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身份的性质
政治身份已经成为总统领导风格和基本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身份与政治角色相关但不同,它们可以帮我们比较确切和明确地回答候选人的价值观、品德以及他能否胜任总统职位等问题。所以,公众很关注这些简洁的概念,而竞选团队更是要费尽心思确保他们对这些概念的解释能被公众正确地接受。
政治身份的一部分是个性,一部分是信仰,还有一部分是形象。个性反映出候选人对生活和个人经历的基本立场和世界观。信仰反映候选人鲜明的原则和政策观点。这两者通过选举活动时公众对政治选举的视角来传递,之后,白宫会花时间来提供具体框架。公众和竞选团队的这些认知视角,以及白宫顾问用来影响公众的视角,是候选人角色的基础,角色是一些精心设计的反映事实和虚拟事实的图像。
总统候选人的角色是三管齐下影响公众认知和投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两个因素分别是构建候选人可选身份的框架和叙事。
构建可选身份的框架
框架是政治科学家从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著作中提炼的一个字眼。他们通过试验得出的结论有深远意义,该结论指出,研究人员如何提出问题对人们的理解和选择有巨大的影响。个体在对一系列有相同可能的结果做选择时,会因为提出这些可能性的框架可能会导致损失而不是收获,即使是很小的损失,而作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著名的“亚洲疾病问题”试验,是让试验者考虑在疾病爆发情况下的选择。当问题被框架成有多少人能够活下来时,大多数人的选择是避免冒险;但是,当同一个问题(各方面的结果可能性都一样)被框架成要有多少人丧失生命时,多数人的选择是冒险。当提出问题的框架变化时,人们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
总统选举的政治竞选团队成员很快发现了前景理论在战胜对手时发挥的作用。1996年,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在接受候选人资格的演讲时表示,他会尽早建立一座和平的桥梁,克林顿的竞选团队马上指责这位参议员要建造的是通向过去的桥梁,而克林顿则要积极修建一座“通向未来的桥梁”。一份研究发现,多尔“虽然尽力反驳,却不能跳出克林顿的框架”。在2000年的大选中,共和党有效地将艾伯特·戈尔框定成一个一连串问题的夸大者;在2004年大选时,约翰·克里被框定成一个习惯性的立场不稳定者。在这两个例子中,竞选一方所使用的框架都成功地给对手造成了政治损害。
有些人认为框架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也是无法阻挡的,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在政治生活和心理实验中,框架的结果可能有很大不同。在前景理论对框架作用测试的实验中,框架都是由实验者提出,而实验对象只能接受,并认为它具有权威性。
在政治生活中,框架不是现成的。不同的框架相互冲突,至少在总统选举中,被框架束缚的一方会尽力消除框架的影响。
如果框架在不同的信息来源中得到确认,那么这一框架将深入人心。多尔的关于构建和平桥梁的评论之所以受到克林顿竞选团队的框架限定是因为多尔的年龄,以及这个框架让人觉得多尔已经在政治圈混了很久了,他属于一个不同时代的人,对对手的亲情竞选风格无动于衷。这些都与他关注过去的描述一致,而选民则更关注未来。
竞选和总统叙事
框架理论虽然有效,但是竞选总统只依赖框架还远远不够。针对具体问题和竞选对手提出的框架必须被公众接受才能对选举有利。竞选或担任总统一职涉及很多问题,如果对全部问题一个一个提出框架,选民可能就不会去“连接所有的事件点”。此外,如果对某候选人的特点提出框架,如奥巴马就团结所有人的问题所做的框架,则不足以回答一些关于候选人的最基本的和复杂的问题,如:他或她到底是什么人?
竞选和执政需要一个能够提炼候选人和总统的“精华本质”以展示其品德的机制。同时,公众需要可靠的信息筛选机制来判断候选人及总统的个人优势和劣势、领导的性格和才能,以及他们对解决政策问题的提议。过去,竞选团队和大众依赖候选人的政党身份来处理总统选举中关于候选人及其政策的信息,而近期的两个发展趋势使这一标准失效。
首先,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总统候选人开始模糊意识形态政策路线,并以此为手段吸引更多的潜在选民。候选人试图绕过意识形态问题,甚至超越或包容它,这带来了一些特殊的结果:除了罗纳德·里根和乔治·麦戈文以外,候选人的政党身份不再是其观点的高度可靠的指标,至少现在的候选人基本都这么表示。
其次,一系列的总统违规行为、个人判断失误和令人怀疑的政策决策,也从尼克松开始,让人们认识到需要更加关注总统候选人的心理状况。选民希望了解总统候选人的性格和背景。他们不光希望知道候选人是否有智慧,还要了解他是否有原则,他们也想知道候选人是否能够应对总统职位的需要,并代表国家面对国外的对手。总统大选辩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变得越来越尖锐,但是人们希望总统候选人能够找到共同点,而不光是针锋相对。
由于需要评估的信息很复杂,所以更需要心理成熟。如果没有必要的信息以及理论基础,则很容易被竞选组织者牵着鼻子走。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产生了各种叙事。
叙事是竞选活动对选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最重要的是叙事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建构的关于候选人的故事。它们不能代表候选人或总统的全部心理、立场、经历或领导风格,而且这些叙事也不是为了这个广泛的目的。叙事只是为了一个有限的“事实”而构建的,至少对于候选人的竞选团队和总统的顾问来说是如此。
真实性和身份叙事
信任对于候选人和总统来说有两个重要性。候选人和总统首先要言如其人。31这不仅涉及候选人的身份和角色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问题,也是公民判断他是否能成功处理突发情况的唯一可靠基础。真实性问题可以证明候选人是否能够合法地领导国家,是否有能力有效执行总统的职责。
真实性也与候选人能否在美国社会党派严重分化的情况下有效实施领导和执政直接相关。它是领导诚信的中心问题,这点我们会在第六章更详细地讲述。领导诚信是总统坚守信仰的一个结果(性格完整性)。虽然总统不可能只是他宣称的那种人,但是,就执政来说,他必须做到言行一致。他的领导不管多实际都必须在公众能够接受或被说服接受的范围内。
大多数总统候选人都是向人们展示自己成功的政治经历。他们指出自己的成就,并宣传自己取得这些成就的能力和技巧,旨在用过去的成绩暗示未来的成功,这个公式的基础是总统的成功将要依靠这些候选人展示的技能和经历。对于奥巴马来说,由于他在参议院的成绩微不足道,毕竟他任参议员才两年就开始备选总统,所以,他很难展示给人们什么技能和经历。他可以指出,他能够通过流利的演讲激发支持者的希望,这是实情,如果他当选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优势。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是,这一决定性的优势在奥巴马执政的头两年却只发挥了有限的作用。
很多时候伴随精心构建的角色叙事的是基于对其他一般领导特点的评价的反叙事。这也发生在了奥巴马身上。奥巴马喜欢保持低调,所以人们会怀疑他是否没有激情或不愿承诺。他的沉稳坚定被质疑是固执己见。当然,人们还会质疑仅仅能够鼓舞人心是否能产生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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