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金庸长期在《明报》写时评专栏,名为“明窗小札”,用的是“徐慧之”的笔名。
金庸曾视《明报》为其毕生的事业,其作为《明报》灵魂的时评也久负盛名。近时推出的《明窗小札1963》两卷(金庸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就是计划中四册的第一册。
我翻读一下,总的印象是:文字清通,见解平正,可谓报纸评论的典范。
首先应介绍的,是全书第一篇《明辨是非积极中立》,这可以说是一则宣言,表白了金庸及《明报》基本的新闻立场。“积极中立”何谓?就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这种保有独立而又不流于偏激的态度,是很可取的。
金庸评论时事的主题,有中国的,有国际的,有政治经济的,有社会文化的,有世情的,有人物的,几乎无所不包。若只着眼于当时的事件,这些评论自是过时的,但从史料的角度去看,这些评论却往往极有价值。
《葡萄牙大捧中国人》一篇写到,中印战争之后,全世界最得瑟的居然是葡萄牙;原来,此前印度攻占果阿,驱逐了原来殖民的葡萄牙人,如今中国击溃印军,等于为葡萄牙人“出了一口鸟气”也———这就跟太平洋战争时日本人将大英帝国军队打得丢盔卸甲,印度人也偷着乐一样。这些政治细节,我们今日几乎完全遗忘,简直称得上历史秘辛了。
总的说来,作为评论家,我觉得金庸属于见解通达的类型,而非思辨深刻的类型。
金庸眼观六路,对中外政事、古今人情都有广泛的认识,有此格局,加上其中国史素养,才成就了他的武侠小说———应当说是武侠历史小说。而这种格局的得来,多少也是跟他的时评写作经验有关的吧。
(原载《南方都市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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