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錄從未間斷,而記錄的工具和手法一直在變化。結繩記事、倉頡造字、石刻、繪畫、攝影等手法的運用,豐富了記錄的形態和內涵,拓展了紀錄片的價值。
革命的工具不如工具的革命。由膠片攝影機到電視專業攝像機到DV機,再到具有攝錄功能的照相機、手機、平板電腦,一直到谷歌眼鏡,短短幾十年,紀錄片的攝制工具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並帶來了記錄功能、記錄主體的變化。這種變化的一個明顯趨勢是“跨界”。特別是在記錄主體上,從專業人士到非專業人士,從精英記錄到大眾記錄,這是一場了不起的跨界行動。我們看過去的歷史,更多看到的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才子佳人的歷史,鮮見普通民眾的生活史﹔今天,記錄的歷史和歷史的記錄正在被改寫,普通人的生存境況、喜怒哀樂成為人類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隨手拍”已成了今天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那句關於紀錄片的名言“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或許將變成“一個家庭沒有紀錄片,猶如一個國家沒有歷史”。
紀錄片的藝術手法和節目形態也在跨界。從真人紀實到真人秀,《變形記》《爸爸去哪兒》等電視節目沖擊著紀錄片的概念,《圓明園》《大明宮》《故宮》以真實歷史和真實歷史人物為藍本,卻以搬演為主要表現手法,也讓紀錄片可否有表演性的問題受到關注。從非虛構到虛構的跨界,幾乎動?了過去以真實為內核的紀錄片的理念。紀錄片《人類消失后的世界》,通過實拍鏡頭加上特技制作,以紀實的風格逼真地展現了隻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想象的事物:自由女神像倒塌,胡佛水庫堤壩決堤,紐約、華盛頓等大都市重新長滿森林,被人類踐踏得奄奄一息的地球重新煥發了勃勃生機,這些景象並未發生,可是它卻“真實”地呈現在屏幕上。人們並不覺得是在胡編亂造,恰恰感覺到它在思想上的震撼力。從真實(眼見現實現象)到真相(事物較為完整的整體)到真理(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紀錄片艱難而又堅定地跨越著。
與此同時,紀錄片產業蓬勃發展。既向資本市場跨界,眾籌、基金、上市公司等如雨后春筍,范立欣導演的《我就是我》開創中國紀錄片眾籌的先河,籌得700多萬元資金﹔也向電子商務跨界,火了“舌尖”,樂了飯店,前腳人文旅游紀錄片,后腳跟進的是旅游名勝區﹔還向地產跨界,跨向文化創意產業基地,紀錄片論壇、紀錄片導演工作室、紀錄片影像博物館、3D制作、創意休閑街區、紀錄片體驗館等,已呈現出產業集群的態勢。
眾多因素促成了紀錄片的跨界行動。快速發展的技術成為紀錄片跨界的急先鋒,媒介深度融合成為紀錄片跨界的必然趨勢,政府扶持為紀錄片跨界提供了制度保障,而當下人民大眾對紀錄片廣泛而多元的需求才是紀錄片跨界的真正推動力。新型消費群體的崛起,消費市場的細分及其變遷,用戶體驗新趨向,等等,已成為今天不可忽略的傳媒新形勢。如何由一到多,再由多到一,打通多渠道、多行業、多文化、多領域進行融合創新,是紀錄片適應當下生態的智慧生存方式。
堅守與跨界同等重要。紀錄片不論如何跨界,都不能丟了它的兩種基本功能:鏡子的功能和錘子的功能,鏡子映照著人類的生存境況,錘子敲打著人類的良知。這兩種功能是紀錄片的核心價值:對人類行為的真實記錄與深刻反省。紀錄片的跨界應彰顯而不是削弱、丟失這兩種功能。
《 人民日報 》( 2014年09月12日 24 版)