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周年 揭秘战争中中日高层群像[图]

　　120年前的那场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这场战争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历史命运。对于这场中日战争，诸多的学者仍然在芜杂的史料中孜孜探索，希望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其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是战争中的人。那么作为战争最主要因素的人，在这场战争中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中日两国的决策层，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有什么样的表现？

　　中 方

　　光绪 主战皇帝不知己

　　甲午战争中的中方最高决策者其实是光绪皇帝，光绪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大婚以后，获得了亲政的权力，但这个权力相对有限，作为皇帝的光绪仍然要受慈禧太后的掣肘。为和慈禧的“后党”相对抗，在光绪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帝党”，包括翁同龢、文廷式等，翁同龢等人与主持北洋的李鸿章的嫌隙，在甲午战争中成为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深受“帝师”翁同龢等人影响的青年皇帝光绪，在决策中，不免要出现问题。

　　在中日两国于朝鲜半岛对峙时，光绪皇帝就力主主战，当时，李鸿章寄希望于英俄，希望通过英国和俄国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而光绪皇帝和朝中的“清流”翁同龢、李鸿藻等一力要求李鸿章抓紧备战。光绪的促战在更多的成分上出于单纯的意气，体现了一个年轻皇帝想要有所作为的美好愿望。事实上，在平定东学党之乱后，在朝鲜的聂士成提出退兵，特别是在日军已经从汉城、仁川、釜山对清军所驻的牙山形成三面威胁的情况下，聂士成的建议非常具有针对性。

　　翁同龢、李鸿藻两人都与李鸿章有私怨，在增兵还是谈判的问题上唱反调本不足为奇。但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光绪却不能厘清朝廷与李鸿章的关系，做出了促使李鸿章迅速增兵的决策。当然，光绪的意见是有其可取之处的，谈判桌上如果有足够的军事筹码，就有更多的底牌，清军如果不撤退，就必须在朝鲜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存在，以吓阻日军的挑衅。但就其原因看，清廷内部与掌握军事力量的李鸿章之间的立场冲突，在战争之初就开始显现，这无疑给后来清廷战争决策带来了隐患。在这个问题上，光绪没有做出应有的调整，是为“不知己”之一。

　　另一方面，清廷自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以来，地方分散主义日趋严重，湘淮系实力督抚各自为政。这种分散化在战争中显得尤其致命，在战争后期，日军登陆山东前，李鸿章提出抽调南洋水师四艘主力巡洋舰“南琛”、“南瑞”、“开济”、“寰泰”北上，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出于私心，拒绝调动，这无疑是坐视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在调和南北洋关系，保证国家决策的统一性方面，光绪皇帝虽是无能为力，但确实也未看出这种弊端，是为不知己之二。

　　主战而不知己，决策而不能驭下，光绪在甲午中的悲剧，实为清帝国夕阳迟暮的一个集中缩影。充分说明在制度上，清朝已经落后于日本。

　　李鸿章 敝帚自珍不知敌

　　如果说光绪的问题在于不知己，作为清廷朝日问题上的外交掌舵者李鸿章的问题在于不知敌，他对自己的海军实力认识还算清醒，他认为北洋水师多年未添新舰只，其战舰性能决定了其战略为“扼守要隘，不得远离”。不可排除李鸿章的战略有“敝帚自珍”的意思，但从实际出发，北洋水师这样一支使用劣质燃煤以至“锅炉汽管本皆旧朽”的舰队要进入公海巡弋，显然并不现实。不过开战前后，李鸿章却并未对这样的现实加以改变，甚至丁汝昌多次致信开平矿务局要求更换燃煤的信件都被对方置之不理，这不能不说又是清廷的制度因素了。

　　在“知己”之余，李鸿章对日本以及其他第三方的动向都一知半解。在开战前，错误低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轻率地认为日本不敢冒英、俄反对的危险贸然开战，所以一味地寄希望于调停。

　　在战前的6月30日，俄国政府送来了要求中日撤军的劝告，但被日本拒绝，日本不但知己知彼，而且知英知俄，它知道俄国在远东的兵力不足，且顾忌英国，不会进行武装干涉。日本采取拉拢英国的办法，于7月16日与英国签订了《日英航海通商条约》，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签约后表示：“此约之性质，对日本来说，远胜于打败清帝国之大军。”李鸿章利用英俄两国调停的计划被日本完全破坏。这是李鸿章在战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叶志超 狂妄自大误战局

　　而更大的失误体现在李鸿章的用人上。对于丁汝昌被用为北洋水师提督，后世就有众多的诟病，因为丁汝昌是一个不懂海军的外行，他之所以被任用为北洋水师的统帅，原因仅在于他与李鸿章良好的私人关系和资历。当然，丁汝昌在北洋水师中所起到的反面作用极其有限，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在海面上排成雁行阵，以舰首对准敌人，定远、镇远在中，呈前突状，左为致远、济远、广甲，右为来远、经远、靖远、超勇、扬威，这一阵型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定远、镇远两舰舰首炮的火力优势，同时，也可以随时以舰首的撞角冲击装甲薄弱的日舰，丁汝昌摆出这个阵型，可以看出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在战中，他本人因为受伤而造成北洋海军的指挥错乱，这属于不可抗力。另一方面，丁汝昌最后表现出的民族气节也值得尊重。在丁汝昌的任用上，李鸿章虽然可批评，但未有严重后果。

　　对于全局造成严重后果的失误用人是叶志超。叶志超在战争开始时，是驻扎在牙山的清军的前敌总指挥，他统率着一支对日军作战有优势的军队，但在如何处置牙山问题上，李鸿章却轻易相信了叶志超的判断，无论是远在北京的光绪，还是全揽大局的李鸿章在当时都看出牙山地形不宜作战，要求叶志超移驻。李鸿章甚至要求叶志超退向平壤以集中优势兵力。叶志超却表示可以以牙山清军与平壤清军形成夹击之势。对于这样一个理由，李鸿章轻率地相信了，叶志超在牙山指挥失当，先是拒绝聂士成的提前构筑防线的建议，后是分兵三路，削弱自身，最后是丢弃大量辎重资敌。这样一个败军之将，在撤退到平壤后，又成为平壤清军的最高统帅，于是在其后又有了叶志超丢弃平壤导致清军大败的惨剧。

　　错用一人，清军丢掉了一大片防御纵深，直接把整个朝鲜丢给了日本，这显然要追究李鸿章的用人失误之罪。

　　日 方

　　伊藤博文 知己知彼伪鸽派

　　一个显然的误解是：伊藤博文是鸽派，不想和中国开战。实际上，伊藤谈不上是什么鸽派。

　　在内阁制度建立后，日本国会中就出现了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对抗。在1892年末的议会会议中，伊藤内阁的预算案被国会要求削减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883万日元。议会甚至提出了弹劾内阁的议案。政府最终不得不采取相对聪明的办法，伊藤博文向天皇上奏，请天皇同意以皇室的内帑“下赐”给政府，并削减政府官员俸禄的1/10以经营海军，天皇还下诏要求议会和政府“和衷共济”。在战前的1894年，议会和政府风波再起，议会部分党派提出的修正弹劾内阁案得到了通过，伊藤内阁陷入了危机中。最能使政府和政党找到共同语言的事件——对外战争恰在此时发生了。7月25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日，战争中举行的日本第四次众议院大选在一片和谐中完成，10月，第七届议会（1894年10月18日-21日）在广岛召开，政府提出的增加临时军费1.5亿日元的要求竟然得到了议会破天荒地全票通过，这与之前的情况大相径庭。

　　伊藤另一个出色的地方就是“知进退”，在战争中，他约束住了山县有朋、川上操六等军方人士扩大战局的企图，因为一旦日军战线拉长，不但日本脆弱的战时补给无力支持，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国际干预。在日军逼近山海关时，山县有朋极力主张进攻直隶，攻占北京。在军方一片乐观时，伊藤却忧心忡忡，他很担心一旦进入直隶，如果导致清国“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可能导致列强干涉，届时，日军的主力都已经在中国战场，本土空虚，且失去了和谈对手，将处于不利境地。因此伊藤建议：占领辽东半岛，派陆军一部南下威海卫，歼灭北洋舰队，造成和谈有利条件。事实证明，伊藤的决策是对的。

　　在马关谈判中伊藤也竭力约束住了国内的各种好战因素，为日本夺取了最大利益。站在这个角度看，伊藤博文确是日本获取侵略权益的第一“功臣”，这不能不归功于“知己”。

　　陆奥宗光 屠杀诡辩开恶例

　　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中的用人，以陆奥宗光为最善。陆奥宗光在伊藤第二次组阁时出任外相。

　　陆奥宗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开战借口，在镇压东学党起义以后，陆奥宗光在6月16日突然抛出了一个所谓“中日共同协助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要求在实现朝鲜的“内政改革”前中日都不撤军。这个方案如日本所料被李鸿章拒绝，陆奥宗光提出这个建议，是想寻找开战的借口，他秘密要求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采取一切办法利用各种手段制造开战的理由。在他的指点下，大鸟圭介不断给清政府制造麻烦。在摸清英、俄等列强动向后，日本肆无忌惮地不宣而战。陆奥宗光的外交布局初见成效。

　　在战争中，陆奥宗光为日本的军事行动担任了“护航者”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日军在占领旅顺以后，从11月21日起到24日，在旅顺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多达两万人。这一事件被11月28日出版的《纽约世界报》所披露，顿时西方社会舆论大哗，正在审查日美条约修改问题的美国参议院也对此事表示关注，陆奥宗光听说这个消息后，生怕条约修正一事起波折，于是他奉伊藤博文的命令，“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他对美国驻日公使埃德温·潭恩（Edwin Dun）辩解说：

　　“攻占旅顺时那里只有少数的非战斗员，在好些日子以前那里的和平居民们已经逃避了。如果在中国兵以外有其他的人被日本兵杀死的话，那是偶然的事，并且是因为不可能把和平居民和兵士分别开来的缘故，因为兵士们在要塞被占后，就抛弃他们的军服，穿着老百姓的服装了。”

　　陆奥宗光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说：“旅顺屠杀事件的责任问题就被搁在一边。但结果从日军的军纪来说，却产生了一个不能掩盖的污点，对残暴行为毫无罪恶感，以致后来又连续发生了这种行为”。

　　在战争结束的阶段，陆奥宗光又承担起了日本外交折冲樽俎的重任，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他做出了“即使终于不得不对三国让步，但对清国也当一步不让”的决定。对于这一让步，他是这样辩护的：

　　三国干涉的突然发生，正值日清和约批准换文日期迫近之时。政府……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使彼此各不相扰的方策，即在完全收到对清战胜的成果的同时，不让俄德法干扰东洋大局的治平，使我终于进于应进之地和停于不得不停之所。

　　山县有朋 军阀之祖赌国运

　　在近代日本，“赌上国运”这个词频频出现，而要说其鼻祖，大约被称为“日本军阀之祖”的山县有朋可谓第一人。

　　山县有朋是日本近代陆军的创始人，甲午战争爆发后，承山县衣钵的日军将领在实战中多次有军事冒险之举，山县一马当先担任日本第一军司令官进入朝鲜，在山县第一军主力还没有抵达朝鲜的情况下，在朝鲜的日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率领手下的17000兵力强攻平壤，而平壤的清军有13000有余，以兵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的原则，这点兵力肯定不足以撼动平壤坚城的，如果清军能防守两天以上，补给不继的日军只能退却。幸运的是，野津道贯竟然赌赢了，平壤的清军在防守一天以后自毁长城把平壤拱手让给了日军。或许是这样的军事冒险刺激了山县，在进入中国东北以后，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不顾伊藤博文的反对，在冬季的11月，向大本营提出了《征清三策》，大本营否决了山县的军事冒险方案，要求就地宿营。在第二军成功占领旅顺的刺激下，山县有朋孤注一掷，违背大本营的命令下令进攻海城。日军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轻率攻击，遭到了清军顽强阻击，到2月日军开始退却，最终被迫龟缩于凤凰城、九连城等数个据点。

　　这种不顾局势的赌博式军事冒险在后来日本陆军中极为常见，最终上到参谋本部，下到一个普通的参谋都轻率去尝试“赌上国运”，日本的下场可想而知。

　　桦山资纪 蛮勇部长为先锋

　　在甲午海战中，作为日本海军军令部长的桦山资纪其实比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更令人侧目。桦山素有蛮勇之名，在担任松方正义内阁海军大臣时，他曾因为议会否决海军扩军计划而跑到议会发表“蛮勇演说”，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在开战以后，桦山资纪于7月14日出任海军军令部长，他一接任，就着手整顿海军进行作战准备。在明治时期，海军维持着两个舰队：新锐舰只组成常备舰队，老旧舰船则组成担负沿海警备任务的警备舰队。桦山资纪根据军令部官房主事山本权兵卫的建议，将警备舰队改为“西海舰队”，并提出将之与常备舰队合并为“联合舰队”，集中所有的海军实力对抗北洋水师。

　　这样一位军令部长当然不会坐在后方，丰岛海战时，桦山就在前线督战，7月23日，在清军运兵牙山的同一天，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保港启航，在桦山资纪乘坐的“高砂丸”上，挂着“发扬帝国海军荣誉”的旗语。而在大东沟海战中，桦山资纪坐镇邮轮改装的巡洋舰“西京丸”，“押”着联合舰队寻找北洋水师决战，这样的“蛮勇”，堪比“赌国运”的山县有朋。 □陈杰（历史学者）

　　【推荐阅读】

　　《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 翁同稣(1830-1904年)，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维新时期都曾有重要活动。翁氏日记第五册，记述了甲午年间的许多重要史事，部分内容有争议。

　　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作者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北洋舰队的建制、形成、装备、人员、规章等种种情况，并对李鸿章建军的思路、企图、方针都进行了探讨。

　　[日]安冈昭男著，胡连成译：《明治前期日中关系史研究》 该书阐述了明治时期日本与中国在琉球问题、朝鲜问题等诸多问题上的对立，并且详细分析了日本在对华关系上的立场和政策转变。以及在这一变化中一系列当时政治军事要员的立场观点。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 该书概述了从幕末到80年代的日本政治，难能可贵的是直接引用了大量第一手史料，概括也十分精到。作者是著名的“1955年体制”的提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