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文學家要做正能量的發現者和傳遞者

　　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高建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陸建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劉躍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黨聖元（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

　　閱讀提示

　　●文學反映現實，不是客觀物理再現，中間必然經過作家的主觀選擇、價值評判、風格著染，帶有不可剔除的主觀色彩。文學作品最終呈現出的能量是積極還是消極，不在於表現對象本身，而是取決於作家本人

　　●文學是筑夢的事業。夢想不等於現實，也替代不了現實，現實可能依然難如人意。但是，有夢想就會誕生希望和力量，就會衍生出改變現實的動力。讓夢想照亮現實，讓夢想成為前行的燈塔。這樣的文學，才是正能量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所謂翻天覆地、滄海桑田。我們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戰勝了多少挑戰？闖過了多少難關？經歷了哪些艱辛和歡悅？積累了哪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用自己的行動寫出了時代的史詩，而文學家的史詩卻很難見到。時代需要史詩般的偉大作品，中國當下的文學虧欠了時代

　　●文學應該用偉大的思想和昂揚的激情提升、引領讀者。這種提升和引領，也許沒有幽默滑稽來得輕鬆愉快，但惟其如此，文學的意義才更加凸顯，文學家的價值才得以呈現

　　●文學要“有補於世”“有輔於世”，要通過積極的反思與批判，對療治社會、人心之偏失起到“針砭”“藥石”的作用，從而“有補”於社會淨化，“有輔”於全民族精神道德素質的提高

　　張江：在社會發展演進過程中，文學從無到有，由粗入精，不斷繁榮盛大。人類之所以創造文學，並在漫長歷程中精心守候、戮力發展，在物質生活極端貧困的境況下不棄不離，使它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最終成為體制完備的藝術門類，根本原因是什麼？因為文學承載和傳遞了正能量。文學中的正能量催人奮進、引人向上，讓人類得到心靈的淨化、精神的陶冶，引領和推動人類自身及社會不斷進步。這是文學社會學的基本常識，也是文學安身立命之本。時至今日，學科地位的固化和各種現實因素的誘惑，讓許多人忘記了這個原點問題，一些作家熱衷展示和傳播各種消極因素，宣揚和縱容負能量，給文學的存在和發展帶來致命傷害。我們疑慮的是，人類創造文學本意是以此壓抑自己，陰郁、沮喪、無望地度日嗎？如果沒有了正能量，人類還需要文學嗎？文學還能夠存在嗎？

　　“負能量”在蔓延

　　高建平：應該說，古往今來，絕大多數文學都在傳遞正能量。這些文學作品，讀后給人溫暖和教益，教人向上向善，讓人即便身處逆境，也能感知光明，看到希望，獲得面對生活的勇氣和開拓未來的銳氣。這就是文學的正能量。但有些作品正好相反。它們不是勸人向上向善，而是向下向惡，示人以卑劣、凶殘、惡毒。這樣的作品，不能激發力量、砥礪精神，反而消磨意志、誘人沉淪。人類本性中既有形而上的追求，也有形而下的趣味，正能量的文學點燃人類魂靈之輝光，負能量的文學則放大晦暗與低俗。正能量文學輸出善意和力量，促進社會和諧，推動時代進步﹔負能量文學釋放毒素和陰霾，腐蝕世道人心，敗壞社會風氣。

　　當下，負能量在文學創作中大有蔓延之勢，並幻化為各種形態。有人篤信文學就是寫“自我”。於是在作品中將“自我”無限放大，而這個“自我”，又大多是一個對世界充滿敵意的病態“自我”。個人的小挫折、小傷痛被夸張演繹成滔滔洪水，通篇都是懷才不遇、生不逢時，對世界充滿抱怨。有一些人將道聽途說的各種負面新聞直接拼貼到作品中，極力渲染社會的冷漠和人的無助，宣泄頹廢厭世的情緒。更有人以欣賞的筆調極寫人性之惡，將人生描繪成一場人對人的戰爭。沒有親情友情，沒有忠誠信任，隻有爾虞我詐，輕至小聰明、小算計，重至巧設陷阱，害人為樂。

　　但頗為奇怪的是，這種傳播負能量的文學眼下很有市場，甚至被一些作家、批評家追捧，冠之以深刻、真實、現代等溢美之詞。而弘揚正能量的作品，反被斥為膚淺、俗套、過時。對於這種趨向，不能不引起重視。

　　表達取決於心態

　　張江：有人可能會說，負能量作品的出現，根源不在作家，而在社會。現實的種種不堪、沉重和丑惡現象，催生了文學中的負能量，畢竟文學是現實的反映。這種觀點貌似有一定道理，仔細辨識就會發現問題。文學反映現實，不是客觀物理再現，中間必然經過作家的主觀選擇、價值評判、風格著染，帶有不可剔除的主觀色彩。文學作品最終呈現出的能量是積極還是消極，不在於表現對象本身，而是取決於作家本人。

　　陸建德：這種觀點可謂一語中的。我舉個例子。陸游的《卜算子·詠梅》人所熟知。“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 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隻有香如故。”不可否認，這是一首好詞，堪稱上品。它借用比興手法傳達出的高潔志向和堅定信念也令人感佩。但是，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在詞人眼中，風雨中的寒梅頗為蒼涼、孤獨、寂寞、愁苦，自悼自傷，格調悲愴。

　　同樣是詠梅，同樣的詞牌，到了毛澤東的筆下，卻完全是另外一番氣象。“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隻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孤苦、哀怨、頹唐之氣一掃而光，呈現出的是十足的樂觀、積極、向上的格調，創造出一種新的景觀與氣象，令人嘆為觀止。

　　面對同一種事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是手法、技巧、藝術修養問題嗎？不是。根本原因是創作者個人的心態、情懷和境界不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過：“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一束寒梅，迎風綻放。陸游看到的是孤傲和悲愴，毛澤東看到的則是奉獻和樂觀。這就是作家主觀情感的差異。在現實中也是如此。生活在同一空間，面對同一個世界，為什麼有的作家筆下生機勃勃、陽光四射，而有的作家筆下卻灰暗蕭索、陰雨綿綿？一個人若心態失衡、境界狹仄，再美妙的現實在其眼中也暗淡無光﹔反之，心態積極、境界高遠，即便身處逆境也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當然，每個人都有以自己的觀點和心態看取世界的自由，也有表達自己對世界獨特看法的權利。但是，一旦他成為一個作家，我們對他的要求就不再等同於常人。一定意義上說，作家是一個思想和情緒的發散場、輻射源，作家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表達自己對世界的認知，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讀者，感染著千千萬萬的受眾。作為一個作家，一個以塑造人的靈魂為職責的人，他創作的目的，到底是讓人感受到光明和溫暖，還是將人拉到陰暗處，讓心靈變得狹仄和冷漠？答案不言而喻。

　　文學是筑夢的事業。夢想不等於現實，也替代不了現實，現實可能依然難如人意。但是，有夢想就會誕生希望和力量，就會衍生出改變現實的動力。讓夢想照亮現實，讓夢想成為前行的燈塔。這樣的文學，才是正能量。

　　時代和文學都要“大敘事”

　　張江：這些年的文學理論中，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要解構“宏大敘事”。有人甚至抱定這樣一種認識，認為“宏大敘事”是落后的創作觀念，“后現代”，“小敘事”，纖細的個體和自我才是文學的正宗。宏大敘事過時了嗎？放眼時代，人類不斷開創著偉大的事業，生活朝氣蓬勃地前進，奮斗向上的精神演繹著宏偉闊大的生命。大江東去是生活的主流，承載著共生的世界和人生。文學不僅是欣賞和娛樂，它也要給人感奮和動力。“宏大敘事”不會過時，文學必須有史詩般的恢弘巨制。

　　劉躍進：生活是多樣的，文學也是多樣的。在文學中，既需要“小敘事”，也需要“大敘事”。“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是陶淵明眼中的美景﹔“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是曹操心中的氣魄。“楊柳岸，曉風殘月”代表著一種思緒﹔“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又是一種心情。它們都是美的。但是，有沒有境界和情懷的高低之分？很明顯，曹操和蘇東坡展現了國家與民族的情懷，是奮斗的向上的不屈的精神和氣概﹔陶淵明和柳永哀唱了個人與私我的愁緒，是落寞的慵散的無奈的嘆息和傷感。

　　我堅持認為，文學要反映時代。時代需要宏大敘事。文學史上，無數文學作品，正因為反映了時代，才有了大的氣象，才成為永不磨滅的經典。杜甫的詩，唱安史之亂前后盛唐社會盛極而衰的社會遞變，由此有理由稱為“詩史”﹔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創作，關切百姓民生，細小處入筆，才拓出一番宏大氣象。曹雪芹寫的家族命運卻與社會制度相聯，筆觸極深。現代文學史上的魯、郭、茅、巴、老、曹等經典作家，更是將自己的思考與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對人民的命運極盡關注，他們的作品，貫穿著鮮明的時代意識，追隨著民族解放的步伐和共和國的成長，教育了幾代人，號召了幾代人，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創造和建構中發揮了難以替代的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所謂翻天覆地、滄海桑田。我們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戰勝了多少挑戰？闖過了多少難關？經歷了哪些艱辛和歡悅？積累了哪些經驗和教訓？中國人民用自己的行動寫出了時代的史詩，而相應的文學家的史詩卻很難見到。時代需要史詩般的偉大作品。中國當下的文學虧欠了時代。

　　崇高之美尤珍貴

　　張江：“宏大敘事”和美學的“崇高”聯系在一起。這些年來，“崇高”之美在文學中日漸稀薄，文壇更多充斥的是調侃、反諷和“小清新”。我們主張風格的多樣化，但是，刻意遠離“崇高”，或者用“惡搞”替代“崇高”，最終導致“崇高”的消解，我們不贊成。

　　高建平：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們的精神享受成為需要﹔社會包容度的增加，為純娛樂作品提供了空間。市場中的低級趣味，讓一些人為名為利趨之若?。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作家覺得今天的文學不需要崇高了，隻要輕鬆幽默地制造快樂即可。於是有了各種各樣的調侃、惡搞、戲說。

　　文學可以多樣，也應該多樣。百花齊放，就是作家藝術家揮洒各自的創意。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壓力下，有些作品博人一笑，讓緊張的神經鬆弛一下，或者來一點“雞湯”，慰藉一下心靈，也是好事。但是，如果文學僅僅滿足於輕鬆幽默，甚至油腔滑調，這個民族的文學將難有前途。當下有這樣一種現象，從文學到影視，到戲劇和小品，隻滿足於笑。不要深刻的內容，不要精彩的故事，不要厚重的歷史感，更不要高昂奮進的格調，隻要搞笑就好。這就有問題了。本來，能讓人笑是一種智慧，但如果失去內容，剩下的隻有笑，那就變成一種傻樂。

　　在舉世言歡、娛樂至上的時代，神聖而庄嚴的崇高之美尤為珍貴。在內涵上，崇高是一種偉大、雄渾、宏麗、非同凡俗的壯美。有人曾經提出崇高的五種構成要素，我們尤為看重庄嚴偉大的思想和壯懷激烈的情感。這種思想和情感，超越日常生活維度，讓人心靈獲得強烈撞擊和巨大震撼，內心升騰起庄嚴感和神聖感，精神世界由此得到提升。僅僅熱衷於幽默滑稽，把文學視為休閑娛樂之物，對壯麗崇高避之棄之，這是對文學，也是對作家自己的矮化。文學創作應該關注讀者需要，但不能一味取悅讀者，甚至用低俗的搞笑和調侃迎合讀者，文學更應該用偉大的思想和昂揚的激情提升、引領讀者。這種提升和引領，也許沒有幽默滑稽來得輕鬆愉快，但惟其如此，文學的意義才更加凸顯，文學家的價值才得以呈現。

　　文學代變，崇高不能丟。不能用流氣、痞氣、匪氣來解構崇高，不能用日常生活審美化來消解崇高。在中華民族傳統中，也有剛、大、聖的概念，中華民族以此為最高的審美范疇。我們還是需要這樣一種文學，它有震撼力，庄嚴而神聖，有敬畏之心。這才是真正偉大的文學。

　　積極的反思和批判也是正能量

　　張江：必須清楚一點，倡導文學要激發和傳遞正能量，絕不意味著要求文學隻能“歌頌”和“贊美”，而消解文學應有的反思與批判功能。對社會和人生進行積極而尖銳的反思與批判，也是文學正能量。關鍵在於作家怎樣反思和批判，目的是什麼，落腳點在哪裡。

　　黨聖元：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當我們提出“文學應該是正能量”這一命題時，可能會招來一種誤解或者攻訐，以為這是一味粉飾、頌揚現實，否定文學反思、批判的功能。這是曲解。我們祈盼文學的正能量，包括文學對生活的積極反思和批判。文學表現“大我”，以宏大敘事產生震撼﹔文學營造“崇高”，以理想之美淨化心靈。凡此種種，都應該而且必須包含著對歷史和現實、對社會和人生做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積極的反思與批判是正能量。中國傳統文論中有所謂“變風變雅”“美刺”“諷喻”“諷諫”“不平則鳴”等等主張，就是在主張文學的反思和批判功能。

　　事實上，文學史上因敢發盛世危言、敢敲警世之鐘而成就經典大作的例子舉不勝舉。但這有一個前提，即出發點要對，要站在堅持倡揚真善美的立場上鞭撻假惡丑﹔要立足於社會正義和良知，而不能立足個人的情仇私憤。針砭時弊，針針刺在世道人心的要害處，目的則是要救世，鞭撻丑惡的現象，將人們從麻痺中喚醒，又對光明充滿著向往。魯迅所代表的文學反思、批判精神，以其深刻、透徹、沉郁、入骨三分而愈發顯示出文學的正能量。而時下一些作品，尤其是一些歷史題材以及官場、宮廷、職場、家庭、婚戀題材的作品，嘴上說的是反黑，是批判，實際上卻是一味地逞意於歹毒、殘忍、陰損、偏狹等社會和人心畸形變態現象的展覽，由此發泄不滿乃至仇恨，比之於文學史上聲名狼藉的“黑幕小說”“穢筆之作”，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令人沮喪和反感的作品，不是在積極地反思和批判，而是在毒化人心、撕裂社會，是一種腐蝕人心的負能量。

　　文學要“有補於世”“有輔於世”，要通過積極的反思與批判，對療治社會、人心之偏失起到“針砭”“藥石”的作用，從而“有補”於社會淨化，“有輔”於全民族精神道德素質的提高。當然，人常有諱疾忌醫的一面，良藥苦口，這就看文學家的本領了，關鍵是藥方要開對，要對症施藥，是在扶正祛邪、固本滌穢，警醒、激奮人們向上，而不是賣假藥、拱虛火，更不能為了漁利而毒蝕天下人心。

　　張江：任何時代都是正負能量並存，但正能量永遠堅定地存在，永遠站在負能量的上風。正能量是時代發展、社會進步的核心力量。文學家要做正能量的發現者和傳遞者。文學家的眼光投向何處，興奮點落在哪裡，以什麼樣的心態面對生活和人心，決定了文學的底色。一個人胸懷闊大、正氣浩然，正能量一定是主導﹔一個人心胸狹隘、蠅營狗苟，下筆也難以磊落。“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文學家不僅要提高藝術水准，更要致力於精神的“清潔”，講情操、講境界、講高遠與宏闊。唯有如此，文學才擁有發現正能量的慧眼，才能形成弘揚和傳遞正能量的強大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