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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中法開戰 清大臣張佩綸不作戰備倉皇逃竄

2014年03月05日09:04    來源:文匯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1884年中法開戰 清大臣張佩綸不作戰備倉皇逃竄

張佩綸致李鴻藻手札 選自“一紙飛鴻——上海圖書館館藏尺牘文獻精品展”

  去年11月,上海圖書館舉辦了“一紙飛鴻——上海圖書館館藏尺牘文獻精品展”。我應邀前往觀摩,大有收獲。

  我研究翁同龢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翁同龢喜愛碑帖字畫,從研究他的需要出發,也順便對他以及明清以來的書法家,如董其昌(香光)、成哲親王(永惺)、吳偉業(梅村)、錢泳(梅溪)、錢謙益(牧齋)、鐵保(冶亭)、蝯叟(何紹基)、濠史(楊沂孫)、潘祖蔭(伯寅)、李文田(仲約)等數十人的書法予以關注。這次展出的尺牘大致分為書法名家的手札和名人書翰兩類。尺牘是書法藝術的一種表現形式,但對我們從事研究的學者來說,除了欣賞書法藝術的美之外,更看重尺牘中所反映的內容。尺牘的內容一般要比公牘來得真實,尤其是“名心叩”、“付丙”之類的尺牘,往往為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圖書館、檔案館無法看到的內容。

  這次展覽中,張佩綸致李鴻藻的密函引起了我的重點關注,它涉及晚清朝局中許多的人與事。不了解內情的人也許一眼而過,但從研究的角度出發,完全有對它進行一番解讀的必要。密函原文如下:

  “狀元張謇乃吳提督長慶幕客,與朱銘槃、范當世稱通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處課讀。三怪伎倆不同,其為怪一也。吳小軒卒於軍中,張及其弟?干沒餉銀七千余兩,經其部將黃仕林察出,理諭不聽。黃本粗直人,怒而之屋中,欲加刑訊,經袁子久輩調處,始吐實繳出若干、彌補若干完結,一時有黃祖殺正平之嘲。后中南元,吳縣、虞山均亟稱其才華,氣焰復振。在籍處一小講席,干預公事,武斷鄉曲,每將吳縣、虞山所致書懸諸廳事以傲人,聞亦嘗就虞山之館,則鄙人久出都不知其詳矣。要其品則與浙之徐琪一類也。此次中式,聞出公手,批‘充暢、飽滿、詩可’六字。渠告人雲,公見之抱歉,稱為季直先生。此合肥所聞。鄙人雲:公斷不學此時派,非老輩從未稱以先生,豈其老而學虞山調乎?!不值一噱。鄙人局外,何暇品題時流,取三五少年之怒,特此輩鬼蜮不可不知,祈公知而疏遠之也。蕢狀。”

  密函涉及多人,為了說清密函出籠的背景,不妨先將他們的事跡略加介紹。吳長慶,字筱軒,一寫小軒,安徽廬江(今合肥市)人。1855年奉巡撫福濟(元修)之命,率廬江團練,參加鎮壓太平軍。1862年率所部慶字營隨李鴻章到上海鎮壓太平軍。次年正式隸屬李鴻章。因為不是李鴻章的嫡系,雖官至總兵,仍備受排斥,頗不得意。加上飽聞淮軍中種種“劣跡”,始終與李氏保持一定距離。因系諸生出身,雖在軍中,十分愛才。張謇系其好友孫如錦介紹,被招入幕。張謇出身貧寒,為人純孝,長慶待之如先生,專門在軍營旁造屋數間,讓張謇讀書,並教讀其子弟,其中也包括袁甲三的子、侄在內。袁保齡,字子久,系袁甲三次子,官至道員。長子袁保恆,字小午,進士出身,官至戶部侍郎,是翁同龢任戶部尚書時的同值。咸同之交,袁甲三督辦淮北軍務,翁同龢的兄長翁同書任安徽巡撫,兩人關系密切,所以,翁袁兩家早有往來,袁氏兩兄弟常常出入京師翁宅。袁世凱,字慰廷,是袁甲三的侄子,當時也在吳營受教於張謇,這也是后來張袁兩人結緣之始。吳長慶除了禮遇張謇,深知其貧困,在經濟上時不時予以接濟。吳氏對張謇、張?兄弟的關愛照顧,引起了黃仕林等赳赳武夫的不滿。1884年吳氏病死金州防營后,黃氏一伙遂制造了勒索迫害張氏兄弟的一幕。袁保齡深知其中內情,所以,對張謇、張?兄弟格外關顧,對黃仕林的辱張之事表示強烈不滿。張謇曾於1882年8月,隨吳長慶軍入朝,鎮壓兵變。事后他寫了有關解決朝鮮問題“六策”,呈送李鴻章,希望其轉奏朝廷,卻遭到李氏否決。張謇從此認定李氏並非“靖邦定國之才”。“六策”雖未上達,但在京師官員中很快傳開,引起了潘祖蔭(今蘇州市吳縣人)、翁同龢(常熟人,虞山代指翁氏)的關注,待知其為人純孝,便有意栽培。1885年張謇考中“南元”,成為舉人。后在江蘇贛榆、崇明(今屬上海)書院掌教。1894年4月,為了慶祝慈禧太后六旬萬壽,清廷特地舉行恩科會試,張謇殿試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是科主考官為李鴻藻,副主考官為徐郙、汪鳴鑾、楊頤。李氏,字蘭蓀,直隸高陽(今屬河北)人。曾任同治帝師,官至軍機大臣、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是翁同龢的至好。翁同龢及其父翁心存均曾任弘德殿行走,與李鴻藻先后任同治帝師。光緒改元后,翁同龢任毓慶宮行走,授讀光緒帝。兩人同為軍機大臣,在中法越南問題交涉中,均主克修戰備,出兵越南,抗擊法軍侵略,對於李鴻章對法妥協表示不滿。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翁同龢、李鴻藻奉旨列席軍機會議,力主抗擊日本侵略,“佐少主,張國威”,支持光緒帝主戰。而李鴻章一味主和避戰,挽請英俄調停,對戰守未作充分准備,以致中國著著落后。文廷式、安維峻、張謇、余聯沅參劾丁汝昌膽怯,李鴻章談和避戰,要求將他們嚴懲。李鴻藻在軍機會上“抗論,謂合肥有心貽誤”。翁同龢力贊其說:“高陽正論,不得謂非貽誤。”要求對李鴻章進行“嚴議”。也就是在這一背景下,遠在天津李鴻章北洋大臣衙門中的張佩綸給李鴻藻寫了上面一封密信。

  密信對張謇的人格極盡誣蔑之能事,除了所謂的“干沒吳氏餉銀”外,辱罵張謇為“時流”,將其和范當世及李銘槃比作南通“三怪”,甚至喻為徐琪一流。徐琪即徐祺,字花農,號玉可,進士,浙江杭州人,杭州詁經精舍肄業,原本是翁同龢的門生,為人好投機取巧,為士林所瞧不起(這點張佩綸比徐祺有過之而無不及)。密函將張謇等主戰官僚斥責李鴻章主和避戰誤國的正當行為說成是“鬼蜮”行徑,同時對翁同龢和已故的潘祖蔭也一並加以譏評,實際上是對翁同龢李鴻藻等主戰、“斥李(鴻章)主和避戰”的不滿。密函全篇所寫內容都來自“合肥所聞”,實際上也反映了李鴻章對李鴻藻和翁同龢以及張謇等主戰派的不滿。這封密函是否出自李鴻章的授意,已不得而知,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張佩綸本人善於見風使舵、投機取巧的品格很有關系,盛昱(伯熙)在1884年一次評量當朝人物時,就“力詆張幼樵(指張佩綸)一‘巧’字”。

  張佩綸,字幼樵,一字繩庵,又字蕢齋,直隸豐潤(今河北豐潤縣)人。同治進士。光緒初年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與寶廷(竹坡)、吳大澂(清卿)、陳寶琛(伯潛),號稱“清流派”,奉“高陽(李鴻藻)為領袖”。李氏為同治帝師,言行舉止朝野矚目,所以,與此輩交往比較謹慎,於是張佩綸遂改投李鴻章。平日言大而夸,專肆彈劾權貴。1880年1月,翁同龢侄子翁曾桂都察院漢員京察列為一等。當時列為一等的漢員還有余上華、胡聘之、馮爾昌、林拱樞(林則徐后人)。張佩綸立即上奏彈劾,以翁曾桂既非科甲出身,又非刑部提調,作為大員子弟不應列為一等,矛頭直指翁同龢。嗣經吏部、刑部查照則例,認為翁曾桂京察一等“合例”,廷旨“毋庸置議”,直到此時,張佩綸才無話可說。翁曾桂在刑部任職十多年,著名的“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一冤案就是由他具體審理了結的。以資歷,以功勞而論,京察一等名實相符,張佩綸上奏彈劾,意在“邀譽”。

  1884年張佩綸被派往福建,會辦海疆事務。7月15日,法國艦隊強行闖入馬尾港,張佩綸不作戰備,並禁止港內福建水師艦隻移動和添配彈藥,自縛手足,聽任法國艦隊與福建水師同泊港內長達一個多月。19日,法軍提出撤兵、賠款的最后通牒,被清廷拒絕。中法海軍交戰在即,張佩綸仍不作迎戰准備。23日,法國艦隊向福建水師艦隻發炮,福建水師未及升火起錨反擊,在不到半小時內,即被擊沉七艘艦船,官兵傷亡七百余人。馬尾船廠亦被法軍轟毀。張佩綸聽到法軍轟擊福建水師的炮聲時,正在午睡,未及整裝,“身著短褲赤腳逃三十裡”,在仆從的護衛下,驚慌失措逃往鼓山彭田鄉一家祠堂躲避。鄉民氣憤不過,准備夜裡放火燒死他,嚇得他連夜再逃。

  事后,他向朝廷謊報軍情,並雲船廠未毀。但福建在京官吏很快將他棄軍逃跑的情況報告了朝廷。奉旨鎖拿進京治罪,被遣戍張家口軍台。未及期滿(一說期滿),李鴻章將他贖回,並將己女嫁給他。其時張氏已是四十開外的年紀,又結婚多次,所以,李家子女對這場婚姻都不表示贊成。張佩綸成了李鴻章女婿后,為李鴻章謀劃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張佩綸之所以致李鴻藻密函,是想利用當年他與李鴻藻的關系,說明自己仍然效忠於李鴻藻,以便日后徐圖再起。同時也通過密函反映他與李鴻章對主戰派的不滿,要李鴻藻與翁同龢劃清界限,“不學虞山之調”,對張謇等主戰派的“鬼蜮”“不可不知”,須加防備,對主戰派“疏遠之”,借此達到離間李鴻藻和翁同龢之間關系,分化瓦解張謇等主戰派官僚的目的。密函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甲午戰爭初期李鴻章同李鴻藻、翁同龢等在和戰問題上的分歧。

  張佩綸在北洋衙門內的種種干預活動引起了御史們的不滿。9月11日,御史端良參劾張佩綸干預公事,請驅令回籍。奉旨:“張佩綸獲咎甚重,發遣釋回,猶復在李鴻章處干預公事,實屬不安本分。著李鴻章驅令回籍,毋許逗留。”直到此時張佩綸干預朝政的活動才告終止。此后他移居南京,坐待時機而起。

  張佩綸致李鴻藻的密函后來輾轉到了廢帝溥儀手裡。溥儀看后,批了“識微鑒遠”四個字。這四個字同樣耐人尋味,大有針對翁同龢和張謇的意思。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李鴻章之子李經邁避居上海。看到1875年(光緒元年)翁同龢致上海道馮焌光的兩封函札后,旁批:“此信當作於光緒元年,時值穆宗(指同治帝)大喪,常熟(指翁同龢)與醇賢親王(奕)奉命相度陵地,故有遵化、易州之行。因憶余宣統二年直班西陵,寄宿野寺,見壁間常熟題詩殆遍,與醇邸唱和者居多,推崇備至,用以結納皇帝本身父,尋有毓慶宮授讀之命。嘗謂同、光、宣三朝聖學不如道、咸以前,師傅諸臣已不能寬其責備,況離間母子,援引康梁,邪說一興,國本動搖,不僅清室以墟,滄海橫流,且不知如何收拾,可勝慨哉!”直將清朝滅亡歸咎到李鴻藻、翁同龢等書房師傅頭上。張謇在辛亥革命中贊成共和,參加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擔任實業總長,並代為起草了宣統帝退位詔書。這對退位的廢帝來說,當然不會有什麼好的心情,所批“識微鑒遠”四字,顯然是對張謇附和辛亥革命、贊同結束清朝統治有感而發的,這也讓我們進一步看清張佩綸這封密函所起影響是如何的深遠。

  謝俊美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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