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在鲁迅故居的流光碎影 揭秘周家微妙的人际关系

　　1956年，鲁博年轻馆员与鲁迅学生常惠（中）合影，右二为叶淑穗

　　恢复原貌的朱安夫人卧室

　　许广平在鲁迅故居前

　　鲁迅亲手绘制的家居设计图

　　许广平捐献心爱文物叮嘱“生前不要发表”

　　追寻鲁迅书信手稿成了“文革”较为敏感的政治事件

　　少为人知的细节呈现周家微妙的人际关系

　　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老工作人员的嘴里，84岁的叶淑穗还是被习惯性地称呼为“小叶”。在他们的记忆中，从1956年转业到退休，“小叶”就在阜成门内宫门口头条19号博物馆内不停地忙碌，遇事最多，知晓不少，是目前鲁迅博物馆最难得的“活字典”。

　　记者日前在丰台区程庄路16号院家中采访叶淑穗，老太太笑意盈盈，她身后的整墙大书柜，装满各种版本《鲁迅全集》和手稿集、日记集，出版年代杂陈，纸张淡黄，显示主人与鲁迅遗物及研究的职业关系和时间长度。1956年军队大批女同志转业，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在解放军后勤学院文化教研室任教的叶淑穗来到鲁迅博物馆工作，从此就一直从事鲁迅文物的收集和研究。她回忆说：“我是那年7月到鲁博工作的，10月建馆，当时也就十几个工作人员，我既当讲解员、保管员，又当清洁员。”初到时，故居所在的胡同狭窄，故居本身的格局也较小。此后叶淑穗目睹一次次扩建，参与展览陈设和库房建设。因博物馆建在胡同深处，所以将博物馆的牌子挂到面向阜内大街的胡同口,由此她说到一个细节：“‘文革’中有一次周总理坐车经过，发现原来胡同口挂牌处没有牌子了，就焦急地向市委询问鲁博的情况。”

　　进馆后叶淑穗一直有记录的习惯，爱给报刊写些有关介绍鲁迅遗物、遗址等情况的小文章，几十年里剪贴成册。退休多年，单位同事遇到难题，还会打电话向她请教，问及文物具体事宜，她往往会脱口而出。前些日子，她和88岁的老伴孙曰修一起，花费了数周时间，用鲁迅和胡适的二百多封书信手迹对比，一笔一画细究，考证出一封《新青年》编委会文件应是胡适手写，纠正了1958年就确定的“作者是鲁迅”的原有提法。

　　【失而复得】 《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丢失的医学笔记

　　一说到鲁博，叶淑穗首先想到的就是鲁迅夫人许广平。她跟许先生是广东番禺老乡，是能聊得来的忘年交。每次许广平来馆，或者陪外宾，都由叶淑穗她们接待或做讲解。许广平每次捐献鲁迅文物，没有仪式，就是拿复写纸写个收据，接交手续就算完成了。老同学许羡苏调到鲁博工作后，许先生就更放心了，愿意把东西交到博物馆，陆续找到什么就交什么。

　　“有一天许先生通知我们去取新找到的鲁迅文物，使我们惊奇的是——这文物竟是鲁迅在《藤野先生》文中曾写过，丢失了的六册医学笔记。据许先生说，这是绍兴交来的。日本学者对此很感兴趣，多次来馆研究。”给她印象最深的一次，许广平带来用一白色包袱皮包着的东西，其中有许广平写的《风子我的爱》、《魔祟》等原稿，这是当年她表达对鲁迅爱情的文字，另外还有鲁迅1929年写给她的七封信原稿，内容感情亲近，落款“小白象”。交上这些原稿，许广平再三叮嘱：“在我生前不要发表。”

　　许广平最早住过西城区大石作胡同，给叶淑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客厅里挂着一幅朱老总和康克清的全身生活照，这在当时家庭住所里较为少见。

　　叶淑穗对许先生的深情、苦心和愁闷也是体察得到的：

　　1961年的一天，许先生特地将我让进自己的卧室，兴奋地说，“我入党了。”当时我还不是党员，她就说，你要好好争取，你想入党，应该这样那样……

　　许先生直率，爱提意见，对馆里的工作、领导提了一些意见，我也不便回来说。每次许先生来馆里，弓濯之副馆长从不出面接待她，也不爱听取意见。弓是1937年入党的老干部，对民主人士有些看不惯，许先生对这点是能感觉到的。许先生有苦闷，心里不愉快。

　　许先生原有一位秘书，叫金振钢，照料许先生的工作和生活，后来被精简到鲁博。因为此人有些旧习气，爱发议论，反右时馆里把他打成右派分子，实际上找不出真正的右派言论，许先生对此有看法，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也不敢明说。她对周围有的干部结婚铺张等现象，看不惯，对我也曾唠叨，以解心中郁闷。

　　当年女师大部分师生与校长杨荫榆斗争后，曾在城区临时办校。叶淑穗知道这个史实后，有心寻找当年的遗存，发现西城区宗帽胡同14号像是当时的校舍。许广平亲临指认，当走进这二进院子，她立即认出这就是当年办学的地点，一一指出教室、小礼堂、饭堂、宿舍的位置，后边学生宿舍的边上一间是自己和刘和珍住过的，房间地下有一隐蔽的通道口，进屋观看，屋主告知仍在。

　　许广平说，此校址是在鲁迅热心帮助下找到的，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都在此授过课。在当年与鲁迅等先生共同操持上课、阳光洒落的院子里，叶淑穗看到许先生脸上露出难得的爽朗笑容，那不倦的讲解声音没有停歇过，因为曾经青春中的抗争，因为挚爱的鲁迅，让重返历史现场的许先生几次无法自持。

　　【寻觅鲁迅手稿】 “文革”中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因患心脏病去世，病情非常突然。叶淑穗认为这与她担忧鲁迅书信手稿的下落有直接的关联：“‘文革’时我们经常去看大字报，记得1968年3月我正怀着小女儿，坐公交车去看大字报，突然看见‘戚本禹被揪出’的消息，很震惊，因为知道鲁迅书信手稿在他手上。馆里群众组织小头头召开会议，大家推举我向许先生汇报，看看怎么办。我赶紧去许家联系，许先生听后非常焦急，连夜给中央写信。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老朋友述说此事，心脏病发作，坐在椅子上往下出溜。本来心脏病不易动，要等待救护车，结果给抬到小车上，送北京医院。医院里正时兴‘打倒走资派’，没人出来接诊，等了好久，治疗被耽误了。”

　　许广平病逝的第二天，叶淑穗赶到许家探望，一派凄然的景象。周海婴低声地跟她说：“你准备的那么多问题都来不及问了，晚了……”她这才痛切地感受到，一位能说心里话、有很多故事要讲述的老人的离去事实。正因为有以往那么亲近的来往，在以后的岁月里，碰到一些疑难问题，周海婴总会时常相问：“在这个事情上，我妈妈是怎么说的？”

　　寻觅鲁迅手稿的下落在“文革”初期是较为关键、令人瞩目的事件之一，既与中央文革要人戚本禹相关，又与后来卫戍区司令傅崇碧所谓“冲击钓鱼台”牵连。叶淑穗作为涉事人之一，清晰地记得当年移交鲁迅书信手稿的过程：

　　1966年6月30日下午，时任文物局副局长张恩起、文化部副秘书长雷仲平携带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介绍信，事先没有通知，突然坐车来到鲁迅博物馆，要求调取鲁迅全部书信手稿，说是“文革”运动来了，为了保存文物，弄到文化部保管安全，这是组织决定。

　　鲁迅的书信手稿装在一个个小楠木盒子里，是当年特批使用故宫的楠木，由前门小器作店做成的，里面是樟木的抽屉，有樟木的香味，防潮防虫。库房离馆长办公室很近，我们一箱一箱地抱过来，按原始目录清点，他们顾不上认真核对。后来我们把八个楠木盒子放进两个大木箱中，箱子没有锁，贴上我与徐鉴梅签了名的封条，就装车拉走了。车走了，我们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不知为何，只能服从。

　　叶淑穗至今还保留张恩起、雷仲平所写收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兹收到鲁迅同志书信手稿原件共1524页1054封，此据。（另：《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文稿十五页。）”叶淑穗回忆道，收据写的是1054封手稿，实际上还有许广平致鲁迅的信件87封，没有写在收据里，可能认为鲁迅的书信比较重要，在匆忙中许广平的信件就不计了。至于鲁迅文稿手稿很多，为什么只调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叶淑穗透露说，这篇文章涉及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较为敏感，“文革”前夕周扬因害怕，还派秘书指名调看过此手稿。

　　后来叶淑穗她们因故到文化部保密室查阅手稿，才发现保密室在西晒的三楼，手稿只装在一般的铁皮保险柜里，条件大大不如鲁博的库房。“我们心里嘀咕，说是好好保管，为什么条件那么差？大失所望。我们就给中央文革写信，说‘那里条件不如我们，希望改善条件’。没有得到回复，1967年1月14日戚本禹却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取走手稿，不知跟我们写信有否关系？”

　　鲁迅手稿事件导致政局一系列重要的人事变动，多少改变了形势的走向，其间变幻莫测。叶淑穗分析说：“为何他们只要鲁迅的书信手稿？这个政治背景是有说头的，错综复杂。我们只是猜测，鲁迅在书信中无话不谈，江青是否怕被谈到她的过去，姚文元怕写到自己的父亲姚蓬子？”

　　【初见周作人时的惊讶】 讲究礼数的老派文人

　　叶淑穗忘不了第一次去八道湾见到鲁迅弟弟周作人的有趣情景：她们到后院北屋第一间敲门，说找周作人先生，门开了，出来一位穿背心的老先生，告诉说：“他住后边。”结果到了后院的人说住前头，我们又回来敲门，开门的就是原先穿背心的老先生，但这回穿戴整齐：“你们找周作人，请进。”这种见面法让人惊讶，周作人身上明显带有老派文人讲究礼数的特征。

　　1956、1957年之间，周作人带着鲁博业务人员走访教育部街，在教育部旧址介绍鲁迅当年上班如何抄古碑的情景。鲁迅原来的办公室已成了一个大饭厅，有几根大柱子，周作人比划了鲁迅办公的大致位置。后来还带着去看了绍兴会馆、国子监、历史博物馆旧址和宣外小市等地，详细介绍鲁迅早年在北平常去的这些地方的情况。

　　“我们看鲁迅手稿、照片有弄不懂的地方，就要请教周作人先生。他就托鲁迅的学生常惠带回解释的字条，现在这些字条成了研究鲁迅的宝贵依据。遗憾的是，当年问得太少了。”最让叶淑穗纠结的是，50年代末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提议买下周作人日记，而时任馆长却认为要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王士菁极力推荐，费尽周折，终于由市文化局特批1800元，让常惠带去一张支票交周作人家。叶淑穗说：“1962年1月6日，常惠用包袱皮包着的1898-1927年的18册周作人日记转交来，检查时就发现日记里有几处开了天窗，如兄弟不和那页就缺失。”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抄了八道湾周作人家，一天北航的红卫兵通知鲁博说，周作人东西很多，如你们不要，就送造纸厂了。当即鲁博群众晚上找了一辆卡车开到北航附中，拉回几大箱蒙着灰尘的箱子，从中找出鲁迅、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珍贵信件。过了一些时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处理一堆废纸，让叶淑穗她们去翻找有用的东西，结果看到好多封周作人给出版社的便函，内容不少是要钱。“周作人有时没到日子就去信索要每月的翻译费，这些信件可以从侧面了解到那些年他拮据生活的状态。”

　　想起与周作人的最后一面，叶淑穗称已成了自己的终生隐痛：“我们那次去八道湾，想去找找博物馆需要的东西。院子很乱，面目全非，原来后面爱罗先珂曾经养兔子的小通道已被打通。院里的红卫兵是中学生的模样，对周作人非常凶。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的地上，铺着稻草，身上穿着黑衣服，黑上衣的左边挂着一个白色的牌子，脸色蜡黄，身体极为虚弱，太惨了，没法聊。红卫兵叫他起来，‘你说不说……’要用皮带打他，我们见此情景赶紧走了。”没过几天，就听说周作人去世的消息。对于叶淑穗来说，八道湾的凄凉与冷酷，就像时代的烙印刻在脑海中永远无法抹灭。

　　【周家的人际关系】 微妙之处外人难以理解

　　鲁迅的两位弟弟周作人、周建人几十年间不相往来，从不相问。叶淑穗曾听许广平描述，周作人来开会，周建人见状赶紧躲开，疙瘩一直未解开。因工作关系，叶淑穗常去周建人家求教，老人没架子，能随时解答有关鲁迅的问题。“周建人外形非常像鲁迅，有一次他跟我们说，他到访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里就给他在各个位置、角度照像，留存资料。”

　　“文革”后周建人曾因其母迁坟之事找过叶淑穗，希望知道北郊西北旺埋葬地的线索，后来经过了解，告知他“文革”中坟墓已被平。“以后周海婴提出想给祖母建一个衣冠冢，希望在祖母遗物中找个有代表性的物件。我们在鲁迅故居的衣箱中给他找了祖母的大斗篷，这是祖母晚年遗照中的服饰。但后来因故此事并未实现。”

　　叶淑穗感慨而道，他们周家微妙的人际关系，有时不能让外人理解。譬如在外寄养的儿子周丰二将写给父亲周建人的信寄到鲁博转交，周家人拒收。“海婴去日本，常被问到周作人家的情况，海婴说不出来。海婴向我提出，希望我将了解到周作人家儿女的现在情况转告他。我就去找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他们写了一份详细的儿女及后辈情况。而后他们也想要海婴家一份，但海婴却没有提供，这事让我有些尴尬。”

　　鲁迅故居在1986年以前的30年间，一直没有标示鲁迅元配夫人朱安的住室，原来朱安住处挂着“鲁迅藏书室”的牌子，日本外宾参观时常问起此事。叶淑穗说：“没有朱安住室，有人说是许广平有意做的。这里有误解，实际并非由几个人有意为之，有其一定的历史、社会原因造成的。1943年4月鲁迅母亲鲁瑞去世以后，朱安就迁入鲁瑞居住的北房东头，同时将她原住房存放了鲁迅的藏书。再者当年鲁迅故居中只有一张朱安的床，放在鲁母的屋中，恢复故居时就将错就错作为鲁母的床了。”

　　叶淑穗还记得，以前在整理故居文物时，与周家相熟的许羡苏曾不止一次地念叨：“鲁迅母亲的床怎么没有呢？”有一次，周丰一爱人张菼芳与叶淑穗聊天时，突然想起鲁迅母亲去世后，这个床曾搬到八道湾周作人家，以后这个床给了儿子的老保姆。叶淑穗等人立即前去寻访，所幸床还在，她们就向单位申请，到工厂订制了一张高档的席梦思与老保姆交换旧床。“这张床的床栏床架仍保存完好，家人确定是从绍兴运来的。曾有人想考证，这是否是当年鲁迅出生时的床，但没把握。1986年建馆30周年，欲恢复朱安住室，海婴表示没意见。我们特意访问周家亲戚阮家兄妹，他们靠幼时的记忆绘了图，帮助恢复朱安原住室，我们又从旧衣箱中找出当时的原物件，加以布置。”

　　谈及朱安夫人，叶淑穗记住了一个有意味的细节：“常惠先生亲眼所见，朱安要出外买东西，正逢鲁迅接待客人，朱安前去告知，鲁迅特地站起来将钱递给她。”鲁迅尊敬她，但是敬而远之。

　　【繁琐的文物征集】 一个线索都不能放过

　　作为在鲁博工作36年的老博物馆人，叶淑穗谈到所经历的人与事，浮想而凝神。她举例说：“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令人称赞，当年就常常独自骑一辆破自行车，把车随便搁在门口，自己就进去了。对鲁博上心，看文物，看展览，库房怎么修，陈列怎么搞，谈的意见都很到位和朴实。”

　　“文革”初起，王冶秋看到红卫兵运动的苗头，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心里忐忑不安。“有一天他突然要看鲁迅给他写的十封原信，其中两封上面有他当年涂抹的痕迹。他翻看时跟我们小心解释说，‘当年把鲁迅来信几处字迹给涂了，怕被敌人发现，想保护组织……’”看到王冶秋落寞、茫然的神情，叶淑穗明白这是政治风暴侵袭前的慌乱，透着多少无奈和后怕。动乱之后，《鲁迅全集》新版问世，把王冶秋所说的涂抹情况在注释中加上了。

　　几十年鲁迅博物馆历经凄风苦雨，所发生的艰辛故事大都为外界熟悉。问到有否少为人知的事例，叶淑穗说：“30多年里，我们光是征集鲁迅手稿就三百多件，一条线索都不放过。”60年代初期有一知情人告知一线索，追寻时发现收藏者已迁移多次，经过辗转查询，才从遥远的青海找到本人。“我们由此征集到了鲁迅录《说郛录要》手稿十七页和《柳恽诗》等手稿，当时供应困难，限制购买，我们特意申请买一个手表给收藏者，以示谢意。”

　　最有趣的是，一位有心的收废品者在北京大学内的一处废品中发现文物，就打电话告知鲁博，叶淑穗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张勉之。“我去过他住的那三四平方米小屋，满屋都堆着破旧的书报，他从废品中居然收集到鲁迅在北大领薪金的收据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手稿一页。那时粮票珍贵，除了单位给他十几元钱外，我还给了他几斤粮票。”

　　叶淑穗谈了一件惊奇的事例，口气中略带有几分感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得知，有一位科技干部在单位搬家的过程中，检查家具时发现抽屉夹缝有鲁迅致茅盾的7封信，后来这些信辗转送至姚文元处。我们负责手稿征集的几位同志专程赴沪，走访有关专案组，经过多方查询，最后终于查找出这7封鲁迅信手稿，并由专案组将这些手稿分两批转交给我们。”

　　“文革”期间鲁迅故居曾经一度关门，一群野猫在里面筑巢，呈现荒凉的景象。后来又依战备形势的要求，在故居不远处挖简陋的防空洞，叶淑穗她们参与其间的砌砖、浇灌，辛苦建成之后又被水淹。一座名人故居，显现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厚蕴涵，又浸染时代风雨侵袭的沉郁底色。老朋友曾经力劝叶淑穗写一部《鲁迅文物经手录》，她迟迟没有下手，但不时在心里一遍遍地叙说，静静地回放之中，透露出人世间的暖意和斑驳。本版供图/叶淑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