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伏羲曾制作四川古琴 司馬相如諸葛亮琴學造詣高

　　在四川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習時，唐中六最愛去聽喻紹澤老師彈古琴。后來，他一邊跟隨喻老師的外孫曾成偉學琴，一邊潛心於琴學研究。地域琴學的研究相對薄弱，唐中六的《巴蜀琴藝考略》一書，為川派琴學研究開了一個頭。

　　處女作：熬鍋肉熬得起卷卷

　　我這輩子和古琴有緣，但我的家庭和古琴沒什麼關系。父輩是巴山“背二哥”，我1936年出生在南江縣一個山窪窪裡，是七個兄弟姊妹中的老大。父母生活特別苦，但很希望娃娃有出息，再困難還是送我去讀了書。在我們小場鎮附近的文昌宮裡，我念了幾年私塾。

　　13歲時，家鄉來了解放軍，我愛跟解放軍學這學那，好奇得很，也靈醒，照著他們的胡琴，找來家鄉隨處可得的竹筒，再從街上屠夫那裡搞一塊豬后腿皮蒙在竹筒上，裝上柱子和兩個把手(調弦柱)，搓兩根一粗一細的麻繩作弦，就開始學起來。雖拉不出調子，但很開心。

　　1952年我參軍，在部隊上頓頓吃得飽，感覺真是解放了。走到重慶就聽說朝鮮已經停戰，我們被整編到了成都。我那時特別活躍，愛唱歌，唱家鄉的放羊歌、割草歌、蒿秧歌之類民歌，參軍第二年被選到宣傳隊，跳舞、唱歌、打快板，都要學。四川軍區文工團有老師來教我們小提琴、手風琴。

　　后來我進了軍區文工團，不久參加西南軍區匯演，我有兩個節目得獎。一個是我用四川花鼓詞寫的《我們的炊事班》，一句“熬鍋肉熬得起卷卷”惹得滿場歡笑。這是我的第一個創作，那年16歲。另一個是我們部隊集體創作的《板車號子》，用成都民歌反映板車搬運工人的生活，非常有氣魄。

　　1955年隨部隊到藏區，我在政治部工作。1958年復員，正好西南音樂專科學校(后更名為四川音樂學院)招生，我趕緊請部隊政治處寫了封介紹信，到重慶考試。兩個月后收到入學通知書。進入音樂學院，是我一生很重要的轉折點。

　　我憑小提琴考的音樂學院，進校后決定去作曲系學創作，先后創作了鋼琴獨奏曲《主題與變奏》《賦格曲》《船歌》《舞曲》、民族器樂曲《巴山春早》《羌寨風情》等作品。我進校后才開始學鋼琴，隻能夙興夜寐，苦下工夫。畢業時很想去西藏，對西藏有感情，但學校把我留下了。

　　結緣古琴：邊學琴邊研究琴學

　　最早接觸古琴，是在喻紹澤先生進四川音樂學院后。在學校念書時我就愛去聽喻老師彈琴，后來和喻家同住學校宿舍懷園，聽他彈琴的機會更多了。一聽喻老師彈琴，心就靜下來了。喻老師雖然名氣大，但總是平易近人，很有修養。他一生伴隨古琴，把琴心和人心、琴德和人德結合得很好。

　　1977年，我到成都市歌舞團(后來的市歌舞劇院)任團長。有一年去北京參加全國音代會和文代會，深深體會到民族音樂的重要，想在四川建民樂團，得到呂驥、李凌先生大力支持。經多方努力，成都民樂團1985年成立。1988年呂驥先生來成都調研，他建議西南地區應有自己的民樂團，應好好扶持古琴。我從那時開始注意古琴的研究。

　　做音樂我是科班出身，搞學術研究可真是個“草根”。看到當時古琴不景氣，希望能做一些推動。讀了些琴譜、琴書后，我萌生一個想法：用一本書梳理四川琴派，從琴史學的角度理清巴蜀古琴傳承發展的脈絡。

　　為了搜集巴蜀琴藝的文史資料，我遍訪古巴地和古蜀地。古琴是文人的心愛之物，所以關於古琴的典籍文獻特別多，除了歷代琴譜，我查閱了上千部古代典籍和各朝史書、筆記小說。

　　喻老師對我影響很深，但我具體學琴，是跟喻老師的外孫曾成偉先生學的。曾老師對我非常好，背著琴騎自行車來我家給我上課，那是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已開始古琴的調查研究了，一邊學琴一邊做琴學研究。除了文獻整理，我花五年時間走訪了60多位琴家。2005年，我決定把已有的研究呈現出來，這就是《巴蜀琴藝考略》這本書。

　　四川琴史：可以追溯到伏羲

　　四川古琴的歷史很長，可以追溯到伏羲，《禮記》《琴操》《孝經》《爾雅》等都有關於伏羲制琴的記載，伏羲是古巴國閬中人。兩漢、三國時四川出了不少琴家，司馬相如、揚雄、諸葛亮等，琴學相當有造詣。巴蜀出土的大量琴俑，漢畫像磚、摩崖造像、岩畫上，有許多琴樂圖。親眼見過60多尊琴俑，得到過崖墓或石棺的琴樂舞拓片若干幅。雲貴川是漢代琴俑最集中的地方，四川、重慶出土了近百尊東漢撫琴俑。我收藏的幾尊漢琴俑，極為傳神，有的彈琴手法和現代琴技一模一樣，真是神奇。目前出土的漢代琴俑都是隨葬品，琴在當時就和官員、士人有很深的關系，彈琴成為漢代巴蜀文人的某種身份標識。

　　唐代經濟昌盛，大批文人游走巴蜀，詠誦巴蜀琴藝的詩歌層出不窮。流傳到今天的琴器，最能直觀說明當時巴蜀琴藝的高妙。《四川通志》記載：“琴最於蜀，制者數家，唯雷氏而已。”雷氏家族斫琴，延續十一代。我國今存唐琴不超過18床，其中雷琴就有七八床。

　　說到宋代琴藝，當然首推蘇東坡了。蘇氏父子記述琴藝的詩文很多，還有《雜書琴事》《樂城集》等琴藝專著，將宋代的琴意、琴境推到最高境界。明清時，琴藝活動的中心轉向江浙。清朝大規模移民，使巴蜀文化、荊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在一起了。

　　川派古琴一般認為是張孔山開宗立派，張孔山是咸豐、同治年間的江浙道人，他的師傅是浙江著名琴家馮彤雲。《四川通志》記載，1851年張孔山游方到四川青城山中皇觀，做了十年道士。光緒二年(1876年)他在四川編定《天聞閣琴譜》。大概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在江漢之間游歷。此后不久有《天聞閣琴譜》新本問世，琴界稱“《天聞閣琴譜》第二版”。

　　張孔山對《流水》“七十二滾拂”技法的再創造，對川派風格的形成及其他流派對川派的認同產生了很大影響。我發現成都葉介福家族、華陽顧玉成家族、新都魏智儒家族和什邡劉應琨家族，與張孔山的交往最為密切，這四個家族的琴藝傳承也都將張孔山視為宗師。川地的自然山水、人文習俗是張孔山琴藝升華的背景，他和川中琴人及其他入川琴人所傳琴曲，成為川派形成的基石。張孔山是其中的突出者，故尊稱其為川派宗師。

　　和張孔山同時入川的江浙琴家不少，曹稚雲、錢綬詹、馮彤雲先后來到巴蜀。江浙琴人和川渝地區琴人，常在青城山、新繁龍藏寺和新都桂湖琴館聚會。

　　清咸豐、同治年間，曹稚雲、錢綬詹、馮彤雲、張孔山等從江浙來，鐘情四川琴藝，和本地琴人交流融合，使四川琴藝得到很大推動。1850年左右《百瓶齋琴譜》問世，1876年《天聞閣琴譜》問世，以“七十二滾拂”《流水》為代表的一批琴曲廣為傳播。外來琴家和巴蜀琴家經過融合，逐漸形成以張孔山、唐彝銘、葉介福、魏莫愚等為代表的琴人群體。

　　雅集：群賢畢至傳承川派古琴

　　民國以來，古琴在巴蜀地區的傳承相當繁盛。成都有三個大家常去的雅集場所：裴鐵俠家“雙雷齋”﹔東郊龍琴舫先生為主的一幫琴友圈﹔喻紹唐、喻紹澤家。清末民國到新中國成立，這三個活動中心為川派古琴的傳承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上世紀90年代前，全國琴社隻有十幾家，1995年后發展到40多家。2011年，僅成都附近就有24家琴館、琴社，彈琴人數3000左右。我們成都的幾次“國際古琴交流會”，對古琴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我當年學琴用的第一張琴，是何明威先生斫的一張仲尼式，此琴音色清越鬆透，我常隨身邊，把它命名為“自愛”。開始學琴時認識了一些斫琴家，到各地考察時也遇到一些好琴，機緣到了我就請一張。中國當代斫琴名家的琴，應該說都有了。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張老琴是1987年收的，也不算很老，西安李明忠先生鑒定是康熙年間的。桐木做的，型制獨特，既不是蕉葉式、落霞式，也不是連珠式，又仿佛有這幾種琴式的影子。

　　古代不少琴人既能彈琴又能做研究，這種傳統應該被繼承下去。這幾年關心古琴的人越來越多，四川成立了“川派古琴研究學會”，古琴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必須要有人來做學術研究，否則古琴文化就會萎縮。

　　全國琴藝的概述性和琴史類的著作已經很多，學者們應該在其他方面更深入地研究。研究地域琴學的人還是太少，中國那麼多流派，每個流派都應該被特別關注。我那本《巴蜀琴藝考略》，算是為川派琴學研究開了一個頭。現在手上有四本川派琴學的書正在做：《秋蟬鳴黃鐘》是我讀古琴的一些心得筆記和故事﹔《琴清英》是2011年非遺節琴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三本是《川派古琴曲集》﹔第四本書《當代琴家書信集》，是很有史料價值的文獻。

　　內容源自三聯書店《蜀中琴人口述史》 唐中六/口述 楊曉、董雯雯/整理編撰

(來源:成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