国大使。5月13日,我和刘晓明公使、何亚非公参一起去白宫。出发前,我们带了一本吊唁簿。
一坐下来,克林顿就郑重地要求我转达他对遇难者家属的道歉和慰问。我允予转达,又明确表示:这三位遇难同胞不只是他们父母的儿女,还是中国人民的儿女,所以总统先生应该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道歉。我还一字一句地说:“中国人特别重视白纸黑字,所以请总统先生将道歉写下来。”随后,我将带去的吊唁簿交给克林顿。
克林顿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吊唁簿上写下了一句话:“对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其家属和中国人民表示真诚的歉意。”
签名后,克林顿对我说,他心情格外沉重,愿再次向中国政府和人民及死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和美国人民都对这一事件深感不安,这绝不是美国和北约蓄意所为。他保证,美国将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及时公布调查结果。
不知什么原因,这件事被美国报纸知晓并予以报道。报道说,克林顿在吊唁簿上写了道歉词,且附有照片为证。有家报纸添油加醋,评论说李肇星逼克林顿写检讨,美国总统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在老师面前写检讨。我当时看到报道心里还有点儿不高兴,那家报纸的记者凭什么这么看低中国人,把中国大使比成一名小学老师,我即使当不了美国大学教授,起码也够得上中学老师。可美国朋友后来安慰我说:说你像小学老师是很高的评价;在美国,只有小学生才最听老师的话,最尊敬老师。有一家小报则批评克林顿对中国太软,软得连中国人都认为他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评论调侃道,克林顿给中方写的不是道歉信,而是入党申请书。
多年后,有人问及这件事,我告诉他们,我和我的同事从来没有对媒体说过这件事,之后也没有美国人就走漏消息一事找过我,真不知道是谁泄的密。大家都知道,美国泄密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后来听说,一些不喜欢克林顿的美国政客也攻击他,说他对中国太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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