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個場所的人文氣息

王澍近照

王澍和夫人陸文宇

工作中的王澍

　　他常常站在廢墟上，給學生講建筑學。

　　周邊遍是碎石瓦礫，沒有筆和講稿，卻能抑揚頓挫一整天。他或站或坐，一雙手，像極了指揮家，隨著音調的高低時起時落。每年春天，他都會帶學生去蘇州看園子，幾位好朋友分別從北京、上海、南京趕過去。在學生測繪、畫圖的時候，他們幾位就在一邊聊設計和教學。

　　30年前，他在東南大學讀書，建筑系。聰明、叛逆，酷愛讀書，思維活躍，“設計作業經常貼在櫥窗中，令同學們仰羨。”

　　20年前，他堅持做自己的建筑。在傳統與現代中掙扎。批判的人不少，苦與樂，喜與悲，“他卻能做到心無旁騖，專注如昨。”

　　10年前，他開始醒悟，懂得建筑的留白藝術，他試圖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一角，也是為中國傳統建筑留一方境地。院落旁，他巧妙地留出一片空地，供溪流、魚塘、茭白和蘆葦順勢而生。

　　1年前，他憑借獨樹一幟的建筑理念和建筑思想，摘得2012年度國際建筑界頂級建筑獎項“普利茲克”獎。該獎項被形象地稱為建筑界諾貝爾獎。

　　他是王澍，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建筑師。

　　在獲獎后與媒體的見面會上，王澍談了他的想法：我不做“建筑”，隻做“房子”。房子是業余的建筑，業余的建筑只是不重要的建筑，專業建筑學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建筑看得太重要。但是，房子比建筑更根本，它緊扣當下的生活，它是朴素的，通常是瑣碎的。比建筑更重要的是一個場所的人文氣息，比技術更重要的是朴素建構藝術中光輝燦爛的語言規范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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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評委會決定將獎項授予一名中國建筑師，這標志著中國在建筑理想發展方面將要發揮的作用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授予王澍“普利茲克”獎頒獎詞

　　在王澍獲獎的幾個小時后，普利茲克評委會發出了一個補充聲明：“中國建筑師獲獎的重要之處在於，它代表著評委會成員們認可中國建筑師將推動世界建筑思潮的發展。同時，未來中國城市化的成功，對中國及世界而言都將是意義重大，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中國既要保持悠久獨特的文化傳統，又應關注世界未來發展的可持續性發展”。

　　顯而易見，這是王澍獲獎的意義所在。

　　對於獲獎，王澍說，這是個巨大的驚喜。對他來說很榮幸。“我突然意識到在過去的十多年間做了如此多的事情，看來真誠的工作和足夠久的堅持一定會有某種結果。”

　　王澍的堅持，都在不經意間——

　　他將課程放在廢墟旁，這不僅是作為建筑師設計的出發點，也是他教學的出發點。“我們能做什麼？其實也取決於你能問什麼問題？你想切入的那個點在哪裡？”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曾經有段出國潮，很多人要瘋狂地出國學建筑，王澍卻說：“去美國學建筑，為什麼？我在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三千年前至現在的全部歷史的斷層，我為什麼要出去？”近20年來，王澍每年兩次帶領學生做鄉土調研。他發現在中國的鄉村裡有大量遺留文化。這使得他回過頭后，輕易就可以看到豐富的中國傳統建筑遺存、材料、建造、結構等。“它是和自然的東西可以對話的另外的一套建筑學的東西，完全是一個體系。”

　　進入快速發展的“網絡虛幻時代”，“人們越來越失去了對可以觸及的、可以面對的那個真實事物的直接感覺，但這恰恰是特別重要的文化內涵。”王澍所做的調研工作，並不是簡單地關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抽象感覺與表達，更多的，是從中切身體會世界文化的豐富多樣性，並時刻對這些文化飽有感覺、判斷及理解。

　　往往，王澍喜歡從最朴素的事情著手。這是為期一個月的調研：跟蹤木工班組。他們怎麼做？用什麼工具？其中到底包含著什麼樣的程序等。“這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形成的思維和工作方式。”王澍在工作室中，不僅會畫，也會做，不僅是建筑師，同時也是工匠。王澍去威尼斯調研，帶領團隊——3名工匠、6名建筑師，中間偶爾臨聘當地的2名工人和學生，用時13天，佔地800平方米，完成了一個具有建筑結構和堅固度的作品。有藝術家來觀摩，驚詫不已：“這個真的是建筑師做的？跟藝術家做的真的是不一樣，藝術家隻做一個面。但建筑師來做，必須要能承重，可以荷載。”

　　“王澍的作品超越了文化沖突。”這是在授予王澍“普利茲克”獎中重要的一句話。身處傳統和現代，跨越東方與西方，橫亙於上層與下層之間，在弱勢與強勢的交替更迭下，王澍巧妙地用最質朴的手工工藝化解了文化沖突。象山校區、寧波博物館、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王澍的代表作品無一不烙上了手工的痕跡：手工材料、手工建造。“這些在日本現在已經不可能做了，在美國和歐洲也都不可能。這是中國建筑師的機會，我們有可能利用特殊時期和文化優勢來做，是日本和歐洲及美國建筑界沒辦法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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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澍獲獎的當天，他正倒時差，在美國埋頭大睡，對此一無所知。第二天中午11點，我給他打電話。聽到自己獲獎的消息，王澍對我說：‘這跟我有什麼關系？’第二句話是，‘他們是不是發錯了，應該也有你的一份。’

　　——王澍妻子陸文宇

　　王澍的一切日程，均由夫人陸文宇安排。

　　陸文宇是王澍在東南大學建筑系的師妹。在遇到陸文宇之前，王澍已在高手如雲的東大建筑系小有名氣，當溫婉秀美的陸文宇出現在王澍面前時，他第一次動了情念：“這麼瘦小的女孩子，應該有人來保護。最合適的人選嘛，當然是我。”從未有人看出他們有夫妻相，但所有人都無法否認他們的鸞鳳齊鳴。

　　王澍曾多次提到，“普利茲克”獎應頒給他們夫婦二人。事實也該如此，沒有陸文宇，王澍很難有今天的作為。

　　王澍不會用電腦，收送電子郵件等所有跟電腦相關的事情，悉數交給陸文宇﹔王澍不會開車，駕駛的活兒陸文宇全干了。

　　王澍獲獎時，因為人在美國，他的太太，同在美院教書的陸文宇便被媒體競相追逐。恰巧前一天是三八婦女節，在向眾多媒體談到這位成功人士背后的女人時，王澍開心地笑了：“獲獎時我就在想，這份榮譽是共同屬於我和她兩個人的。我的太太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和我同甘共苦十余年，拿下這個獎，她功不可沒。”

　　1997年，王澍和妻子陸文宇在杭州創辦“業余建筑工作室”。這段時光，是王澍建筑生涯中最難挨的一段日子，妻子的支持讓他感動不已：“主要靠她的工資在養我，我打零工，偶爾掙一筆。我那種文人的孤傲早年就養成了，認識妻子后，抹平了大半。”2010年，王澍與妻子一起榮獲了德國謝林建筑實踐大獎。“也許沒有我，所有的建筑設計方案都不存在。但沒有她，所有的方案就不可能變成現實。”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很多建筑師都致力於下海淘金，王澍卻隻專注於自己的事業，譬如到老百姓中間，累積生活素材，對此陸文宇也毫無怨言。

　　“我一向認為我首先是個文人，碰巧會做建筑，學了建筑這一行。”在一篇名為《素朴為家》的文章裡，王澍這樣寫到。很難想象，這位現在蜚聲國際的建筑師，業余時間從不上網，也很少看電視，他的興趣僅是寫寫文章，練練書法，喝喝茶。不上網怎麼知曉時事和了解別人的評價？“對我來說，保持內心平靜是最重要的，無論世界是否刮風下雨。”

　　王澍熱愛書法，刻印章，尤其喜歡臨摹字帖，他說自己現在的建筑風格跟十幾年來修習書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大學時期，午夜宿舍裡其他同學都睡了，隻有他一個人在寫字，看上去是個“很孤獨的身影”。王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書法家，但他卻數十年如一日地臨摹一本字帖，從不停歇。他自稱隻有很笨很笨的人才會這樣做，所以他認為自己智商不夠高。“現在的中國，還能跟傳統文化保持密切關系的學者，大多已經去世或者到了高齡。”這位熱愛書法和中國山水畫的建筑師想做的，是留住文化。“如果不做建筑師，我應該會選擇做一個文人吧。”王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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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改革開放很多年，在國外眼裡就是蓋了很多樓房，但品質在哪裡，我們需要冷思考。平時圈子裡的交流活動王澍幾乎不參加。那些來自民間的、沒有格律的東西讓王澍痴迷。他的設計常常穿越時空，古代現代沒有隔閡，這是獨一無二的。

　　——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院長 王建國

　　用好友的話說，王澍是個與眾不同的人。他的“不一樣”與生俱來，不是裝的。

　　王澍認為自己是個多面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做經常被認為是古怪的，但仍然“不思悔改”。

　　學生時代的王澍是同學們爭相追捧的對象，大家總是跟著他學，卻總是慢了半拍。

　　上世紀80年代初，建筑學子們都鉚足了勁畫圖，極少有人去圖書館看書。王澍卻經常端坐在圖書館的一隅埋頭苦讀。直到王澍在建筑系大有名氣，大家才知道圖書館的好處。於是，都跟風去圖書館看書。

　　大二時，同學們發現王澍讀的書是當時少見的外文原著，大家又紛紛效仿他讀外文書。

　　步入大三，同學和老師發現，他並非讀一般的外文書，是康德的哲學書。結果，大家又跟著他讀康德。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到了大四，王澍又開始養雞。他在南京中山門附近、白馬公園一帶租房子養雞，過他夢寐以求的“山村野夫”生活。

　　如今，熱愛旅游的“驢友”隨處皆是。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很少有人出門旅游。當大家都在努力學習書本知識時，王澍一個人背著行囊，按照沈從文《湘行散記》的路線，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走。花了3個月時間，他把沈從文提到的所有地方都走了一遍。

　　在看了十年專業以外的“閑書”后，上世紀90年代，王澍又回過頭來看建筑書籍，拿建筑學博士學位。

　　王澍可以連續很多天陪夫人逛商場，妻子看的是衣服，他卻興致盎然地觀察生活，直到夫人累得逛不動為止。

　　王澍可以在西湖邊閑坐一天，什麼事也不做，隻看日升日落。

　　在其著作《設計的開始》裡，王澍談起了自己的家。1997年，王澍給自家住宅做了裝修。50多平方米的小兩居室，被王澍裝扮得像個園林，亭台樓榭應有盡有。他在陽台上建了個小亭子，把住宅裡面劃分成很多小房間，家裡的燈具、板凳都是他自己設計的。

　　遺憾的是，由於工作太忙，沒時間料理，如今王澍那“精裝修”的家裡隻有兩條路是通的，一條是門口到廁所，另一條是門口到床。

　　王澍特立獨行，卻從不孤立。與他在本科、研究生均是同班同學的王靜回憶，王澍人很好，話不多，有很多朋友，經常在這個朋友家裡喝茶喝一晚上，再到另一個朋友家裡轉轉，然后回家睡覺。

　　“本科一、二、三年級時，王澍學習很用功，對每一次作業都非常認真，這可從他的作業圖紙看出來。美術課上，他做的練習明顯會比別人多很多。從三年級開始，王澍的建筑設計能力（課）開始拔尖。大四時，他的作品中開始富有創造性的東西，老師給的分數很高。”研究生畢業后，王澍的思想開始慢慢發生變化。“他對自己專業的理解表現在行動上。”王靜說。那時，周圍學生都住宿舍，但王澍卻租住在農民屋子裡，當時學校不允許，還專門派老師勸說。“不出一會兒，老師就被王澍說服了。”王澍的執著體現在觀念上，他的畢業論文第一次未通過，沒拿到學位，后來補發。“他當年的論文在今天來看，可能通過還是有些困難。但在那種情況下，王澍依然血氣方剛，堅持自己的觀點，很難能可貴。”

　　在王靜的記憶中，王澍從學生時代起便經常做關於空間、傳統文化的練習。“他的作品裡有很深厚的文化功底，當然功夫不是一天兩天打下來的。”對於王澍獲獎，王靜認為，歷屆“普利茲克”獎獲得者年齡都偏大，且有大量作品，但王澍的相對少一些。也正是能看出：民族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正逐漸受重視，西方在關注東方，“他們需要在中國找一個建筑界的代表人物。”

　　雖然有近30年沒見王澍，但楊濤的腦中對他的印象依然深刻。二人的相識在課余生活中。本科時，學校鼓勵學生全面發展，倡導實踐活動。王澍是積極分子，組建了當時的東南大學科協，“他當時是科協秘書長，主辦一本大學生科協刊物，所需的科技論文都是王澍籌備稿子。”

　　與一般年輕人不同，王澍酷愛讀書到了極致。他對建筑哲學研究頗深，宿舍的書架、床上都是書，“他的獲獎是厚積薄發的結果。”楊濤說。

　　大二時，有一次作業是設計仙岳賓館，王澍用后現代手法，用血紅血紅的顏色表達，“老師當時覺得他的設計很有意思，想把這個房子蓋出來，但后來沒蓋出來。”現任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院長王建國回憶。

　　王澍的成功，也是源於在正確的時機遇到了伯樂。幾年前做象山校區，周圍的意見和看法足以讓他放棄，但中國美院院長許江把象山校區、寧波博物館交給王澍規劃。“許江對王澍有很大的欣賞，異議不絕於耳。”在王建國的印象中，平日王澍常去現場看建筑，因為房子和其它東西不同，人的主觀評價很重要。“王澍總是不按常規的想法做事，建筑與文化、藝術的屬性不同，文字與藝術上的涵義也不同。”

　　2012年，王澍回學校做報告，文章題目叫《差異的世界》。文中提到，古語有“禮失求諸野”，即是指我們每一次中國城市上出現劇烈變化時，唯一的文化復興方式都需要到鄉村把它重新尋找回來。不管如何，“我們採取粗暴的方式粗暴地破壞山水，就說明文化的精神內核有崩坍的危險。我們熟視無睹，在高速公路上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狀態。文化甚至開始從鄉村退場，不是最近發生的，從過去的100多年開始，隨著西學進入中國，整個這樣的過程就開始發生了，文化存在狀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王澍對此有著深深地擔憂——

　　從杭州市的鼓樓出發，沿著中山中路向北走，踩著青石板，在不同的景象裡來回穿梭。始建於唐代的清真寺，明朝的老宅子，清末的教堂，民國的藥鋪、銀行，還有當代最普通的公寓樓比鄰而居。一路上，流水淙淙的溝渠與窄窄的街道相伴。

　　這裡，曾是南宋皇帝朝拜祖宗的專用街道。2007年改造前破敗不堪，一位官員直言這就是堆破爛。但因地處市中心，拆遷成本巨大，政府討論了6年都定不下方案。最終這件事落到了王澍手裡。

　　他接手前提出的第一條要求便是不能強制拆遷，願意留下的居民都留下，不願留的也要就近置換。在王澍看來，絕不能簡單地用“有沒有住過名人”、“有沒有發生過著名事件”作拆除與否的依據。“中國建筑文明並不是個別名人和歷史事件構成的，普遍意義上的大眾生活才構成文化的根基。”

　　武斷地拆除房子，是在城市的版圖中抹掉曾經的記憶。這種可怕地集體失憶讓王澍倍感恐懼，他想用自己的作品將記憶召回。

　　2001年，寧波老外灘開始舊城改造。王澍和許江來到寧波港口，看著那座建於20世紀70年代的航運大樓，內心澎湃。無數的寧波人從這裡出發去跑上海，闖世界，這個廢棄許久的客運中心在很多人的人生節點上留下過印記。

　　他們在大風中給寧波市委書記寫信，要求保留碼頭，把這座大樓改造成美術館。王澍說：“1970年代的建筑，也是城市歷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不能說它就應該拆掉，殖民地的房子就應該留下。”至今，航運大樓那座高高的燈塔還在為每個夜航人亮起。

　　寧波的舊城改造在隨后的10年裡依然轟轟烈烈。王澍開始建寧波博物館時，周邊的30個村子已經拆了29個半。

　　據說，寧波博物館開館第一天，訪問人數直接突破預計的三倍多，市民的熱情連續數月不絕，還有不少人多次來訪。71歲的市民林小春每次都坐一個多小時的公交車來，還帶了許多親友來看。“這個建筑外形很奇怪，不過又看著很熟悉。這些磚瓦就像我家原來的房子，還有這外形讓我想起了農村篩稻谷的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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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對他的了解，得獎對他而言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童明、王澍好友

　　據說，王澍的朋友，遍布全國各地。朋友們聚在一起，聊的都是關於設計和建筑教學，很少品評人物，也很少聊社會上的熱門話題。王澍和董豫贛、童明、葛明幾位，非常要好。他們幾位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對設計與園林很執著。由於每個人研究的領域有所不同，往往可以相互補充。

　　在做象山校區之前，王澍的項目經驗並不多，加之助手很少，所以很辛苦。董豫贛體會到老友的難處，趕往杭州看望王澍。酷熱的夏天，在南山區一座正在拆遷的房子裡，王澍和董豫贛一起工作著。房內沒有空調，窗子已經被拆掉了，一層層地熱浪如潮水般涌進屋內。董豫贛對電腦知識也知之甚少，但比“電腦盲”王澍技高一籌。王澍描述心中的構想，董豫贛艱難地用電腦畫圖。這忙碌著的兩個人，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構成了一幅詼諧的畫面。

　　葛明曾和王澍一道去紐約、波士頓、奧地利等地開會。與枯燥地聽報告相比，王澍更喜歡看房子。每次發言一結束，王澍就溜出去。2007年，王澍在維也納參觀，看得興奮了，不料將照相機丟失。他心疼不已，相機裡有剛剛拍的上百張照片。

　　“在建筑領域內得到世界的認同，除了包含艱辛的技術性工作，更大的意義是中國文化在世界的一種立足。”童明說。

　　中國美術學院一樓中庭矗立著著名建筑家楊廷寶、劉敦楨和童寯三老的雕塑，進門兩邊貼著各種學術信息，最大的一張是日本建筑大師安藤忠雄的講座海報。安藤忠雄也是“普利茲克”獎的獲得者，獲獎時間在1995年他54歲的時候。不過，最醒目的不是這張海報，而是挨著它的一張大紅喜報：“熱烈祝賀我院杰出校友王澍教授榮獲建筑學最高獎普利茲克獎”。

　　時間恍若又回到一年前——

　　在東南大學網站新聞裡有著詳細的介紹：“王澍教授1963年出生，是東南大學（原南京工學院）建筑系81級本科生，85級碩士生，導師為著名建筑學家齊康院士。他在學期間表現突出，現為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此次獲獎之前已獲國際建筑界的法蘭西建筑學院金獎，哈佛大學建筑學院最高講席教授等殊榮。王澍教授榮獲這一獎項是我國建筑界迄今為止所獲得的最高榮譽，他是東南大學的驕傲。”

　　這則信息的撰寫者，葛明用“一片歡騰”形容消息傳到母校時的情景。“普利茲克建筑獎創立至今，全球有30多人獲獎，其中有10人已經去世，另外20多人中，有一大半得獎時已是六七十歲。王澍才49歲，這個獎對於他來說不是終點而是起點。他還會繼續奉獻重要的作品和思想給當代建筑學。”葛明說。

(來源: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