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票房惨败并非“艺术电影”之过

　　◎尹鸿

　　《黄金时代》在千呼万唤中登场了。人们期待着不负众望的许鞍华带来一个形神兼备的萧红，人们想象着汤唯创造的风姿绰约的萧红，人们猜想着“黄金时代”片名中所暗含的时代还原，人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希望能够用自己心中的萧红与许鞍华和汤唯的萧红“对话”。然而，当《黄金时代》真的出现在观众面前，汤唯版的萧红形象迎面而来时，许多观众还是觉得有些猝不及防——影片那种间离式的、口述式的、拼盘式的、散点式的叙述方式，可能还是脱离了多数观众的预期。

　　从制作上来说，《黄金时代》虽然没有多少大场面，但服化道美术对环境的细腻建构，音乐对情绪的渲染引导，画面对氛围的刻意营造，可以说都体现了国产电影的上乘水准。而编导演创作态度上的严谨和诚恳，从人物表情到台词处理，从画面构图到镜头节奏，都可以说被表达得入木三分。3小时片长的影片几乎记载了萧红短暂生命的全程，出场的有名有姓的现代文人近30位。这对于我这样曾有过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学习和研究经历的人来说，的确充满了令人兴奋的信息点。影片不仅唤起了我对萧红、萧军的想象，而且我用自己的经验阅读着影片中的鲁迅与许广平、胡风、丁玲、端木蕻良、骆宾基……甚至内山书屋、《呼兰河传》都在与我的原有经验交流，以至于我很难分清，观影感受中哪些是《黄金时代》带给我的，哪些其实不过是与我个人经验的混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时代》的3小时，信息充实而饱满，而从王志文扮演的鲁迅形象中，我能感受到晚年鲁迅内心的悲凉和寂寞；从丁玲形象中，感受到一个大时代如何完成了对“莎菲女士”的内外改造……

　　但是，当我从影院中走出来之后，回想这部电影给我们所塑造的萧红以及那群现代中国文人时，印象仍然是模糊而片段的。即便是像萧红这样传奇般的女性，除了外形的印象之外，他们在电影中仍然没有成为活生生的有着内在动机和性格完整性的“这一个”。这些人物被用一件一件事拼凑起来，但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或者那么选择，我们难以把握他们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说直接一点，电影中似乎见事不见人，见形难见神，多数人物都显得浮光掠影、若即若离。萧红逃婚、送子、猜忌、分离、逃难，萧军的相濡以沫、离情别恋、毅然决然，甚至端木、骆宾基这些人物与萧红的暧昧而复杂的关系，也都就事论事，让观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观众的这种体验，当然与影片所选择的叙事方式相关。影片看似采用了《公民凯恩》似的多点叙述方式，用与萧红交往过的十多个人的视角来叙述萧红不同阶段的生活，甚至还提供了对萧红与萧军恩爱情仇的不同版本的解释。影片常常让人物直接对着镜头叙述，不仅提供一种布莱希特式的所谓“间离效果”，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口述实录”风格，似乎是在表明影片的创作动机：解密萧红，还原萧红传奇。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时代》的确是一部视角独特、叙述冒险的传记影片。但也许这种电影动机，与多数观众对影片的期待并不吻合，也与电影本身的载体能力很难协调。人们与其说是想在电影中去了解萧红做了什么，不如说更愿意理解萧红究竟是谁。电影很难成为历史考证而常常其实不过是对历史的一种想象。在电影中，用口述、文献去完整还原一个活生生的女作家的身世和情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公民凯恩》也没有这样的野心，它不过仅仅是想通过回答这个人是“天使”或是“魔鬼”，从而去阐释“这就是美国”。但《黄金时代》对萧红的还原，却似乎没有这样的聚焦点，它更多的是去叙述萧红做什么和与谁做，但观众既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也不知道她这样做与她的个人性格、个人成长史以及那个自由得生命如此沉重的时代之间有什么关系。一部视听体验上很大气的作品，在内容上似乎变成了人物八卦传奇的考证，萧红的内心仍然触不可及，仅仅一些局部的细节和场景，为观众留下了窥见人物的窗口。

　　传记片一直是最有魅力的电影类型之一。从过去的《甘地传》、《莫扎特》、《巴顿将军》到最近的《林肯》、《飞行者》、《戴安娜》、《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辩护人》等等，这些广受赞誉的影片，应该说都采用了电影的叙述方式去表现历史人物。电影很难成为“不阐释”的客观中立的人物传记，因为历史文献可以让读者通过对文字的想象去补充对人物形神的理解，而电影则必须把这种想象通过表演和场景直接提供给观众。观众不仅要理解人物做了什么更想理解人物为什么这么做。在这点上，《黄金时代》恰恰有意识地试图屏蔽主观想象，用一种“考证式”的方式去叙述历史，使得艺术氛围与人物行为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空白，以供观众去想象和解读。于是，这部电影就必然会形成评价上的两极分化：有自己解读经验的人从中建构了自己心中萧红和她所处的“黄金时代”，从而感到心满意足、兴趣盎然；而更多的缺乏充分解读准备的观众，则被影片漫长而碎片的叙事折磨得筋疲力尽，观后不知所云、怅然若失。

　　电影当然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小众电影有小众电影的存在价值。但《黄金时代》无论从题材选择或是演员选择，无论从市场预期或是推广手段来看，可能它都并非小众电影的定位。而当《黄金时代》采用这样另类叙述方式的时候，却注定了它市场上的小众性，它更需要特殊的观众群才能深入地理解。许多人都认为，《黄金时代》票房上的惨淡是所谓“艺术电影”的宿命。但我一直认为，“艺术电影”不应该是电影远离观众、脱离市场的理由。在好莱坞，其实并没有所谓“艺术电影”的定位，大部分前面提到过的传记片以及类似《阿甘正传》、《为奴十二年》、《通天塔》、《艺术家》之类的影片，与科幻片、警匪片、西部片、公路片这些具有叙事成规和娱乐桥段设计的所谓类型电影不同，通常都被称为“情节剧”。这些情节剧影片虽然大多在票房上很难与《变形金刚》、《阿凡达》这样的娱乐类型片媲美，但却仍然以某种“情节剧”的故事方式被尽可能多的观众所接受——以人性主题为灵魂，以人物性格为驱动，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以戏剧性为情节，同样可能完成对众多观众的引导和征服。

　　中国的所谓“艺术电影”，恰恰在如何用情节剧方式讲述故事方面容易与观众格格不入。如果我们选择了讲故事，那么就应该意识到故事不仅是讲给自己听的，甚至也不仅仅是讲给那些“懂你”的人听的，而是讲给尽可能多的“匿名”观众群听的。在这点上，《黄金时代》在所谓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客观叙述”的同时，似乎缺少了对那个时代和那群人的心灵世界的想象。在那么浓墨重彩的画面中，萧红的形象仍然像影片中所引用的那段话一样，花开花谢、若隐若现，似乎与多数观众仍然是萍水相逢、擦肩而过。反过来我们也应该问问创作为什么出发。为什么要用电影去还原一个众说纷纭的萧红？这还原与观众之间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时代》虽然是我心目中的优质电影，但也许并非多数观众乐于接受的电影。毕竟作为观众，大家更愿意被电影的艺术想象力所征服和感动，而不会费力在影像中去自己寻找历史迷宫的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