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國家歷史地圖集"每幅圖都付出艱辛的勞動

圖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

圖2:譚其驤主編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

　　圖3:1988年1月26日，歷史地圖集編委會於北京合影(前排左二為譚其驤、后排右三為鄒逸麟)

　　編者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這冊大書正如它的名字一般，厚重、古朴。作為全面反映我國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各方面發展的著作，歲末年初面世的《圖集》(第一冊)凝結了100余位學者30年的研究成果，這其中還有很多已經故去的前輩學人:譚其驤、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獨健……在歷史地理研究領域，歷史地圖是如何編纂的？《圖集》對學術研究將產生怎樣的影響？記者對《圖集》總編纂助理，八、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鄒逸麟進行了專訪。

　　展現豐富的、延綿不斷的中華歷史

　　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1982年成立編委會，您很早就參加了相關的籌備工作，請您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動因是什麼？

　　答:全世界有許多國家有國家地圖集，它代表一個國家的自然和人文科學的最高水平。編纂國家地圖集是1956年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的重大科研項目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是五種國家地圖集(含自然、普通、經濟、農業、歷史)中的一種，前四種已由中國地圖出版社在上世紀90年代陸續出版。1981年，國家決定編纂《國家歷史地圖集》，同時指定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1982年歷史地圖集編委會成立，由張友漁任主任，譚其驤、夏鼐、侯仁之、史念海、翁獨健任副主任，譚其驤為總編纂。秘書長為高德，編委19人，在莫干山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我作為編委之一，參加了這次會議，討論了圖集的框架、圖組分類和圖目的初稿。

　　問:《國家歷史地圖集》涵蓋面十分廣泛，在您看來，它的突出特點是什麼？

　　答:《國家歷史地圖集》全面反映我國歷史時期自然和人文各方面地理演變的信息，涵蓋了自然和人文的各個方面，其突出的特點是其內容的廣泛性、豐富性、完整性、全面性和系統性。如圖集分為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遺址、氣候、自然災害、地貌、沙漠、植被、動物、史前遺址、遠古傳說時代、夏商周遺址、疆域政區、農牧、工礦、交通、文化、宗教、古代戰爭、近代戰爭等21個圖組，分三冊，1300多幅圖，目前出版的是第一冊。我國歷史時期各種要素的地理變化的信息幾乎都可在此圖集中找到答案。

　　問:歷史地圖集對於我們國家，尤其對於當下有怎樣的意義？能否簡單介紹一下國外在這方面的情況？

　　答:《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出版，反映了歷史地理領域內各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我國最新的制圖技術，是一個開創性的學術工程。因此也是向世界顯示我國的學術水平，對當前我國學術、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大意義。通過圖集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具有世界上任何國家所沒有的如此豐富和延綿不斷的歷史文獻記錄。世界上其他國家，如英國都編過歷史地圖集，其內容還包括世界或歐洲的，但歷史時期沒有我們長，內容也沒有我們豐富。正如譚其驤先生所說:“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浩瀚的典籍和實物資料，使我們有可能編纂一部內容翔實、豐富多彩的大型歷史地圖集。這是別的國家想編而無法實現的。”

　　每一幅地圖背后都是艱巨的勞動

　　問:《國家歷史地圖集》以譚其驤先生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基礎，兩部圖集您都參與其中，兩者是否有學術上的傳承關系？

　　答: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一套八冊的歷史普通地圖集，內容以歷代疆域和政區為主，歷代縣級及以上各級政區均有表示，並有一部分縣級以下小地名，共有地名7萬余個，輔以主要山川為框架，這是一切歷史地圖集的基礎。《國家歷史地圖集》就是以《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基礎，將歷史時期一切自然和人文地理變化的要素反映在這一套以疆域政區為主的歷史地圖上。比如在文化方面，我們有明清以來狀元數量的地理分布圖、唐宋以來藏書樓分布圖、民國初年高等學校分布圖、多種民間戲曲分布狀況圖等等。而宗教發展也可在不同歷史時期佛教寺廟分布圖中看到。因為歷史時期一切地理要素都依附在一定時期的政區和地名上，如果沒有《中國歷史地圖集》，《國家歷史地圖集》是根本沒法編制的。

　　問:能以地圖的方式看到如此豐富的歷史信息，無疑令人欣喜。但在這背后，從收集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到研究分析，再到繪圖，是一個嚴謹的學術過程，更何況這部圖集的內容篇幅之大，從學者的角度來說，問題和困難有哪些？

　　答: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用文字表達與用地圖表達，有較大的差別。地圖是通過點、線、面來反映內容的，每一個點、線、面都要有明確出處。同時這本圖集還有一個突出特點:許多圖幅都採用古今對照的方法，要將歷史文獻信息准確地在今天的地圖上表現出來。用地圖的形式反映歷史地理信息比文字精確程度要高得多。例如，考証一個古地名在今某地名的“東”，或“東三十裡”。就文字而言，已經是很精確了。但當繪制地圖時發現“東三十裡”剛好有一條河流，那麼這個古地名，應該在河流的東岸還是西岸？又需要進一步考証。又例如，講歷史上民族分布，如果用文字表達，說這個民族在歷史上“分布於今山西省北部”，就可以了。但是繪制地圖，則必須要弄清山西省北部的北面界線在哪裡？南面的界線在哪裡？否則無法著色，或畫界線。因此還需進一步考訂這一民族比較精確的分布地。可見，繪制歷史地圖要比單寫文字工作量要大得多，每一幅地圖都要作者付出巨大而艱辛的勞動。我在繪制《北宋時期黃河下游變遷圖》時，首先就要考訂大量的歷史文獻信息，得到河流走向的准確結論。然后還要查大比例尺的地圖，看這條河流的走向是否與今天的地貌符合，從而能夠准確展示出地貌的變化。整個工作很細致，有時候一幅圖很不順利，可能要耗去幾個月的時間。城市遺址圖要求就更高了，比如將明清時代北京城內的胡同與今天北京城的胡同、街道對核起來，其精確程度可以想見。我們知道今天很多胡同已經消失，有的胡同可能現在就是一條大馬路，怎麼在今天的地圖上准確標示出明清時代的北京胡同？學者們除了文獻的搜集，分析明清、近代等不同時期的變化外，還要做大量的實地考察。他們就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裡反復轉，力求能夠做到最精准。

　　問:《國家歷史地圖集》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重要著作，作為一個基礎性的著作，它對於學術發展有什麼作用？

　　答:《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出版，與當年《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一樣，是我國歷史地理學發展的裡程碑著作。因為以往從來沒有一部這麼全面反映各種歷史地理信息的地圖集，集中反映了我國歷史地理各領域的最新成果。今后有關歷史地理各要素的研究，均可以此為基礎，作進一步的深入和發展。不僅如此，我前面說到，圖集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考古遺址、文化發展、人口分布等等，所以對於廣義的歷史文化研究都提供了很好的基礎。比如圖集裡關於藏書樓的分布圖，近代的公共圖書館通常是在藏書比較豐富的地區發展起來的，從中可以找到公共圖書館發展的線索，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公共圖書館發展狀況。這種對學術創新的啟發作用是很寶貴的。

　　探索還在繼續

　　問:您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時，曾提交過關於《國家歷史地圖集》的提案，能說說具體的情況麼？

　　答:其實早在1980年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上，由曾世英、史念海、周立三、武衡等17位政協委員提交了《國家地圖集應列入國家規劃，組織編纂和公開出版》的第217號提案，引發了1981年5月13日國務院領導正式批准的編纂出版國家地圖集重大工程的啟動。歷史地圖集是由全國有關高校和科研機構百余位專家，花了20余年時通力協作下完成的，但一直面臨著經費困難的問題。之后由於財力上支持嚴重不足，導致制印出版工作一度出現了停滯。我在2005年十屆政協三次會議上提交了《關於提請國務院有關部門給予搶救性撥款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出版的提案》，由民盟提交到中央，獲得了財政部的一些經費支持。《國家歷史地圖集》這樣大型的學術工程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

　　問:說說編纂《國家歷史地圖集》過程中，您印象深刻的事或片段。

　　答:在開始開展工作時，圖組的分類，各圖組大體內容，各圖組的目錄，質量要求，都經過譚先生的審定，他都有過很重要的意見。加班加點、辛苦工作自是不用說了。在圖集編纂過程中，某一圖組的內部問題，往往由圖組組長決定和負責，討論得比較多的是跨圖組的一些圖幅如何歸屬問題。例如，先秦時期一些圖幅究竟應該歸考古圖組，還是歸古代史圖組，看法不一。今圖底圖應不應該有地形，可以不可以用暈渲表示，是否涉及保密？等等。在這個過程中，就有很多東西大家看法不一樣，怎麼解決？你知道，學術問題不是靠投票決定，多數壓倒少數，也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而圖集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每個圖組的組長雖是該領域大家，但也不能說就什麼問題、別的領域的問題都有深入研究，所以經常要討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通信交流不像現在用email這麼方便，並且學者們分散各地，也不可能經常面對面開會討論，隻能靠信件往來，我們那時候寫了很多很多的信。現在想想，真是不容易。

　　問:《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第二、三冊還在等待出版中，您現在的工作情況是什麼樣的？

　　答:第二、三冊的稿子都有了，但是由於時隔已久，還需請有關作者作進一步查對近十來年的研究成果，以便及時對地圖進行改進更新。因為十年間很多領域都有重要的新成果，比如新的考古遺址發現等等，需要對地圖進行相應的修改。另外，第二分冊有疆域部分，有必要提請有關部門審查。可見要正式出版，還需待時日。這些工作非常龐雜，可以說我現在心裡還沒有底。我們作為總編纂助理的三人(林甘泉、高德和我)，准備五一后開會專門研究二三冊付印前的一些編輯問題。

　　問:一部《國家歷史地圖集》30多年，如果加上《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有60年，一大批學者為此默默奉獻堅守，您已是近80高齡，這麼多年的努力，有怎樣的感受？

　　答:參與《國家歷史地圖集》的單位有10余個，參加者有100余人，所以圖集的組織、聯系和協調工作是很繁重的任務。1982年開始，我擔承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副所長(譚先生是所長)。因為譚先生是總編纂，我們所自然成為主編單位，編輯室也設在我所。我又是編委。因此，《國家歷史地圖集》的許多組織、聯系和協調工作，實際是由我協助編輯室主任一起來做的。1986年我任所長后，任務更重了。我除了聯系整個圖集的工作外，還參與疆域政區和地貌圖組圖稿的編繪和審閱工作。在工作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如此大規模的集體項目，組織、聯系、協調工作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吃力的工作，但要按時完成這類項目，這類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我從1957年初開始，就隨譚師參加《中國歷史地圖集》工作，圖集八冊全部出版是1987年。其間當然還參加許多其他項目，總的來說，前后30年。《國家歷史地圖集》從1982年第一次編委會開始，至今2013年剛出第一冊，前后也是30年。其間實際上停滯了10余年。還有兩冊要出齊，估計還得三五年。我今年虛歲80了，人生有幾個30年？我還算幸運，許多參加者還沒能看到第一冊。這說明做一些大型科研項目是很難的。一則這類項目本身難度較大，是需要花很長時期。二則我們的科研管理體制上，還存在不少問題。現在經費已經不是問題了。但是如何使一批科研工作者長期齊心大協作，還需要在管理方面有進一步的探索和新的措施。謝穎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