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談嚴復：是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人物(圖)

　　他留學英國，深刻系統地領悟了西方先進思想。他推行教育改革，引進西方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他翻譯《天演論》，將進化論引入中國，喚醒了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

　　留洋求新知

　　嚴復祖籍福州，其父繼承祖業，在鄉間就醫。幼年時期，他聰明早慧，其父將其送入私塾，希望能通過科舉考取功名。1866年，其父不幸因霍亂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隨之陷入了窘境。恰巧這時，左宗棠在福州創立的船政學堂招考學生。船政學堂初名“求實堂藝局”，這個學堂以較好的經濟待遇吸引了像嚴復一樣家境困難的讀書子弟。嚴復被任主考官的同鄉沈葆楨賞識，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從而跨進了洋務運動所造就的務實人才的行列。

　　在船政學堂，嚴復整整學習了5年時間，於1871年畢業，成績為最優等，其后被派到軍艦上實習和工作。嚴復作為福州船廠的學生於1877年啟程留學歐洲。他與薩鎮冰、劉步蟾等12人到達英國，分頭學習。嚴復先入抱士穆德學院學習，后又轉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深造，期間赴法國修學旅行。嚴復刻苦勤奮，在期末考試中取得優異成績，由於回國后要安排嚴復任教習一職，當時清朝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特批其在格林尼次海軍大學繼續留學一年，因此嚴復成為留英12人中唯一未曾登戰艦進行海軍訓練的人。

　　嚴復留英期間，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繁榮昌盛的時期。身處世界上最強盛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他在格林尼次海軍大學，不受海軍專業所限，主要學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筑海軍炮台諸學術”。此外還學習電學、化學、汽機、繪圖、炮彈情形等科目，而且“考課屢列優等”。嚴復十分羨慕處於全盛時期的英法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他學員上英艦實習的機會，獨自考察英國城市、議會、法院等運作情況，深入法庭“觀審聽獄”。郭嵩燾對嚴復極為賞識，曾評價說：“嚴又陵詰西洋學術之精深，而苦窮年莫能殫其業。”

　　推行教育改革

　　嚴復是中國新式教育的倡導者和力行者。他認為教育是治國之本，因而極力推行教育改革，灌輸新思想，培養新人才，為中國近代教育改革作出貢獻。

　　1879年嚴復從英國留學回國后，便在福建船政學堂任教習。他把在英國學到的海軍知識毫不保留地傳授給學生，培養優秀的海軍人才，深受學堂師生的歡迎。當時，李鴻章正著手籌建北洋水師，需要大量精通海軍專業的各類人才，福建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供不應求，為此，李鴻章決定在天津新創辦一所北洋水師學堂，就近培養人才。

　　1880年，北洋水師學堂成立，陳寶琛認為嚴復“器識宏通，天資高朗，可勝大任”，便向李鴻章極力推薦，讓嚴復出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一職，嚴復於福建船政學堂任教一年后便北上天津。身為總教習的嚴復將所學知識充分運用到北洋水師學堂中，在課程設置上有中文、英語、數學等，並安排一定課時的天文、測量、機器畫法、駕駛、操練等實踐性很強的科目，專聘外國教練教授西洋水師操法。李鴻章曾奏請獎勵該學堂，嚴復也於1888年從總教習升任會辦，1890年又升為總辦。直到1900年北洋水師學堂被迫停辦，嚴復在此主政達20年之久，共培養駕駛、管輪各六屆畢業生210名。在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中，“海軍學生為國死綏者殆半”，為民族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與此同時，1896年他奉李鴻章之命，在天津創辦俄文館，培養俄文翻譯人才，他兼任總辦，負責俄文館課程的設置、教師的聘請以及館內其他工作。也是在這一年，嚴復協助刑部主事張元濟在京師創辦並主持“通藝學堂”，曾兩次應約到學堂“考訂功課，講明學術”，講學內容為“西學源流旨趣”和“中西政教之大原”，由於內容新穎，連京城的很多官員都前去旁聽，感覺大開了眼界。

　　翻譯《天演論》

　　1894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強烈地刺激了嚴復的救亡圖存的激情和勇氣。嚴復為了喚起國民的危機意識，致力於著書辦報，抨擊封建專制和舊學，為維新派吶喊助威。然而“國之人於新理過於蒙昧”，百日維新很快走向失敗。為讓中國知識分子能真正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原著，他開始轉向了翻譯，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等。這些西方經典名著的翻譯，給國人帶來了極大的震動。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赫胥黎的《天演論》。

　　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首次將達爾文的進化論系統全面地介紹給國人。嚴復在譯文中或按語、或解釋、或評價，闡述著自己的觀點。他在書中闡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道理，援引進化論的觀點，批判中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思想，指出“天道變化，不主故常”，反對“任天而治”，號召國人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要發憤圖強。

　　嚴復希望通過翻譯西方的學術著作，從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方面來開啟民智、救亡圖存。他提出翻譯應有“信達雅”的標准。他的譯著在介紹西方學術思想的同時，鮮明地闡述自己的觀點，既傳播西學，又切中時弊，往往書出時“四方讀書之子爭購”。

　　他譯著的內容深深影響了近代各個階層。在馬克思主義未傳到中國以前，先進的思想家和熱血青年都接受了進化論的影響。胡適說：“自從《天演論》出版以后，中國學者才知道，（西方）除了槍炮兵船之外，還有精到的哲學思想供我們採用”，並將自己的名字從“胡洪?”改成“胡適之”。

　　毛澤東在回顧中國民主革命艱難曲折的歷程時說：“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這無疑是對嚴復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