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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習作扯下了粉飾中國戲劇的外衣 ★涵養心靈的幽默反抗文化的貧瘠———
居於主流和邊緣之間的校園戲劇，常常因稚嫩和理想主義被忽略甚至被恥笑，但一部《蔣公的面子》為象牙塔內的追戲人掙足了面子。無論是大三學生的習作扯下了粉飾中國戲劇的外衣，還是涵養心靈的文人幽默擊碎了充斥熒屏的低俗包袱，抑或聯手商業運作有血性的反抗文化的貧瘠，《蔣公的面子》留給當代文化以及思想界的辯題遠遠超出了一部校園戲劇所能承受之重。
今晚，該劇在北京的六場演出將在海澱劇院落幕，但61場的數字仍將繼續狂奔。昨天，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導演呂效平與北大師生展開對話。劇中三位教授的辯論可謂字字珠璣，而該劇給現實拋出的辯題也同樣觸摸到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底色。
辯題一
在與北大師生座談前，呂效平教授用“在北大演出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來形容自己此刻的心境，這究竟是名校間的惺惺相惜，還是在討好北大師生？
北大藝術學院影視藝術系副教授顧春芳替呂效平教授回答了這個問題。“很多年，中國話劇都在尋求自己的精神家園，而這出戲恰恰引領戲劇回歸了精神故鄉，因為校園戲劇或者說學生戲劇是中國話劇真正的故鄉，很多重要的歷史時期，學生戲劇往往能夠承擔在一種困境中新思潮搖籃的責任。因而在北大和南大這樣具有深厚人文底蘊的學府中，社會啟蒙的色彩理應更濃一些。”在顧春芳看來，《蔣公的面子》實際是在尋求一個源流，尋求知識分子自我身份的確証。“一出大三學生的習作能夠產生如此的效應，足見中國戲劇創作是何等的飢渴。”
辯題二
在北京的首場演出，呂效平謝幕時提及該劇被去年“校園戲劇節”拒之門外一事近幾日成了網絡熱議的話題，支持者言辭激烈，矛頭直指政策體制，也有人認為呂效平是借機泄私憤，發泄積郁已久的怨氣。
創作之初從未想過這出戲有如此之大市場潛能的呂效平，將該劇的成功歸結為戲劇本身的力量。“去年在南大的首演，10場之后開始欲罷不能，一再加演，在一次酒后我稀裡糊涂答應一位房地產商做商演后曾經極其后悔，但沒承想在1200人的南京紫金大戲院創造了近20年來南京最好的劇場秩序。如果說這出戲促成了大學生存空間與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對話是偶然為之，那麼在這背后其實有一個必然的對話，就是這出戲與當下中國戲劇生產制度的對話。”幾年前，同樣是呂效平帶領南大學生創作的《人民公敵事件》，南京藝術學院曾經想購買劇本版權排演參評“五個一工程”，“當時他們從北京請來專家對劇本修改提意見，這種做法的潛台詞是這些專家都是‘五個一工程’的評委，他們在參與劇本修改時是有勞務的，真正評獎時他們就會面臨對自己拿了錢參與創作的劇本如何投票的問題。很多人認為我在講述這個戲沒能入圍‘校園戲劇節’是帶著一腔憤怒，其實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備被人家淘汰，說那番話的用意只是想表明我們做戲是要與所謂的主流對話，是想與國家化的戲劇生產制度對話，國家文化部門不能成為創作的主體，藝術必須是藝術家個人的、詩意的東西。”
辯題三
《蔣公的面子》問世后，雖然口碑早已通過網絡北上跨過了長江，但業界和學界毀譽參半的兩極反饋一路伴隨其走進京城。學界評價極高，而業界卻有不少質疑，極端的看法是該劇沒有導演、沒有表演、沒有舞美，甚至劇本情節枯燥，感覺似相聲。
在呂效平看來，“如果從這個戲導演、表演、舞美等方面挑毛病，我們的解釋或許有為自己辯護之嫌，那麼對於劇本的批評恐怕是緣於戲劇界自身的誤解。早期電影電視出現后，戲劇界曾經高度焦慮，波蘭戲劇家格羅托夫斯基曾經說過‘戲劇的最大魅力在於演員與觀眾的這種互動’，后來彼得·布魯克將這個理論深化后提出了‘一個人在另一個人的注視下走過一段空的空間就出現了戲劇’。這句話當然是有破綻的，什麼是戲？什麼不是戲？但是將戲劇性的表演和非戲劇性的表演區分開的不是別的，正是文學。很多年，西方世界在尋找戲劇出路時不僅找到了劇場的路，也找到了文學的路。但是中國戲劇界隻看到了導表演的路，對文學似乎一無所知。很多年，《雷雨》的演出僅僅停留在文化身份的認同上，各種版本的演出，常常是劇場呼嚕聲四起，但謝幕后觀眾卻以看了一場《雷雨》為榮，很少有人能忽略這種身份的認同而接受其中的詩意。幾十年來我們讓電視劇調教得對情節已經見怪不怪了，在很多人看來，《雷雨》無非就是亂倫，所以在劇場做情節根本就不可能。而西方戲劇卻找到了放棄情節，簡化情節，讓靈魂在火上烤。《蔣公的面子》就是這樣一出戲，放棄情節，放大靈魂的煎熬，在藝術上可能放棄了很多，但在文學上還有一點價值。”文/本報記者 郭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