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島剛曾任朝日新聞駐台北特派員。
近年來,外國記者書寫中國的圖書,引發業界和讀者的關注,如《尋路中國》、《江城》、《打工女孩》等。這些曾在中國生活工作過的記者們,用各自的視角及著眼點,書寫著其憑借職業敏感與個人興趣把握到的當代中國氣息。近日,曾任朝日新聞駐台北特派員的野島剛,攜手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了從他關心的視點——故宮出發的新書《兩個故宮的離合》,書寫其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及當下社會的理解與觀點。
日本人眼中故宮有很大象征性
北京晨報:近年來國外記者寫中國的題材不少,往往通過一個切入點,以不同角度寫中國。您為什麼想通過故宮題材來寫?
野島剛:我是日本人,日本人,包括我,對中國的文化、文物,原本就有巨大的興趣,有崇拜的感覺,對我們來講,故宮是個非常有象征性的地方,如果要看中國的文物,覺得一定要去故宮,當然其他的博物館也有很多好的文物,但就我們的感覺而言,故宮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而且有一種神秘感。當時決定寫,是因為我人在台灣,台灣由於兩黨執政的變化,台北故宮的定位也有所變化。日本人幾乎完全不知道故宮這樣的變化,幾乎日本媒體、外國媒體沒有報道過,我第一個理由是要報道在台北故宮發生的變化,想把它寫成一本書。但只是在這段時間的事情,沒辦法寫成一本書,所以把書的內容寫到清朝末期到現在,故宮的文物和中國人為了文物的做法,內容還包含了現代中國文物的回流現象,還有一些在故宮本身發生的變化。
中國人在文物中有期待與理想
北京晨報:外國記者喜歡通過某個切入點,看當代中國的變化,表達自己的感受,您希望表現當代中國的什麼狀態?
野島剛:通過故宮這個主題想要描述現代中國人對文物的期待和理想。因為採訪過程中我發現,文物回流現象很明顯和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中國開始強大之后民族自豪的感受有很大關系。人有飯吃、有衣穿之后,需要尋找一個心裡滿足,文物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在這裡能看到回流中的感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圓明園十二生肖銅獸首的事情,無論是花很多錢,甚至要在國際拍賣會上使其流拍,外國人對這些可能有一點不理解,我也是慢慢在后來的採訪中發現中國人的民族情感與文物的聯系。
中日對“文物有靈”的感受不同
北京晨報:您書裡這樣的描寫很有意思,“從日本流出海外的文物應該也不少,但是似乎沒有日本人秉持相同的信念。”
野島剛:近期在日本有一次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的大規模日本文物展覽,真的很多人去看。那是日本明治時代,有人看到日本文物非常便宜,大規模買下帶回美國。這些文物非常寶貴,裡面一些文物在日本是沒有辦法看到的,在日本辦一屆這樣的展覽,我想會不會有一些聲音去批評那個時代的日本人?有一些人不開心?或有一些聲音去表達希望挽回這些文物?但這些方面一點都沒有,大家就是高高興興去看,沒有其他。我想原因就在於,日本人喜歡文物、重視文物,但沒有把文物與民族的靈魂聯系起來,文物是文物,寶貴是寶貴,但沒有就算了,與生命、民族的命運沒有關系。中國人覺得文物有靈,這個感受日本人是沒有的。
北京晨報:這有點兒讓人意外。
野島剛:日本人的性格是守規矩,喜歡把一個東西保管得很好。很多文物,比如唐代傳到日本的文物保存得很好,那是由於日本人的性格比較傾向於保存東西,一代代傳遞下去。但這些只是手上有個東西就好好管理、好好保管,只是與某種生活觀念相關。
運送文物是為了維護“正統”
北京晨報:您在書中寫到國民黨當時在戰亂中運送文物,從北往南,從南又往西,后來又跨海運到台灣,但有提到一句,“如果是日本人,大概就是挖個密道把文物藏起來,或是丟掉文物先逃命。”
野島剛:那種運送文物的過程,好像文物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這與日本人是不同的。
北京晨報:書裡提到國民黨如此大規模地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運送文物,是為了維護“正統”之意,這樣的結論,也是您漸漸得出的吧?
野島剛:蔣介石把文物運到台灣時,國民黨是處於危機之時,那時還要花那麼大人力物力把文物送到台灣,這也是我當時接觸台北故宮這個主題時的一個疑問。故宮的一些負責人公開說明要保護文物、中國傳統的光榮的歷史等,他們一直強調這些話,不過回到過去故宮搬遷文物的時代,這些努力有點超乎我們的想象,為什麼這麼做?於是我回顧中國以前的歷史,發現很多王朝在打仗時管不了文物的事情,但戰爭結束后就開始收集文物,應該可以了解到,對中國人來說,這是証明自己是正統的很重要的事情。因為中國太大、太復雜,有很多不同的民族,口頭上說自己是正統沒辦法相信,因此用文物來証明。這種對文物的觀念,從過去到現在漸漸形成,這對我來說是個很驚訝的發現。
北京晨報:但您在書中也提到日本的“三種神器”。
野島剛:這三種神器“鏡、玉、劍”是一種神話的東西,神話裡,擁有這三種神器的人才是真命天子,其實很多人沒有看見過神器。書裡也提到日本萬世一系的天皇家族,天皇對日本人來說像空氣和水一樣,不用証明。中國歷史上很多皇帝本來是異民族和農民,沒有貴族背景,而日本歷來是貴族統治的國家。
日本人難理解文物帶來權威
北京晨報:這本書在日本出版后比較普遍的評價是什麼?
野島剛:日本人的評價與在中國的評價是不同的,文物帶來權威、正統這部分,在日本的反映沒那麼多,可能他們很難理解,抓不到這方面的重點,不過這恰恰是這本書最想討論的事情。反而他們對故宮文物流轉的歷史表示出興趣,因為他們之前沒有看過,故事性又比較強。對在當前中國形成的文物回流現象,此前流出中國的文物又被中國人買回去,他們對這一點也表現出興趣,因為日本人心目中,中國開始強大,之前圓明園獸首的事情在日本也是大新聞。
在日本《三國》《水滸》很暢銷
北京晨報:您書裡也寫道日本人對故宮本身很感興趣,第一次到北京旅游,非去不可的景點就是紫禁城。
野島剛: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要學書法、歷史等與教養相關的部分,這部分很多是受到中國的影響。從小受到的教育對中國文化有強烈的印象,也當然知道故宮是中國文化的一個代表。而且很有意思的是,無論中日關系如何,在日本,中國的歷史書很暢銷,不斷有《三國演義》的動漫、漫畫﹔《水滸傳》的小說,日本人在此基礎上改寫的一部《水滸傳》小說,融入武士概念,也有很多人去買。這種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不會消失,不會受影響。不過其實也有一種現象,因為中國文化、歷史對日本人的影響太大,到了中國,日本人去看文物、文化和歷史的地方,就滿足了,不會去看當代中國人生活的樣子。
北京晨報:這本書此前在台灣出版后反響較大,您自己總結原因之一是寫書的是個日本人,提供了一些不同看法。
野島剛:我承認這一點。故宮、文化對中國人來說是個比較核心的問題,一個外國人寫有點奇怪。並且講故宮的書很多,不過把兩個故宮放在一個桌子上來談,可能是比較不容易做到的。可能也覺得書裡的一些分析和評價,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視角。
本版撰文 晨報記者 劉婷
(來源:北京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