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毛信”叫法始于抗战时 是紧急信、秘密信[图]

　　高平市陈区镇石村关帝庙旧址

　　无邮票邮戳，在信封上插鸡毛一支、二支、三支，表示时间上不得延误

　　在通信落后的时代，最快的、有标识的信件，恐怕非鸡毛信莫属。“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出自《汉书·高帝纪》(下)中的一句话，导致多年来在国内流行一种说法，鸡毛信源于汉代，迄今已2000多年历史。

　　但经过多年的研究和考证，高平市长平之战研究会副会长李俊杰认为，“鸡毛信”的叫法始于抗战时期，而抗战时期“鸡毛信”的使用是从高平当地开始的。

　　1　八路军的“千里眼”“顺风耳”

　　“在敌人的重重封锁和围追堵截下，鸡毛信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广泛使用。”李俊杰对鸡毛信的产生年代做出大致推断：主要孕育于1938年，成熟于1939年“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

　　1965年9月，开国大将黄克诚被任命为山西省主管农业的副省长。次年2月，抗战期间在太行山战斗过的黄克诚蹲点高平，时间长达半年。

　　李俊杰的父亲李玉振是抗战时期的儿童团团长，为八路军送过鸡毛信。2009年，77岁的李玉振去世。生前他向李俊杰回忆了见到黄克诚时的情形。当时，说到鸡毛信的话题时，黄克诚说：“鸡毛信源于山西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说到情报工作时，李玉振曾向黄克诚汇报说：“我当过儿童团长，也曾多次往杜寨等村送过鸡毛信，挨过日本鬼子、国军的搜查和鞭打。”黄克诚听后，接过话茬：“要聊起鸡毛信，并不奇怪，是红色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就产生在石村关帝庙。”

　　1939年12月25日，突破敌人防线后，彭德怀从沁水县小柿庄(当时属高平县管辖)秘密赶到石村，在关帝庙召开军政连以上干部大会。在总结“十二月事变”教训时，彭德怀认为，牺盟会第三纵队情报滞后，导致数百名革命战士牺牲，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当时在高平流传着一句话：“自从日军打进中国，就落个母鸡不下蛋，公鸡不打鸣。”针对八路军、牺盟会情报落后、渠道不畅、信息不灵的现状，黄克诚提出：“拿鸡毛，当信使”。彭德怀决定秘密实施，“鸡毛信”由牺盟会迅速传遍抗日根据地。为此，黄克诚还赋诗一首：“明理全军事，知晓万里途。鸡毛传期遇，相约斗日阎。”

　　李俊杰说：“抗战期间送信粘贴鸡毛的历史从此诞生，鸡毛信成为八路军作战史上的‘千里眼’‘顺风耳’，儿童团为抗日取得全面胜利功不可没。”

　　那“鸡毛信”与汉朝“羽檄”是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李俊杰提出自己的观点：“羽檄”是插鸟羽的军事文书，而“鸡毛信”则是从“土八路”鸡窝里飞出来的新事物，诞生于我们的祖辈、父辈，主要传递在地方武装、游击队等革命队伍之间，特指八路军中传递的秘密情报。

　　2　最高级别的鸡毛信由部队护送

　　1985年10月，从部队复员的李俊杰担任高平伯方村民兵营长。那时，他曾在伯方村抗战老兵郜有恒家看到过几封鸡毛信。当时的李俊杰因没考虑到鸡毛信的重要价值，没有向郜有恒索取保存。郜有恒去世后，其子女均生活在西安，便失去了联系，而鸡毛信也从此下落不明。提起此事，李俊杰懊悔不已。

　　李俊杰回忆说：“鸡毛信的信皮上插有鸡毛，也有是粘贴鸡毛的信件。”其中一份鸡毛信封皮写着“西北军十七师坐，赵寿山亲启”字样。“没有发送单位和人名，不是正规的信封，一般为当地黑黄色桑树皮纸包折合围而成。”

　　郜有恒曾任原西北38军17师赵寿山的机要秘书，上世纪80年代末，年近八旬的郜有恒去世。当年，李俊杰将与其的谈话内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关于通讯问题是一个军事机密，一般人员触及不到交通特派员的信息。”郜有恒回忆说，1938年初，国共两党都使用一种专递方式，在信封上国军有邮封章，而八路军则没有。“在‘十二月事变’后，才使用上鸡毛信，以三支鸡毛为最高级别，出现三支鸡毛信件，一般要派一个营或一个连的部队护送。”郜有恒听师长说过，“鸡毛信，是八路军的秘密信，使用便捷。”

　　郜有恒曾经向李俊杰解释说，鸡毛信上有羽梗的大鸡毛，可直接插入信封。有羽绒的小鸡毛，用剩饭溶液粘贴上就成。信皮上没有邮戳，也没有公章，多数以首长、连级单位负责人名誉，或村落地下组织代号发送。

　　日军、国军全面封锁交通后，身处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没有电台设备，靠民运队、妇救会、青救会、交通站已经送不出信去。而儿童团、放羊娃则可突破各种封锁线传递信息。“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中，送鸡毛信的人有很大的危险性，送信人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才突破重围。”李俊杰说。

　　3　《沁水县志》中有关于鸡毛信的记载

　　为研究抗战时期鸡毛信出现的时间及地点，李俊杰反复查阅了权威的《中国军邮史》《中国集邮大辞典》，然而不仅在太行山地区各县市志中没有记载，就在国内仅存首枚抗战时期鸡毛信的河北元氏县也无片言只语。唯独太岳区1951-1953年编撰的《沁水县志》，最早记载了鸡毛信的历史。而这个绝无仅有的文字记载，似乎证明了李俊杰多年来考证的结果。

　　这部由太岳区1951-1953年编撰的《沁水县志》，封面由薄一波题词。据《沁水县志》记载：“抗战时期的战时通信，多以村转，抗日民众已成习惯。信分一般、急件、特急，无邮票邮戳，只在信的右角上以‘＋’‘＋＋’‘＋＋＋’代之，飞快急件，在信封上插鸡毛一支、二支、三支，以表示在时间上不得延误，转信人把信送到地点后，凭收条注明时间，这就是所谓的‘鸡毛信’。”

　　“鸡毛信是一种很不规范，又很紧急、很秘密的信件。”李俊杰感觉，“作为非常特殊时期使用的机密情报信件的鸡毛信不可能有邮戳或邮票。河北元氏县发现的鸡毛信信封背面有一白纸制作的单据存根，粘压些许鸡毛，还盖有5枚邮戳，应当属于‘太行邮政’机关送发的普通信件，不能称之鸡毛信。”李俊杰认为，鸡毛信没有写入高平县志，编入《沁水县志》，十分正常，因为都属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沁水县志》能完整记录鸡毛信的历史起点，为中国军邮史填补了一项空白。

　　链接

　　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几乎动用了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山西牺盟会。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被迫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且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