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傳世詞作僅5首 《漁家傲·秋思》涉及戍邊

　　從宋仁宗慶歷元年(1041年)五月，53歲的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戶部員外郎身份，從耀州(今陝西耀縣)出知慶州(治今甘肅慶城)，后官復戶部郎中，又兼任環慶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成為環慶路最高行政和軍事長官，到慶歷二年(1042年)十一月，與同職的韓琦開府涇州(今甘肅涇川)，范仲淹在慶州知州任上前后共一年半時間。

　　在他三年多的戍邊生涯中，這一年半時間有著不尋常的經歷和情感體驗，並在他詩詞作品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范仲淹一生傳世詞作僅五首，其中一首就是寫慶州的，這就是著名的《漁家傲·秋思》﹔但僅收錄於《范仲淹全集》的詩就有300多首，其中寫慶州的隻有兩首，一首是《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一首是《城大順回道中作》。而且，這三首詩詞均寫於慶州，均涉及戍邊，可以說是他在慶州期間軍務活動留在文學中的印記。

　　1041年秋天：傷感的《漁家傲·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關於這首詞的創作地點，大部分研究人員認為在延州(今陝西延安)，也有人認為在涇州。慶陽市范仲淹研究會會長劉文戈先生經過多方論証，並於2001年、2010年先后發表兩篇考証文章，堅持認為寫於慶州，並得到了許多范仲淹研究專家的認同與引用。

　　這首詞是寫秋景的，必然寫於秋天。范仲淹戍邊三年多，經歷過三個秋天。第一個秋天在延州，第二個秋天在慶州，第三個秋天，初秋在慶州，暮秋在涇州。這首詞寫於哪一個秋天，與作者當時的心情密切相關。

　　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范仲淹以戶部郎中身份出知延州，這是他戍邊生涯的第一個秋天。

　　這一年的初春，宋夏發生了三川口之戰，宋軍大敗，延州原知州范雍貶知安州(今湖北安陸)。延州危在旦夕，但朝廷大臣均視延州為危途。一名叫做張存的大臣被任命為延州知州后，甚至以母年八十、素不知兵為由堅辭不任。這時，被貶在江南的范仲淹臨危不懼，自薦戍邊：“自薦老臣，固漸於漢將﹔誓平此賊，詎擬於唐賢？”(見范仲淹《延州謝上表》)

　　無疑，赴延州任職，范仲淹可謂“雄赳赳，氣昂昂”。到任后，他雄心勃勃，整編軍隊，加緊操練，收復失地，修建城壘，西夏有言：“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即指范雍。同時，也“野心勃勃”，通書西夏帝李元昊，勸其取消帝號，弭兵言和。所以，當時雖秋意正濃，但范仲淹是初到延州，又是自薦戍邊，他不消閑，更不消沉，所以不會發出“濁酒一杯家萬裡”“將軍白發征夫淚”這樣的感嘆。

　　但是，接下來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康定二年即慶歷元年(1041年)初春，朝廷內主戰派佔了上風，朝廷決定出兵討夏﹔范仲淹力主“以守為主”，連上三表極力反對，但最終無濟於事。結果，好水川之戰，宋兵又一次大敗而歸。

　　與此同時，元昊遣使回書，出言不遜，態度張狂。范仲淹當著使者的面焚毀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這一切，都被一些朝廷大臣抓住了把柄，認為他“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紛紛要求“嚴懲”范仲淹，有一位叫做宋庠的大臣甚至“請斬仲淹”。

　　一腔熱血到延州建功立業的范仲淹，在任職8個月之后，於慶歷元年三月被降為戶部員外郎，貶知耀州。

　　在耀州任職僅僅一個月之后，又於當年五月調知慶州。

　　耀州是小州，慶州是大州，而且在抵御西夏過程中，慶州和延州有著同樣重要的戰略地位。顯然，這一次調動，算是朝廷對范仲淹的寬恕，也流露出了想使用他的意思。

　　到慶州后，他立即奏請巡邊，與屬羌締結合約，訓練將士，整理邊務，忙忙碌碌，一轉眼又到了秋天。這是他戍邊生涯的第二個秋天。

　　雖然勤勤懇懇，盡職盡責，朝廷也於九月份恢復了他的戶部郎中之位，但因為此前戰事連連失利，邊疆形勢仍然吃緊。更重要的是，他的“以守為主”的策略還未完全形成，更不用說得到朝廷認可。他不想無所作為，但又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作為，所以憂心忡忡，白天吃不香，晚上睡不著，是所謂“歸無計”“人不寐”也。

　　這時的秋景，在他的眼中，自然是一片清冷，一片淒涼。其中心中的愁楚、傷感與蕭索秋色暗相呼應，自然就有了“濁酒一杯家萬裡”“將軍白發征夫淚” 的吟詠。

　　同時，劉文戈先生對古慶州城了如指掌，也曾多次前往陝西考察曾經的延州城。他說，延州、慶州，都是“塞下”，但有很多不同。一是山不同：延州城周圍的山，多是尖頂的，可以稱為“峰”﹔慶州城兩邊的山，是平頂的，才能稱作“嶂”。所謂“千嶂裡”，指的一定是慶州城。二是城不同：當時的延州城在今延安城區南面的溝壑中，跨溝而建，南北城門在溝底，東西城門在兩面山上，如此之城，稱之為“孤”十分勉強﹔慶州城建於北山延伸下來的高阜之上，兩水夾流，山銜水抱，四面城牆高聳峻拔，稱之為“孤”恰如其分，所謂“孤城閉”，指的也一定是慶州城。

　　所以，劉文戈先生認為，這首詞不僅寫於秋天，而且就寫於1041年在慶州的這個秋天。

　　1041年的秋天，對於范仲淹來說，是一個郁悶的秋天，一個糾結的秋天。

　　1042年秋，正是范仲淹“春風得意”的時候。四月份，朝廷頒詔，任命四路帥為觀察使，知慶州范仲淹為邠州(今陝西彬縣)觀察使。雖然觀察使是個虛職，但俸祿高於知州，是朝廷對有功者的獎賞。范仲淹連上三表，固辭不受，朝廷最終答應了他的請求﹔閏九月，朝廷任命紈子弟葛懷敏為統帥，宋軍又大敗於定川寨(今寧夏固原境內)，渭州、涇州危急，范仲淹由慶州出兵馳援，穩定了邊疆局勢，宋仁宗大喜過望，稱“吾固知仲淹可用也”，並為其加職進官，范仲淹不久便出將入相(1043年4月范仲淹入朝，7月任參知政事即副丞相)。所以，劉文戈先生說，1042年秋天，無論是在慶州，還是在涇州，范仲淹都沒有理由再說“燕然未勒歸無計”這樣的話了。

　　1041年冬天：樂觀的《依韻答梁堅運判見寄》

　　蔽野旌旗色，滿山笳吹聲。

　　功名早晚就，裴度亦書生。

　　慶歷元年十一月，范仲淹向朝廷上奏了《上攻守二策狀》，全面闡述了自己對西夏的應對策略。

　　在《攻議》中說：“大為城寨，以據其地，俟城寨堅完，當留士兵以守之。”又說：“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

　　在《守議》中，他從地理、兵制、供給三方面具體分析了夏宋形勢，“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邊面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裡不絕，國用民力，日以屈乏，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夷狄也。”最后得出結論：

　　臣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遠而民力不匱。

　　從這些論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范仲淹的戍邊策略基本形成，即以守為主，兼之以攻，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守﹔攻則宜取其近，不取其遠，以免長途奔襲而得不償失。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步步為營，積極防御。

　　《上攻守二策狀》寫好后，正逢他的朋友、陝西轉運司判官梁堅由慶州歸朝，於是托梁堅將其帶回東京(今河南省開封)，上報朝廷。

　　梁堅完成范仲淹所托之事后，給范仲淹寫了一封回信，並附寄了一首自己寫的詩。范仲淹看后，便以此詩相和。這個時候，正是慶歷元年的冬季。

　　詩的前兩句生動描述了宋夏戰場波瀾壯闊的景況，后兩句抒發在宋夏戰場上建功立業的豪情。

　　當年，范仲淹自薦知延州時，還沒有戍邊的經歷，有人認為他一介書生，不可能抵御西夏的入侵﹔同時，他主張以守為主，拒絕參與對西夏的主動攻擊，也被認為是一種懦弱的表現。

　　“攻守二策”是范仲淹長期實踐和思考的產物，上奏朝廷后，等於完成了自己的一樁心事，同時也增加了他對“主守”策略的信心，不再是 “燕然未勒歸無計”了。“功名早晚就”中的“早晚” 二字，說明他既想成就功名，又不急功近利的思想。同時，也用“裴度亦書生”回應了有人對他“書生”身份的質疑：唐朝的裴度也是一介書生，不是同樣能在戰場上建功立業嗎？

　　其實，在《上攻守二策狀》之前，他已經連續寫了《請修復城寨奏》《乞先修城寨未宜進討奏》《乞於沿邊諸寨置榷場奏》等奏章，以求朝廷強化防御措施﹔而在此之后，他再一次上奏《再議攻守疏》，繼續推行他的防守思想：“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

　　范仲淹對積極防御戰略的堅決與執著由此可見一斑。也正因為如此，才最終得到了朝廷的認可。所以，從史料中，很少見到他在慶州任上有關軍事行動的記載，更多的則是關於修城筑寨的故事。《慶陽縣志》稱，范仲淹知慶州期間，在環慶一路，就修筑城寨28座、烽火台44個。

　　1041年冬天，對范仲淹來說，是一個自信的冬天，一個樂觀的冬天。

　　1042年春天：喜悅的《城大順回道中作》

　　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見花。

　　將軍了邊事，春老未還家。

　　范仲淹到達西北前線后，通過實地調查，依據國力和兵力現狀，很快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方針：反對深入西夏境內發動大規模的攻擊戰，主張訓練邊塞軍隊，鞏固邊防，打一場持久的防御戰。修城筑寨即是踐行積極防御戰略的措施之一。而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大順城。

　　關於大順城的修建，《宋史·范仲淹傳》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慶之西北馬鋪砦(同寨)，當后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

　　馬鋪寨是后橋川的出入口，而且在西夏地盤之內，戰略位置十分重要。范仲淹計劃在馬鋪寨筑城，但事先就想到西夏一定會前來爭奪，於是秘密派遣兒子范純祐和蕃將趙明搶先佔據馬鋪寨，之后又帶兵相隨。但是，各位將領並不知道要去干什麼，一直到了柔遠(今華池柔遠鎮)，才告訴他們要在馬鋪寨筑城。筑城的工具早就准備好了，所以隻用了十天時間就大功告成，這就是著名的大順城。西夏發覺以后，出動三萬騎兵來奪城，並假裝失敗，范仲淹對這些伎倆早有防備，告誡將士“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后來發現果然有重兵埋伏。夏軍之計被識破以后，就倉皇撤退了。

　　柔遠自宋以來從未改名，也一直在慶州之東北。所以，《宋史》所謂“慶之西北”應該是“慶之東北”。華池縣地方歷史文化研究專家郭含殿先生認為，今華池縣山庄鄉境內的二將城古城即是大順城故址。據說，1991年以來，從那裡挖掘、撿拾到上面有“大順城官”“大順城”字樣的殘瓦已有10多塊，且字體、形制不一。劉文戈先生認為，這是確認大順城故址的有力証據之一，但這些瓦塊可能並非范仲淹當初筑城時所用。

　　馬鋪寨新城竣工以后，立即報告了朝廷。宋仁宗非常高興，親賜“大順城”之名。宋代大思想家張載也專門寫了一篇《慶州大順城記》，說大順城“深矣如泉，巋然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這也成為成語“百萬雄師”的出處。之后，范仲淹又招募當地百姓輪流守衛大順城，平日，在家耕種土地，農閑訓練﹔戰時，官家提供兵甲器具，參與作戰，大順城因此成為阻擊西夏南下交通要沖上一個可攻可守的堅強堡壘。《宋史·范仲淹傳》說：“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這一切，都是范仲淹的功勞，所以，當時西北有民謠雲：“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這首詩作於從大順城回慶州的途中。前兩句寫景，姍姍來遲的春花，為荒涼的邊塞增添了一份亮麗的色彩。后兩句言志，大順城筑成后，了卻了一樁“邊事”，所以就不自覺地想家了。但是，跟“濁酒一杯家萬裡”相比，“春老未還家”則是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大順城在宋夏、金夏紛爭兩個時代，都發揮過重要作用，到了元代才失去其守御功能，變成了一座廢城。現在，更是殘垣斷壁，荒草叢生。但是，作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仍然有它的魅力。當地百姓和來這裡旅游的人，仍然願意以此為背景拍照留影。

　　1042年春天，對范仲淹來說，是一個多彩的春天，一個歡快的春天。

　　范仲淹父子三人四知慶州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教育家、文學家。蘇州吳縣(今屬江蘇省)人。24歲舉大中祥符進士，歷任秘閣校理、吏部員外郎，知陳州、蘇州、開封府等，因忤丞相呂夷簡，被罷知饒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自薦戍邊，開始了他三年多時間的戍邊生涯，其中知慶州一年半時間。

　　范仲淹有四個兒子。大兒子范純祐隨父守邊，參與修建了大順城﹔二兒子范純仁在宋神宗時兩知慶州﹔四兒子范純粹在宋哲宗時知慶州達五年之久。范仲淹父子兩代三人四知慶州，並均有惠政，與慶州結下了曠世奇緣，留下千古佳話。

　　范仲淹寫在慶州的《勸農》詩

　　明嘉靖三十五年《慶陽府志》載有一首范仲淹寫的《勸農》詩。這首詩在《范仲淹全集》未收入，可視為范仲淹在慶州時的一首佚詩：

　　烹葵剝棗古年豐，

　　莫管時殊俗自同﹔

　　太守勸農農勉聽，

　　從今再願誦豳風。 本報記者 尚德琪 李欣瑤 先朝陽

(來源:甘肅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