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人王小魯：電影政治處處都是，你要留神參與

　　王小魯是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博士，攻讀中國電影史研究，資深影評人。他認為，人們談到政治，往往會固定化地認為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權力分配，但在古希臘，政治的概念是“城邦”，即人們在公共空間內通過言說和行動管理社會。在今天，強調電影脫離政治的娛樂，本身也是一種政治。“現在的大環境是充分娛樂和充分市場化，但沒有特殊的政治環境和社會形態，不可能出現這麼大量的純娛樂產品，兩者是暗合的。純娛樂並不是不帶政治性，它是一個政治表象。”

　　王小魯在新作《電影政治》中探討“電影政治”在中國當下電影的表現，並借此追尋當代電影敘事的秘密軌跡。電影政治是王小魯在電影梳理過程中提到的新概念，它不僅揭示了電影政治和我們個人之間的關系，還幫助更多的觀影者理解創作者為什麼這麼拍電影，或者電影為什麼呈現如此的形態。它不僅可以鍛煉我們的智力，還可以讓我們在電影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掌握某種主動權。

　　記者：您覺得您的新書《電影政治》的意義何在？

　　王小魯：中國電影產業自上世紀90年代蕭條之后，再次卷土重來，當下中國電影產業熱鬧起來，娛樂片呈現了非常巨大的提升幅度，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提出的“電影政治”的概念也許具有一種啟發性，而且這個概念也可以看作是理解中國百年電影歷史的通道和窗口。我們不應該反對娛樂，我們該如何看待當下的娛樂至上的現象？即時比較純粹的娛樂電影裡面，也有文化品味的較量，有藝術判斷的相互商榷，有社會判斷的差異。在這些差異裡面對話，就是電影政治。

　　記者：你所提到的電影政治與我們理解的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有什麼不同？

　　王小魯：在我們的傳統裡，我們更熟悉中國式的政治概念，它指一種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是自上而下的權力分配和社會控制。但是政治在古希臘那裡是城邦的意思，大家知道古希臘城邦生活曾經被看作是珍貴的世界性遺產，它指生活在城邦裡面的人們在廣場或者其它公共空間裡面，通過交談和行動，共同管理自己的生活和社會以及國家。

　　電影政治其實是文化政治的概念。這本《電影政治》的出版，似乎我是第一次明確提出“電影政治”的概念，並且強化了對這個詞語的使用，因為它是作為書名出現的。很多人也因此關注我的這本書。這本書其實不是高頭講章，不是系統講述這個概念，而是一些電影政治實踐的具體案例。涉及了很多人，比如賈樟柯、王小帥、張藝謀、張元等人。

　　我覺得電影政治也同樣包含兩個到三個方向，一個是鼓勵觀眾對於強行扭曲電影敘事的外部力量進行辨析並表達自己的意見，希望作為接受者有一種解魅的能力。另外一個則是推動電影作者實現自己的表達權。另外，管理者、電影導演、觀眾、評論家等一起塑造了中國電影的文化環境，電影其實為大家提供了交流的詞匯，我們可以自由表達觀點，尊重自己的感受，磨煉自己的思想，從而形成更為自由的電影環境。尤其是最近幾年中國電影發展從產業上來說，進入了一個相對的黃金時期。這個時候，電影的能量巨大，我們最好不要浪費和忽略電影為我們搭建的公共討論空間，那正是所有人參與電影政治的機會。

　　記者：作為影評人，您的批評視野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您期待讀者從《電影政治》中讀懂什麼？

　　王小魯：我覺得我的評論和大家不同，我的角度更多，我不排斥藝術解讀、技術分析，但是僅僅藝術解讀無法分析中國電影的諸多現象。比如對於《小時代》的分析，我們用狹隘的本體論解決不了問題。我這些年更多做一些文化分析，這個研究方法不是從電影理論裡面學習來的，而是我覺得要真正了解一部電影，就得需要一個更為全面的觀察。對於電影和觀眾、電影和社會，電影和作者，電影和電影史之間的關系的考察，一直是我關心較多的。

　　我覺得《電影政治》讓這本書，我最想說的是，我們要屏棄舊的政治觀念，要逐漸熟悉一種自下而上的電影政治的觀念。這樣看電影、說電影就是一個既有趣味性又有挑戰性的活動，你可以從中獲得娛樂，也可以從中獲得其它東西，比如智力的鍛煉，這個過程非常鮮活，非常生動，《電影政治》是一個呼吁，其實是希望我們在電影文化活動的過程中，掌握某種主動權。

　　記者：您怎麼看待電影創作者和評論者之間的關系，現在電影評論似乎是一個開始興盛的產業，有專家的分析還有感性的評價，也有像自由知識分子個人理念的發揮，怎麼評價這兩者的關系呢？

　　王小魯：電影提供了一個對話的契機，一個機會，大家圍繞電影搭建交流平台，然后展開對話。各種對話都有意義，但是側重不同，有的貼近文本，有的不貼近，各有特點和價值。就像王小帥導演說的，“中國最欠缺的是有骨性的評論，有真正的敢說真話的，有一些敢說真話的可能水平不太夠，很可惜。” 我覺得有骨頭的評論家挺重要的，現在影評也是一個產業鏈裡的一環，我寫過好多王小帥的作品， 沒拿過王小帥的紅包。現在據說有紅包影評人存在的。我隻希望我們評價的時候堅持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要根據別人或者根據什麼東西去修正自己。當然品味和理解需要磨煉。

　　記者：影評人在西方，可能年輕的時候做一直到他年紀很大了一直在做，威望越來越高，他寫東西的准確度判斷水准一直是高的，作為資深影評人、電影學者，在中國做一個好的影評人感受如何？

　　王小魯：西方有個非常尊重文化的環境，有一些國家好像是某些媒體養一些專欄作家來寫影評，前幾年美國也發生辭退影評人的事件，當時還是作為很重要的社會事件發布的。在中國顯然沒有這個環境，文化不被尊重。從過往的歷史來看，中國影評人最好的時間似乎是上世紀30年代，左翼影人他有地下黨組織支持，把所有的媒體控制起來發左翼影評，強烈的影響了當時大城市的電影文化環境，把左翼電影推上去。上世紀30年代是電影政治最好的案例。但影評人的地位一直很低，我記得有一個民國影評人，上世紀80年代寫回憶錄的時候，說如果我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什麼，就是他后悔了做了一個影評人，因為一個電影再爛，它都是一個作品，它都還會被人說，一篇影評寫的再好過一兩天就被人忘掉了。這個回憶錄對我觸動很大，我寫影評的時候，我也一直在做創作，我認為單純做一個影評人在中國來說非常的苦。

　　記者：您的書中有關於紀錄片的文章，請問怎麼看中國的紀錄片，前景是說隻能像《舌尖上的中國》那種不是很像紀錄片的紀錄片在電視台上播出，或者會有真正的產業化，以后能賺錢，能夠真正成為一股力量？

　　王小魯：《電影政治》裡面有一篇文章專門涉及上世紀90年代初到現在我們的紀錄片的。大約幾萬字。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們的紀錄片美學，就是講述小人物自己的故事，小人物每天物理性的生理性的生存，這個時候它是去政治化的，去政治化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當時我們去掉過去的意識形態化，先去政治化。到了宋庄這一代紀錄片是再政治化，這時候的政治化就是個人政治，就是我講的電影政治。這個變化脈絡非常清晰，我們可以說一下《舌尖上的中國》就現在社會來說，它是去政治化的紀錄片，很多觀眾也就是在這點上不滿意，從藝術價值上來說它其實也沒有什麼創新，它的法寶還是上世紀90年代“講述小人物的故事”，小人物早上起來怎麼挖蓮藕，它的技巧它的法寶還是上世紀90年代《東方時空》那部分紀錄片美學的一個傳承，但是它喪失了革命性。中國現在的社會如此巨大的轉型，中國的社會如此的豐富，誰來記錄真相？沒人記錄，這就是王宏偉他們做的事情的價值，就在於他通過策展，使得這些拍攝的人有了一個交流的空間，這就是他們拍攝紀錄片的動力。

　　記者：現在的觀眾可能會覺得電影是一種娛樂，你為什麼要把電影藝術或者純粹娛樂的東西和政治的關系扯的那麼近呢？

　　王小魯：電影可以是娛樂、藝術，也可以是政治，或者多種東西的交織。娛樂裡面當然可以包含政治，比如去年的《私人訂制》，裡面涉及貧富分化、官僚腐敗、環境污染，它很娛樂，但是你不能否認它很政治。電影和其它藝術形式不同，它的鏡頭逼真性決定了它在表現一種情緒或者強化一個觀念的時候，都在利用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和人們的日常經驗有一個對話，它反對什麼，引導什麼，這都是政治。

　　我的發表和我的言說，這就是我個人的電影政治。電影政治處處都是，你要留神參與。（記者 劉冰）

(來源:長春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