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泰斗汤一介的学术路 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图）

　　9月9日晚8时56分，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7岁。汤老除了生平值得被细细品味以外，其在中国思想学术界也是“国宝”级别。本版试图为读者呈现这位国学泰斗的主要学术成就。

　　文/本报记者 王睿 图/新华社发

　　中国哲学

　　给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了创新的方法论

　　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郭象与魏晋玄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两本著作代表着汤一介在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上学贵自得的创新精神。

　　汤一介在北京大学讲授的《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课程在1993年被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在书中，汤一介厘清了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并通过魏晋玄学范畴的研究寻找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这本著作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次创新尝试，突出地研究了“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冲突调和方法，并以此作为研究整段玄学发展史的方法。他提出，魏晋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就是在解决“有”和“无”的讨论中不断发展的。

　　《郭象与魏晋玄学》更是被学界一致评价“体现出汤先生细腻工巧的哲学思辨性格，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上的一个突破”。之所以称这部著作是一个突破，主要是因为汤一介在研究方法上冲出了唯物与唯心这个二元框架的教条束缚，着眼于哲学史自身演变的轨迹，提出一套创新的方法论，对于往后的哲学史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汤一介因研究玄学而涉足道教领域所，他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也被称作“研究道教不可多得的佳作”。在书中，他特别提到必须要把“宗教”与“迷信”区别开来。通过肯定“宗教”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讨论了道教思想、道教仪式和他的组织形成。而他在这个时期对于玄学和道教的研究，都有意识地突破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注重强调哲学史本身就是认识史，提倡研究哲学史本身特有的问题。

　　文化研究

　　在历史中反思文化转型的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汤一介开始反思文化转型的问题。他提出，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种文化将由其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大小。

　　立足中国，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仅只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而且更深层的应是一个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文化问题：“特别是没有思想观念的现代化，现代化必然会落空。”

　　汤一介把文化的发展分为“认同”和“离异”两个不同阶段，所谓“离异”正是文化的批判和扬弃，打乱主流文化的既成规范和界限，也是转型。未来中国要如何完成文化转型，汤一介依然在悠久的中华民族历史寻找破题之道。在《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一文中，他就曾经以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为例子，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双向选择的结论，提出在文化转型期对外来文化要采取“在非有墙与非无墙之间”的态度。

　　而且，他还通过分析比较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三段文化转型时期：即春秋战国、魏晋六朝和五四运动以降。对这三段时期所存在的文化力量——文化的保守主义、文化的自由主义和文化的激进主义进行系统分析，汤一介认为，过往学界认为“只有激进主义对文化的发展才有推动作用, 而自由主义特别是保守主义则是阻碍文化发展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而提出学术文化的发展必须是多元、具有张力，通过互相的搏击推动来形成文化合力，才能让学术文化得以发展。他说：“当前中国文化应该走上一条多元发展的路才是正途。”

　　学科创建

　　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

　　受到研究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在1998年汤一介就提出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的疑问，以此开启他对中国“解释学”的探索。

　　汤一介提出，比之西方，中国有更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其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但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自觉地把“解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于是，其后的两年，汤一介为此陆续发表了《能否创建中国解释学》、《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三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和《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等四篇论文。在这几篇论文当中，他提出在创建中国解释学，必须要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还要搞清楚经典的注释中“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在解释经典中的定位。

　　面对质疑，汤一介通过大量的中西方哲学对比，与当时学界主流认为“已经有了西方的解释学，没有必要创建中国解释学，不必跟着西方的学术路子走”的说法进行抗辩。

　　文化传承

　　编纂《儒藏》，以史为鉴

　　2003年，接近80岁高龄的汤一介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编纂《儒藏》。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虽然三家并称，但儒家思想文化却是中华文化的主体，而我国在历史上多次编纂过《佛藏》和《道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编辑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中华道藏》，没有编出过《儒藏》，这跟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于是，在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汤一介认为重新回顾我们的民族文化源头，通过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为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提供有意义的资料，也对民族伟大复兴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后，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并任命汤一介为《儒藏》首席专家，带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进行编纂，计划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文献近6千部，约15亿字，计划于2022年完成。《儒藏》工程开始至今，已过去十个春夏秋冬。在汤一介先生的带领下，目前收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的《儒藏》“精华编”已出版74册。

　　观察眼

　　汤一介拒受大师让多少“大师”脸红

　　连海平

　　9月10日晚北京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他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

　　谁说“现在没有大师”？“国学大师”、“书画大师”、“陶艺大师”、“易学大师”……“大师”满街跑，一块砖头就能砸中几个。在电视上露露脸，开个讲坛，就是“大师”。更有甚者，有的“大师”称号只卖500元，可谓“物美价廉”。要用“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或“一本影响世界划时代著作”这根针一戳，几乎所有的“大师”顿时都瘪了下来。欺世盗名、“大师”贬值比没有大师更可悲。

　　究其原因，汤先生将其归咎为“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科学家钱学森曾经发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之问，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如今看来，汤先生算是给钱先生一个回答。学术研究视自由为生命，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道理大家都懂，而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环境，都没有给学术研究足够的自由空间。学术研究领域有局限，学术思想有禁区，学术机构行政化、学术中人不自由……整个学术空间都飘浮着急功近利的气息。“院士抄袭”、“教授剽窃”等学术丑闻层出不穷，以致我国学术论文发表量世界前列，被引用量却少得可怜，学术严重泡沫化、虚无化。如此氛围，何来学术？何来大师？

　　如果说公权力要装进“笼子”，学术研究恰恰相反，要拆掉“笼子”，任其飞翔。

　　学人箴言

　　现代知识分子应具有不向非真理妥协的志向

　　知识分子不是直接去治理国家，但他应负有对国家和社会议论的责任。这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职责。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不向非真理和半真理妥协的志向。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没有尽到，这与社会现实有一定关系。

　　知识分子为何一直受良心谴责

　　知识分子为什么受到良心责备？因为现在社会还没有从把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向以思想文化为中心的社会转移，因此功利化太强。

　　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起来

　　必须传承，才能创新，文化不可能在空地上建立起来，一定在原有文化基础上来创新。所以我们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的断层要恢复起来是有时间的问题。

　　我支持于丹

　　我支持于丹。因为无论如何，她的作用就是让更多的人，包括学生、市民，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子、有一本论语。当然从严格的学术要求来讲，做大众文化宣传或者大众文化启蒙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难免在于丹演讲中，从学者的角度讲是并不完全是准确的。

　　个人思想得到解放才可能迸发出巨大创造力

　　个人思想得到解放才可能迸发出巨大创造力。它们只能是在解放个人、使得个人有了充分自由的状况下出现，但是现在个人自由出现问题。如果说是妨碍了他人的自由那怎么办？个人除了自由之外还有一个责任问题，我们要对他人、对自然界、对社会负责任——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不能破坏自然界，不能影响其他国家民族的发展。所以自由，如果完全不受到一定的约束非常危险，所以我们总想，如果提倡个人自由，也就是提倡人的权利的同时，能不能同时提出来这个人应该负责任，对自然界负责任，对人类社会负责任，对他自己负责任。

　　（摘自凤凰文化对汤一介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